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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成事,最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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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幸福,這一生想做的事,總是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幫我把事情促成。

我們是戰後一代,有求新望變的心,希望中國文學走出新的道路,所以創辦《現代文學》。大家那時有一種共識:文學是大寫的,至高無上的,沒有任何妥協。

在文學上,我最大的安慰,是辦了這本雜誌。給那一代作家耕耘的地方,大家互相激勵,不分背景、省籍、文化,有共同的夢想。現在想想,都是溫馨、幸福的回憶。

我同時也思考,我們的文化,怎麼會衰落到這個地步?這是我心中的隱痛。

到了美國、歐洲,看到他們的文學、戲劇,那麼蓬勃。相形之下,我們完全失去自信,靈魂漂泊不安,有一種說不出的悲涼。

我反省,文化振興不起來,是因為教育。

我們有系統地把傳統文化,屏除到課程之外。我們二十世紀的大學史,就是一部追趕西方科技的奮鬥史,到現在還在追,所有的資源、力量都放在這上面。

當然科技救國,但在發展科學同時,需要把傳統文化全部拋棄?

於是我轉到崑曲。崑曲是結合中國美學文化,到了極端的一種表演藝術。我做《青春版牡丹亭》,八年演了兩百場,觀眾有近四十萬人次。這齣戲要演三天、九個鐘頭。

上千上千的大學生,看過之後臉上發光,好像參加一種文化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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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十二月底,北京零下九度,我們在北大演,演完十一點鐘,冷得要命。

我想回去睡覺,幾百個學生圍著我、不准我走,我很感動。我是藉著崑曲當載體,給年輕人看,原來傳統文化這麼美,讓他們能重新親近自己的文化。

我還在大學開課。例如在台大,大爆滿,有兩千四百人來選,可見台灣年輕人也嚮往傳統文化。

寫歷史也是我們的傳統,所以我開始記錄父親。一方面我們對民國史的研究與寫作大大不足,自己歷史講不清楚,怎麼期待人家對你公平地看待?

我父親這一生跟民國史息息相關。十八歲參加武昌起義,三十五歲完成北伐,抗戰幾個大戰他打的。國共內戰,跟共產黨打到最後一兵一卒,堅決戰到廣西南寧。

 

軍事天才的幸與不幸

 

我收集父親照片,替他寫傳,還原他的歷史。我們在國史館開了白崇禧將軍與民國研討會,一個輔大歷史系女學生舉手說,我們的歷史書沒有白崇禧這個人,歷史白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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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這一生有幸也不幸。他很幸福是,在那麼年輕的時候,就有機會發揚他的軍事天才。他三十五歲就從廣州打到山海關,是唯一一個打到那裡的將領。

他的幸和不幸都跟蔣介石有關。蔣和我父親四十年複雜的分分合合,他們共患難時處得好,打完仗安樂的時候處不好。

他們個性跟看法差異很大,兩個人都是強人。我父親犯顏直諫,兩人在國家重大決策上起了歧見。兩人的衝突,是場悲劇,對他們個人如此,對國家社會更是如此。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父親從海口飛台灣,以他自己的話,是向歷史交待。

那時台灣風雨飄搖,共軍隨時渡海,我父親有很多選擇。但他都沒有去,選擇到台灣,存著跟民國共存亡的心。

 

時代的失敗者

 

他最後死在台灣,是死得其所。死在中華民國土地上,這是他要的。他這樣完成一生,也是他幸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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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那一代的幸,是時勢造英雄,在國家大難的時候,能發揮自己的所長。他們的不幸,是身為時代的失敗者。

人很奇怪,要人家告訴你,你才曉得你有多幸福。

我記得寫完《台北人》最後一篇〈國葬〉,天亮了,我住在聖塔巴巴拉離海不遠的公寓,就到海邊去散步。一方面覺得做成一件事,有很多感觸;一方面,好像又心中一空。

演崑曲時,演得好高興,演完拆台,我又悵然若失。人生的幸與不幸、樂與苦都是循環的。我還是覺得知足常樂,自己覺得很富有,就是富有、幸福了。

我很感激上天對我滿寬厚的。做的事都難得不得了,常常到了山窮水盡,冥冥之中有人撥一把,又柳暗花明。所以到了這時候,我一直存有感恩、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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