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情局、聯邦調查局想在文壇找一人盯梢，住在德州的勞倫斯．萊特（Lawrence Wright）應該會是頭號人選。
因為他太準了！
1998年，他的原創劇本《緊急動員》（The Siege）講述紐約市遭到恐怖份子攻擊的故事，沒想到3年後，紐約雙子星真的被自殺飛機撞毀。
他花了5年，採訪600多位賓拉登周邊、伊斯蘭極端主義等相關人士的非虛構著作《末日雙塔》（The Looming Tower），為他拿下人生第一座普立茲獎。
2017年起，他受《異形》、《銀翼殺手》、《神鬼戰士》導演雷利．史考特委託，思考人類文明將如何終結？
他花了2年多研究完稿的醫療驚悚小說《十月終結戰》，才交給出版社沒多久，全球竟然爆發百年來最嚴重的新冠疫情。
時隔一年，在完全沒辦法出門採訪的情況下，萊特替《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寫的〈大疫之年〉一文，又奪下國家雜誌獎。
【小檔案】勞倫斯．萊特
- 出生：1947年
- 現職：作家、電影編劇、藍調樂團鍵盤手
- 學歷：美國杜蘭大學畢業
- 成就：普立茲獎得主（2007年）
- 著作：《末日雙塔》（The Looming Tower）、《十月終結戰》、《大疫之年》、《山達基教》等13本
「我要寫的是警世小說，不是預言，」越洋接受《天下》專訪，萊特說道。
知名科普作家，前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助理研究員王道還，從90年代萊特剛變成《紐約客》寫手時，就注意到他。
當時萊特寫了一個爭議的法院判決，探討記憶與真實這個科學問題，讓他對這位調查報導功力深厚的記者，印象深刻。
從調查記者窮追猛挖新聞事件的前因後果，到寫小說時，窮盡推敲所有可能會發生的結局，扎實的研究，鮮明的既視感，正是當現實悲劇發生時，回頭會將萊特的小說視為預言的理由。
911、新冠疫情是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本土遭受的最大浩劫。浩劫過後，這位73歲、迄今採訪不輟的記者，為何總能提煉出發人深省的故事？以下為專訪紀要：
問：你在43歲之前只出版了2本書，但之後寫作的速度變快，題材變得很廣。從山達基教、911到病毒，你的寫作題材為什麼這麼廣？
答：我想，最好回答你問題的方式，就是好奇心。如果有些事情，我不了解，我就會被迷住（intrigued）。
從我第一天當記者，我就被一件事迷住：信仰。在美國超級自由，如果你找不到宗教信仰，你可以自已發明一個。那為什麼人們會這麼相信這個觀點，而不是另一個？
我的第一本書寫的是艾美許人（Amish，基督教某門派），我還寫過激進伊斯蘭主義、山達基教，我也寫過南方浸信會與天主教。我一直對於信仰的現象感到好奇。
另外，多年前，我做了一個決定，我只寫我認為重要的或有趣的報導。
問：被稱為準確預測911的《緊急動員》，當初寫作是為了樂趣？
答：是。一開始是製作人要我寫一個跟中情局有關的劇本。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想，冷戰已經結束了，中情局在做什麼呢？
那時，中情局花了很多時間與FBI在鬥爭，我寫得滿過癮的。但最後，那個劇本變得不只是個劇本。
問：你是從那個劇本，開始研究恐怖主義嗎？
答：是。我年輕的時候在埃及開羅的美國大學念書。所以我對伊斯蘭教有些了解。我會講一些阿拉伯語。
911發生後，我很好奇，當時對我很友善的伊斯蘭朋友，為什麼後來變得這麼恨美國？這些原因都讓我決定，我必須寫一本與911有關的書。
瘟疫會終結人類文明
問：那這本醫療驚悚小說呢？雷利．史考特問你什麼問題，讓你花時間去研究跟病毒有關的一切？
答：雷利問我的問題是，發生什麼事情，人類的文明會終結？核戰的確可以，但如果是核戰，你很難找到英雄。後來，我看到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歷史。
年輕時，我寫過好幾個亞特蘭大疾管局，在傳染病爆發時的故事，讓我對第一線抗疫人員印象很深刻。這些機構被視為神聖而珍貴。
所以我決定，疫情是一種方法去摧毀文明。疾管局是個很棒的英雄誕生地。
這是我小說主角亨利的原型，他來自亞特蘭大，要去阻止這個恐怖的瘟疫。
問：你書裡的英雄其實都有兩面性，像亨利，其實發明過生化武器。你怎麼思考人性？
