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國新聞圈將「新冠病毒可能自實驗室外洩」一說,與右派陰謀論畫上等號;如今風向改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紛紛以「醜聞」、「可恥」自我批評,各種悔恨與告解,像塗滿修正液的學生作業。
美國主流媒體集體翻船,對台灣有哪些重要啟示?至少,我們學到幾堂媒體通識課:
糟糕的政治膝反射
這波反省文大賽中,美國自由派媒體大致承認,「對川普的不信任,蒙蔽了專業判斷,」反映媒體的傲慢與偏見。
一是傲慢,例如去年初,共和黨參議員科頓(Tom Cotton)提出「病毒不排除是實驗室外洩」,《華盛頓郵報》等媒體馬上跳起來,怒斥他散布川普的「生化武器論」。如今,自由派記者伊萊夏斯(Matthew Yglesias)批評同儕混淆兩者差異,對科頓是一種「不公平的毀謗」。
二是偏見,去年2月,醫學期刊《刺胳針》刊登27名科學家連署的公開信,強烈主張新冠病毒的「自然起源說」,科學記者普遍埋單,未加深究。
事實上,只要媒體願意追查,就會發現事有蹊蹺。
今年5月,曾任《紐約時報》科學記者的韋德(Nicholas Wade)發現,那封公開信的召集人與執筆者是「紐約生態健康聯盟」主席達扎克(Peter Daszak),該組織長期資助武漢病毒實驗室的冠狀病毒研究,然而,公開信不但未揭露利益衝突,且刻意掩蓋達扎克的關鍵角色;韋德進而列舉,多重跡象都指向「實驗室外洩」的可能性。
近來,另一批科學家在權威期刊《科學》發表文章,批評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中國調查混亂失衡,呼籲調查病毒真正起源;《華爾街日報》揭露新冠病毒爆發前夕,武漢實驗室3名研究員不明原因住院。由於追查流行病來源,有助於防範疫病,因此,美國主流媒體不得不回頭正視「實驗室外洩論」。
媒體偏見要人命
新聞媒體的傲慢與偏見,可能造成社會嚴重代價。媒體評論家甘迺迪(Dan Kennedy)指出,自由派媒體「逢川必反」,尤其在病毒起源上,態度激烈且一面倒,間接造成川普支持者不信任媒體、也不信任疫苗,增加防疫難度。
對抗這場世紀大疫,既是科學問題,也是政治、人性問題。當一個社會缺乏共識,無法由專家與新聞媒體形成信任中介,政治偏見與社群小道消息很容易趁虛而入,影響整體防疫效果,最終,不分黨派都同受其害。
幽浮的不確定年代
必須強調,「實驗室外洩論」迄今仍是一種假說,而非定論,但已成為重要議題,甚至搬上G7高峰會討論。美國主流媒體的錯誤,在於過早輕信「自然起源論」,急著將「實驗室外洩」打入陰謀論。5月底,科技作家華佐(Charlie Warzel)以官方證實幽浮現象為例,鼓吹我們擁抱一個「不確定年代」。
他的論點是,幽浮最近從《X檔案》等影視科幻奇想,轉為軍方承認的國安問題。新冠病毒起源也是如此,「今天的奇幻理論,可能變成明天的真相。」當前最佳策略是放慢腳步,避免遽下結論。
不確定年代中,新聞媒體如何應對病毒起源、疫苗安全性等科學議題?媒體專家建議堅守三件事:基本事實、專業知識、事件脈絡。
謊言三大抗體
這波媒體自我檢討中,《紐約時報》主筆史蒂芬斯(Bret Stephens)寫道,「好的新聞,就像好的科學一樣,應該基於證據,而不是敘事。」
查證過程中,專業知識是新聞媒體的武裝,以疫情指揮中心的每日記者會為例,記者提問是否做足功課、是否切入重點、是否空泛幼稚或無趣反覆,都成為全民檢視的環形劇場。
新聞媒體另一使命是提供完整脈絡,而非見樹不見林。例如,報導高端疫苗二期解盲數據之外,能否明晰畫出國產疫苗上市普及的關卡路徑?藉由專業解析,排除政治雜訊,恰如其分地指出未來潛力與風險,讓國人獲得合宜的抗疫心理準備?
這是專業媒體的天職與社會責任,最大挑戰之一,是抗拒社群媒體的誘惑。
抗拒社群媒體焦慮
疫情焦慮中,我們常掉入社群媒體的陷阱,淪為認知作戰的獵物。華佐文章指出,所謂後真相時代,「因為我們構建的系統——社群媒體、傳統媒體——都會獎勵強烈情緒和明確結論。」
尤其,社群網站加速人們對新聞進展的立即需索,溫和、謹慎有時被視為落伍,刺激與衝突才能博得眼球,經常導向輕率、不負責任、充滿情緒揣測的新聞標題與社群貼文。新聞媒體必須抗拒社群網站「現在、馬上就要,假裝全知,刺激感官反應」的演算法邏輯。
我們正度過一段艱難的時刻,也是全民測試「媒體與資訊識讀」的擴增實境:哪些新聞媒體基於職責,合理追問並報導疫情進展,冷靜提供全民防疫的身心策略?哪些媒體渲染疫情、製造不必要恐慌、傳播疫苗假訊息、附和政治人物口水?
正如甘迺迪對這場媒體災難的總結,「新聞業的根本意義在於尋求真相,病毒起源爭議提醒我們,為何必須以謙遜、開放的心態,進行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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