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有德　一身武功要留自己故鄉 — 影響台灣生技業最關鍵的人物

　遠遠的，張有德手上只拎著一個簡單隨身包，平靜、微笑的走近記者所在的桌子。
　樸素削瘦的身形，掩蓋了眼前這位手上操盤動輒三億美元、美國最大醫療器材創投Vertical Group合夥人的鋒芒。
　全球心導管支架手術必定使用的關鍵醫材，血管內超音波及鼠蹊部止血材料，都是出自張有德主導的研發。
　「在美國，醫療器材這領域，少有華人做成功的，」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醫學院退休榮譽教授陳良博說。
　「張有德」，這台灣人極陌生的名字，即將成為打通台灣生技業金流和投資案源任督二脈的要角。
　六月，行政院終於核准台灣首支生技創投，便是張有德掌舵的ＴＭＦ（Taiwan MedTech Fund）。第一期將募資五十億台幣，為台灣生技業開發值得投資的醫材案源。
　台灣生技的重點項目，除了新藥，另外一個正是醫材。
　「醫材跟ＩＴ、精密工業的關係較密切，這也是台灣的優勢。」陳良博分析，台灣的製造優勢，配上張有德的醫材專業，是生技產業最具潛力的組合。
　張有德並非首次和台灣生技業交集。早在四年前劉兆玄任行政院長時代，他就是政府生技諮詢委員會（ＢＴＣ）的一員。

把自己推進火坑？
　這四年來，他幾乎每年飛回台灣，近半年因為忙ＴＭＦ，飛回來的次數更頻繁，看盡台灣生技業發展的顛簸。
　張有德在美國發展超過二十年，卻在五十八歲屆退休之齡，選擇辭去美國生技大創投合夥人的高薪高位，回台灣當第一隻白老鼠。
　這有如跳火坑。
　「我常把自己放在一個可能會失敗的挑戰位置，」張有德坦言自己有和外表不相符的強烈冒險性格。
　風險，正是生技業的特質。正因如此，要操作生技創投，不只是算數字，還需要從上游的技術商業評估到專利佈局、下游銷售甚至併購，中間牽涉人流、金流、法規，是一個風險控管的精密流程。
　張有德是第一屆清大材料系畢業。當年清大材料系當紅的是冶金，張有德一半以上的同學都到中鋼工作。但他卻對醫學解剖產生興趣，到美國繼續念生物材料。
　畢業後，他一腳跨入醫材業，先在一家小醫材公司作心導管、心電圖電擊研究的專案工程師。他勤跑大小醫院，累積醫界人脈，貼近醫生在臨床的醫療行為，來修正研發方向。
　之後，他進入舊金山灣區的新創公司，CVIS擔任技術副總，並發展出影響全球心導管支架手術的關鍵醫材－－「血管內超音波」。
　「醫材的創新，是出現一種有價值的新診療方式，」張有德說。
　當時，CVIS創辦人史丹佛大學教授保羅約克（Paul Yock），研發出一種體內超音波，技術一出來，一堆論文跟著發表、研討會一場開過一場，但都僅止於學術研討。
　張有德心裡焦急，想盡快把技術轉變成有市場的產品。他運用醫院人脈，不斷穿梭在歐美各大醫院手術室，讓醫生試用產品進行實驗，來了解臨床症狀。
　有一天，義大利米蘭介入式心臟學權威科隆波（Antonio Colombo）醫生，在臨床心臟支架手術上，發現病人放完支架後三十天內，有二％患者血栓，造成心肌梗塞猝死。

開發出如髮絲的超音波
　張有德已在科隆波實驗觀察許久，科隆波要求張有德提供更小的超音波，可以放在心導管前端，讓他從細小的血管內觀看支架是否完全撐開，以便讓血液順暢流通，避免血栓。
　「後來我們做出小到約一毫米，和頭髮差不多細的超音波給他，血管大概三毫米，都比它大，」張有德說。
　科隆波使用張有德開發出和頭髮一樣細的超音波，觀測病人血管內阻塞狀態，調整支架expansion pressure。使用在一百個病人身上，都沒再發生血栓猝死現象。
　「那是轉捩點，」張有德說。權威醫生認可，產品立刻廣為更多醫院使用。這讓CVIS水漲船高，不但上市，還被美國前三大醫材公司波士頓科學花一億美元併購。
　張有德敏銳的市場嗅覺，被美國最大的醫材創投Vertical Group延攬成合夥人，大刀整頓旗下投資的生技公司。
　他被派去擔任Kyphon董事長，公司作骨質疏鬆症引起的骨斷裂器材，卻因為槓上ＦＤＡ（食品藥物管理局），發生財務危機。但張有德看好產品的專利價值，一方面了解法規和ＦＤＡ周旋，一方面爭取醫生支持，最後讓產品上市，做出一年五千萬美元的營業額。

回來的目的就是傳承
　張有德深刻了解醫材產業特殊的商業模式，小公司產品成功後，被大藥廠、醫材廠併購，因為大廠有醫院通路，更有足夠資金承擔ＦＤＡ複雜、長時間的法規審查。研發期的技術轉入初期臨床的階段，正適合台灣中小型的生技公司。
　「他不只有眼光，也有能力扶植公司，這在華人裡頭沒有幾個，」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認為，張有德的創投經驗是目前台灣生技產業研發到商轉，最缺乏的部份。
　兩年前，政府要推鑽石方案，希望用生技創投，讓上游研發動能，能有資金資源走到臨床、商轉。翁啟惠、前經建會主委陳添枝、政委朱敬一，不斷遊說有豐富經驗的張有德回台操盤生技創投。
　「會回來，我有一個重要的目的，想傳承，」張有德不諱言，一身武功，他想留在自己的故鄉。
　他每年飛回來當志工，推動培育台灣醫材人才的「史丹佛計劃」，從台灣選拔團隊送到史丹佛大學受訓，受訓者不是只有聽看、參訪，而是扎實的學習創立一家醫材公司所需的條件。
　就像台灣七○年代的「RCA計劃」，送去一批包括聯發科蔡明介、史欽泰、聯電曹興誠、台積電曾繁城等人，帶動台灣半導體業起飛。張有德想讓醫材在台灣扎根。
　更重要的，台灣要做生技創投，從研發到商轉，過程中選案源、找人才、專利佈局，到最終通路銷售的價值鏈，張有德想把美國的經驗，透過ＴＭＦ的模式，複製到台灣。
　過去半年，張有德因籌組ＴＭＦ團隊，頻頻往返美國、台灣，但案子始終在行政院內沒消沒息。

錯愕！政府最後關頭縮手
　直到今年六月，政院終於拍板，但讓張有德錯愕的，原本國發基金同意出資四○％，竟降成二○％，這代表他需要募資八成。
　「政府的態度，當然會影響民間投資，」一名台灣生技業大老私下坦言。政府角色變小，會讓ＴＭＦ的股權變複雜，甚至被財團掌控，無法達到政府想策略性推動產業的初衷。
　「一般人聽到這樣的結果，一定氣得馬上飛回美國，」中研院院士陳良博替老友感到不平。
　但張有德選擇面對，並留下來完成他答應的承諾。
　「我當然可以走本來在走的路退休，或者走我以前常走的路，就是把自己放在一個可能失敗的挑戰位置，那對我來講，是生命很重要的驅動力。」張有德說。
　甘願走上這條可能會失敗的路，因緣際會扮演台灣生技業起飛的關鍵角色，張有德顯得義不容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