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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即國力

唯有徹底的、大刀濶斧的革命性教育改革, 才能挽回台灣漸失的競爭力, 培育出迎接二十一世紀挑戰, 有創造力、能調適、 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能自主實踐 而又會團隊合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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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纪?

僅在三、五年前,有不少的中外人士、學者專家,都對這個問題充滿了期許,或紿予肯定的答案。

三、五年間,世界局勢發生許多始料未及的巨變。

天安門的悲劇,敲醒了海內外中國人的大國夢幻。中國大陸,許多地方,原來仍然像滿清末年——落後、貧窮、愚味、腐敗,走後門套關係也只不過是一種新的封建。僅靠核彈和軍事科技暫時阻擋了另一次八國聯軍的可能。

隔了海峽,被譽為是中國的希望的台灣,社會的急功近利症集體併發,貪婪丶庸俗與淺薄,污染了「台灣經驗」的華服。競爭力漸失,經濟轉型困難,四十年蓄積的財富有日益消減的危險。

與台灣無關

而同時期,一九九二歐洲新霸權正急速形成;東歐與蘇聯也捨政治,取經濟,急切追求經濟實力的重建;日本的科技領先與經濟擴張已引起世人疑慮;自由世界的龍頭美國也急欲重振威力。

世界正在急速重整、變動、發展。「世界在變,但好像一切與台灣無關。台灣似乎越來越被抛在旁邊,」一位甫自歐洲採訪回來的資深記者,眼見台灣仍深陷政冶、社會紛爭中無法自拔,掩不住焦急之情。同樣對於踟躕不前,原地踏步的國內政經社會大環境感到不耐,對於台灣競爭力日失感到急迫的,是站在國際競爭第一線的企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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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陷國際競爭火網的企業界,面對日益消減的出口成長、巨幅滑落的獲利力,真切體認到台灣缺乏足夠的人才來因應丶拚戰這劇烈的競賽。

企業負責人共同的抱怨是:能獨當一面的領導人才奇缺,中上級的幹部不足,規劃、合作、溝通、執行往往都成問題。企業徒有拚鬥的強旺企圖心、徒見廣大世界市場猶待開發的誘惑,卻因人才欠缺而一籌莫展。產業升級、國際化、多元化的競爭策略也因人才不足,而難以推動。

資源貧乏的台灣,唯一可依賴的競爭力就是人才。但人的供需與養成明顯地出了問題。

問題癥結在那裏?許多人毫不猶豫、異口同聲的回答——教育。

不確定的年代

「沒有人才就沒有國家,沒有辦好教育就沒有人才,」孫運璿資政斬釘截鐵的説。

這道理淺易明顯。但遺憾的是這淺顯的道理卻受到了忽視。

二十一世紀——也就是九年之後,根據經建計劃,台灣的國民所得將由目前的七千五百美元,成長到二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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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當前的教育體系是否能提供足以因應二十一世纪新挑戰的新人才?

二十一世紀將更是一個快速變動、科技翻新速度加劇、消費者喜好多元化而捉摸不定的「不確定年代」。

因應快速變動的世界,企業需要調適力、轉換力強,具有整體感、整合力、創造力,能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獨立作主行動而又同時能與他人合作的人才。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需要有辨識能力的個人,來規劃出什麼是重要的、什麼是必須的,以及如何去了解這些重要及必須的資訊,」蘋果電腦的總裁史考利説。

未來的世界,「思考能力比記憶更重要,論記憶,電腦要比人做得更快,」史考利一針見血的指出。

但在文憑第一、聯考掛帥的台灣教育體系下,顯然極難產生二十-世紀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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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腦閲卷、是非題、選擇題來考量學識的結果,必然只能產生以死背的知識為一切的學生。從小到大,是非、選擇、填充題多年訓練的結果,只能製造出只知標準答案,不會分辨、不會思考、不會有整體概念、不會創造,而只有破碎零星事實知識的新品種。他們不認識自己、也不了解他人。

會唸書就好

在聯招的壓力下,只有死背的知識灌輸受到重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德、體丶群、美都受到挫傷。

在現有的畸型教育體制下,「一般而言,學歷越高、越會唸書的人,越是不會生活、不懂合作,越是自以為是、有我無他,」一位社會觀察者説。因為從家庭、學校、到社會的價值體系都認為「只要會唸書就好」,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反成了次要,或根本受到漠視。