答：當我在做這本小說研究的時候，我拜訪了在馬里蘭州的迪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美國曾在那裡製造生化武器，當然現在他們已經有不同的工作。我進到他們最高等級的BSL-4實驗室。
我跟研究人員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的道德包袱。他們是為了人類的福祉而進行動物實驗，但另方面，他們卻傷害這些動物，他們讓這些動物受苦，其實這些研發人員都清楚。
我採訪的人，有一個人吃素，他跟我說，「我必須拿動物做實驗，但我不需要吃牠們。」我覺得，這些人是替人類在承受這些道德的十字架。
所以我希望小說的英雄，因為自己的行為，有一點羞恥，有一點罪惡感，這讓角色更豐富而真實。
人類經歷了一段自省的旅程
問：你的小說出版後，新冠疫情真的爆發了。可否談談你經歷的大疫之年？
答：疫情對於沒有支持系統的人來說，是個難熬、特殊的經驗。但對於一個家庭，尤其是小孩而言，這真是太好了。因為他們不用去上學，爸媽一直在身邊，這是一個黏踢踢（bonding）的經驗。
我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孩跟爸媽一起騎腳踏車，因為難得路上都沒有車，小孩就在街上溜搭，很安全。
雖然每個人的生活都不一樣，但我相信，對每個人來說，這是一段自省（introspection）的旅程。或多或少，疫情都改變了每個人的一些觀念。譬如在美國，許多人對於工作的態度，發生了影響深遠的改變。
人突然對自己想要做什麼工作，非常挑剔。我想從很多角度，這是一個健康的發展，這表示人們開始嘗試追逐夢想。
很多時候，人只是做一份對自己而言沒有意義的工作，但突然有一天，一切都暫停了。當有一天重啟，你會問自己，我還想要回到從前嗎？
看起來，許多人開始在追尋一個新的可能，如果新可能更讓他滿足，那對整個國家、社會也會有好處。
問：你在書裡有句話，病毒不會造成瘟疫，所以到底是什麼造成瘟疫？
答：病毒一直存在大自然裡。坦白說，的確有些病毒是被實驗室製造出來的。但病毒不會造成大瘟疫，直到它影響到人，而且被廣泛傳播。
所以唯有病毒傳染到人身上，而且人類不能圍堵它，才會造成大量感染，社會失能又讓病毒傳播得更遠。
沒有牙齒的WHO，排除台灣很可恥
問：在你的小說裡，疫情始於印尼，而新冠疫情始於中國，都是開發中國家。現在印度、巴西都是受創最嚴重的地方，你覺得先進國家或這個世界可以做些什麼，來幫助開發中國家？有什麼辦法，我們可以不要再重複這樣的悲劇？
答：事實上，流行病與生俱來就是無國界，你不可能阻擋它，它會傳播到它想傳播的地方。所以，任何國家採取單獨的行動，都是無意義的。
面對新興傳染病，必須採取全球一致的行動。我們需要一個有權力的世界衛生組織（WHO），但現在的WHO是一個沒有牙齒的單位。
最好的例子就是台灣的地位，WHO排除台灣很可恥，這完全與維護人類健康背道而馳，你怎麼會阻隔一個國家取得健康資訊？這也是WHO沒有實權的結果。
我們要能回答，病毒從哪裡來，就必須所有的國家承諾完全透明，允許WHO進入追查。這是未來阻止下一波瘟疫再來的關鍵。
病毒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循環
問: 你覺得有可能嗎？身為台灣人，我們都知道WHO有多政治。
答：這的確是個問題。要改革一個真正的WHO困難重重。但新冠疫情應該教會我們，我們的確需要一個有實權的國際組織。
中國絕對不是唯一的阻礙，也不會是唯一對揭露資訊有疑慮的國家。所以這不是反中國（Anti-Chinese），這是有利於世界（Pro-World）。
許多國家拒絕世界組織干預內政，但公衛議題絕對需要。
尤其，因為氣候變遷，因為人類進入動物棲地，原本在動物身上的病毒傳染到人身上，新興傳染病的威脅愈來愈嚴峻。
從伊波拉（Ebola）、SARS，到這次的新冠病毒，都是從動物傳到人身上，而且是以更快的速度傳播。所以我們不會見到病毒終結戰，這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循環。
問：在《十月終結戰》後，你又剛出版了一本《大疫之年》。過去一年，都沒辦法外出採訪，你怎麼做到呢？
答：不能出門採訪，真的太恐怖了。但過去一年，我出乎意料地幸運。有些事，我迄今無法解釋。我只是試著打電話，結果慢慢地很多受訪者就浮出來了。
