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康曉光：為什麼現在要儒家？

現在中國大陸有股回歸傳統文化的熱潮，原因來自幾方面：
首先是隨著對外開放，交往與衝突的增加，人們有了認同的需要。
與外人打交道，會讓我們思考我們是誰？那些讓﹁我們﹂成為﹁我們﹂的東西是什麼？而隨著國際衝突增加，如中美、中日間的衝突，也強化﹁我們﹂和﹁他們﹂意識的形成。當尋找民族認同時，應有更深刻的東西把我們凝聚起來，而不只是我們都是黑髮黃皮膚，說漢語而已。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提高，也給中國人一種自信。因為過去人們總覺得是這個文化導致他很貧窮落後，現在由原來非常深刻的文化自卑轉為文化自信。

尋找一種精神寄託

還有就是當前道德的淪喪，人們精神文明的喪失，也使得大家要尋找一種精神寄託和心靈的家園。
而顯然自由主義滿足不了中國人的需要，馬列主義也在式微，能發揮安頓人心的作用愈來愈少，所以很自然地到自己的傳統文化裡去尋找。中國現代化一百年的歷程，傳統好的東西全丟了，壞的全保留下來。社會主義實驗經過半個世紀，好的東西沒留下，弊端全保留。市場化近三十年，資本主義優良的精神文化方面沒學來，不好的卻全學了。
今天是三大源流取其糟粕匯在一起，這是我們今天文化道德的狀況。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對傳統的呼喚、對道德規範、價值的訴求才非常強烈。而我主張除了在社會生活的道德倫理上回歸儒家，更要把儒家的思想做為政治規範，也就是要施行孔孟的仁政。
要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要先了解中國的現實。中國三十年改革發生了什麼？到了什麼樣的一種地步？
最初改革是為追求經濟發展效率，但市場化改革帶來的變化非常深刻，導致社會最有力的資源——財富脫離了社會控制，自然而然也給中國政治帶來巨大變化，由一種極權主義政治變為權威主義政治。
另外，中國社會從前是透過單位來控制個人生活。現在公有制沒落，那套社會控制也崩潰了，所以社會結構也變了。還有是意識形態的崩潰，馬克思主義做為意識形態已經無效了，所以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也發生動搖。
但更重要的是，在這過程中，我們的階級構成發生變化。過去是黨政官員、工人農民在上層，知識份子在最底層，資本家和地主都是被消滅的。
改革開放後，原來被消滅的資本家不但復活，還成為最強大的集團；原來被踩在底層的知識份子也回歸到社會上層。原來在上面的農工階級現在落入社會的最底層。這是比制度變遷對共產黨挑戰更大。
原來你依靠的人，現在對你滿肚怨恨。你看現在農民工人多慘啊！
因此共產黨必須重新問：誰是我的敵人？誰是我的朋友？它在九〇年代解決了這個問題，說資本家和知識份子是我的朋友。所以這三批人在九○年代中期達成了分贓協議，形成分贓聯盟。
為什麼八〇年代中國動盪不安而九〇年代非常穩定，就因為這三個集團——政治菁英、經濟菁英和知識菁英結成同盟。這三夥人成既得利益者，也就不會挑戰體制。
基本上八〇年代是菁英集團間的衝突，工農民從不鬧事：但九○年代菁英集團和解，反而是工農民開始鬧事，變成是菁英與一般大眾的衝突，官民衝突、貧富衝突等。
這種菁英聯盟的好處是能帶來經濟繁榮，能帶來社會和政治的基本穩定，能維持多民族國家的團結，也能保證國家地位的上升。但代價就是腐敗、官商勾結、不平等的擴大、底層大眾權利被剝奪。
這種結構很有效率但不公正，卻又很穩定。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是愈來愈穩定，像八九民運那種事件不會再出現。
我對未來是悲觀的，政治永遠是強者掠奪弱者的手段。因此我是在想如何讓上面的人對底層的民眾能更人道點，更溫和點。
但我覺得選舉那套解決不了問題。我們看早就實施民主的一些南美、南亞國家，它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如何？轉型的俄羅斯又如何？所以簡單的民主化不能解決中國問題。
如何讓這樣的菁英主義政治能更仁慈點？恰恰孔孟儒家仁政的理論與說法能對它提供約束。儒家有幾千年的傳統，做為一種價值觀和政治理念來約束執政菁英，至少比現在全是赤裸裸的權力較量，會對弱者會好一點。
像新加坡雖然是菁英政治，也不平等，但公正。社會上基本的價值和道德能得到保障，同時也是個很有效率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