目前只注重專業知識的教育,實際上是將一個人徹底「窄化」、「物化」的過程,像是工廠生產線上,一切都按照機械式制度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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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難受的,莫過於遇著一個胸中滿裝著歷史上的事實人物,並且對蘇俄或捷克的時事極為熟悉,但見解和態度則是完全錯誤的人。他們在談話時,無論什麼題目總有一些材料要發表出來,但見地則完全是可笑可憐的。他們的學問廣博,但毫無鑑別能力」,林語堂在三十年代就曾寫道。但事隔五、六十年,鑑別力、膽識、良好行為與人格等教育所應培育的目標,似乎越來越遠。

雖然大聲疾呼批評教育的人很多,但教育的病症卻越來越重。

今日的進士

為什麼教育的問題特別錯綜複雜難解,其實種因是中國人仍未能掙脫科舉制度遺毒陰影的籠罩。延續一千三百年,直至一九〇五年才廢止的科舉制度,事實上並未灰飛煙滅,仍然根深柢固地存活在中國人的文化價值體系中。

「學而優則仕」、或「學而優則商」,學習仍然只是一種階段性的手段,而不是好奇的、心靈的探險行為和永無止境的、快樂的探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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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的光耀門楣被鄉里譽為是今日的進士或狀元。而聯招也像是科舉取士的翻版;封閉闈場、密封考卷的形式也延續了千年前的傳统。起自唐高祖,而由唐高宗和武則天大力推廣的科舉取士,打破了當年封建門閥世襲的專斷,對社會公平原有其積極貢獻。但以文章經綸來取士晉爵,經過千年來的惡性發展,卻也逐漸演變成中國社會重文辭理論、輕技藝實踐的傳统,直接間接導致中國由昔日衆多發明的科技大國,而一蹶不振。

遺風所至,今日台灣的教育仍然是重理論、輕實踐;社會上出鋒頭、領風騷的仍然是會説話、會做秀的人,而不是刻苦實幹、做事的人。

價值偏頗的具體實證,反映在佔國中畢業後學生七二%的技職教育受到社會輕視抹煞。這原本應佔就業人口「主流」的職業學校畢業生,卻成為被忽視的、充滿了挫敗感的「非主流」。全國的教育重點為了那不到十分之一能擠進大學窄門的少數人,而變形扭曲。

九年國校義務教育的實施,在量的方面普及了國民的教育機會,對於台灣過去二十年來的徑濟成長,做出了貢獻,但二十多年來,教育「質」的提升卻極少進展。除了罪魁禍首的聯招制度外,從教育經費、教材、教法、師資,到社會、家庭、大衆傳播(尤其電視)都產生嚴重缺失,亟待改善。

敎育「產品」

站在接收教育「產品」第一線的企業,對於教育品質的低落感受最深(見二二頁一千大企業調査)。他們鰓為目前的人力素質普遍比十年前差,嚴重缺乏敬業精神、氣魄胸襟和團隊合作精神。

許多企業都體観到,唯有徹底的、大刀闊斧的革命性教育改革,才能提升台灣漸失的競爭力。而教育的改革是學校、家庭、社會、企業皆需積極投人的全國動員大事,不應由封閉的教育體系及學者專家獨力完成。

在國際競爭日愈劇烈的情況下,教育改革近年來在日本、美國皆成為最受重視的執門話題。時代雜誌最近的專論也指出,唯有教育改革才能重振美國的國際競爭力,而教育改革「因為太重要了,而不能僅由教育體系去做。」

自己發問自己答

日本的進展更快,五年前在中曾根總理的督導下,由全國各界代表組成「臨時教育審議會」,費了三年的時間,將日本的教育方向與內容,做了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巨大改變,並透過修法,開始推行,為迎接二十一世紀,而積極培育下一代日本人成為有前瞻性、有國際觀、有創造力、有調適能力的人。日本人應該渡過「別人出問題,自己找解答」的階段,向「自己發問題,自己找答案」的境界邁進,參與教育改革的日本作家三浦朱門説。

反觀台灣,大部份的學生在聯招的壓力下,仍處在「別人出問題,別人給標準答案」的階段,教育的實質與內涵相差強鄰日本何止幾十年。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纪?

到二十一世紀結束前還有一百零九年。

國力靠人才。百年樹人,也還來得及。但今日就要開始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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