譬如巴尼．葛拉漢（Barney Graham），我寫小說時，想知道怎麼製造一個病毒時去諮詢他。那時，我知道他是美國疫苗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病毒致病實驗室的負責人，就是他幫我設計出一個想像中的病毒。最妙的是，後來，他還幫我設計出解藥。
我寫到一半，亨利困在潛水艇，病毒四處擴散，我不知道怎麼讓亨利逃脫。於是我就打電話向他求救，「巴尼怎麼辦？我的英雄被困在潛水艇裡面，士兵感染得一蹋糊塗，我的英雄得找出治病的方法。」
他想了一下跟我說，如果在潛水艇裡面養些鳥，應該對亨利找解藥有幫助。因為你可以用減活病菌，在鳥身上做點動物實驗。
我就是這樣認識巴尼，但我不知道，他其實是莫德納的顧問，是發明疫苗團隊的人之一。他可能是全世界最厲害的免疫學家。所以我有一個受訪者開頭了。
不過這本書雖然出版了，我覺得，我跟這些電話受訪者，還有一段沒有完結的關係。
得獎法寶：黃色筆記本、狗精神
問：身為記者，我很好奇，《末日雙塔》一共採訪了600人，你怎麼做筆記？怎麼寫成書？
答：我就是用黃色筆記本。每個案子開始之初，我會在左邊這一欄寫下媒體上提過的名字、電話，我寫下來，然後打電話給他。再問他們，針對這些問題，我還可以再問什麼人，然後再把新的人填上去。每採訪一個人，我都會問他們，我還該跟誰談談？
直到最後，我發現，他們推薦的人，我都談過了，我大概就問完整了。我會用另外的黃色筆記本做筆記，因為這個筆記本空間比較大，你不用小心翼翼。我也會盡量錄音。
但當我要寫作時，我會再做一次整理，把關於一個人的資訊寫在卡片上，然後，把這些卡建檔。
其實我的記憶力不好，我從來不會記全別人講過的話。所以我會很仔細地讀筆記，把重要的東西摘錄在卡片上。
事實上，這就是一個畫線、做決定的過程。你會自然分辨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你只會把重要的東西，記在卡片上，慢慢地故事就成形了。
像賓拉登很重要，我就會把所有跟賓拉登有關的事情，教育、背景、家庭、太太、小孩、戰爭、經歷，所有的事情都寫上卡片。然後我會用小小的塑膠貼，一個顏色是跟賓拉登本人有關，一個顏色是跟賓拉登首任妻子有關，一個顏色是第二任。
當我要寫賓拉登時，與他相關的事情，卡片上的資訊很足夠，我就可以很快找到需要的素材。我用完卡片時，會把它放回原來的盒子裡。我寫《末日雙塔》時，一共整理了14盒卡片。每一個盒子約12英吋（30公分）。
問：對記者來說，有一件事很難，就是還原對話。你怎麼還原對話？
答：記者有兩把斧頭，一把是水平的斧頭，你可以跟許多人談，這是新聞的第一步。
但有些人就是比較有價值，他們是一把垂直的斧頭，可以幫助你很多細節。他們可能學問比較好，可能比較坦率，有時他們比較有幽默感，容易親近，有時就只是因為他們比較有空。
我有一個很重要、珍貴的消息來源，他是賓拉登的遠親，也是賓拉登最好的朋友。因為他真的與賓拉登在阿富汗待過，一起長大，一起去念大學，然後有親戚關係。
我可以問他細到古龍水的事情。他可以告訴我去哪裡買，多數是檀香木，有時是玫瑰的香味。他還很熱情地說，下次可以分一點給我用。
我也可以問他，你們在阿富汗是睡在床上，還是睡在帳篷裡？他會很大聲跟你說，「當然是睡床上！」
問：你會給年輕記者什麼建議？
答：獨立思考。新聞圈跟許多行業一樣，會有一種思考同質化的傾向。為了讓你自己與眾不同，你必須做出自己的結論。
第二，這是個困難的行業，但如果你從中找不到樂趣，你可能是入錯行了。
對我而言，每次當要開始做我不熟悉的新主題，我總是很驚恐（intimidating），尤其是打第一通電話時。這實在很恐怖，因為你會覺得不對等，你要打電話給世界頂尖的專家，但自己知道得這麼少，但你還是得撥出第一通電話。
問：即使你是普立茲獎得主？
答：當然。他們又不知道我是普立茲獎得主。他們只知道你是個電話那頭的記者。
新聞記者常被描繪成堵個麥克風、逼問答案、非常無情。但這不是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是，記者應該要非常謙遜。我對自我描繪的形象是：揹著後背包，手上拿著錄音機與小筆記本，把姿態擺低，像狗挖東西一樣，不斷蒐集故事。
故事會腐爛，人會死，如果沒有人去採集這些故事，嘗試把這些有意義的事記錄下來，很多事就會消失了。因為記者的筆，能讓那個時代不朽。
當人們回望那個時代，那個你我共同生活的時代，他們會記得你寫的。這才是新聞。新聞保存了歷史，如果沒有記者，這些歷史將不存在。（責任編輯：王儷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