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五日,五都選戰進入倒數計時,候選人打得火熱,也是花博開幕前一天。
一如往常,坐在飯桌前吃早餐的張先生,拿起《中國時報》頭版,五彩繽紛的花博新聞照,伴著百位名模走秀,貼心地提醒讀者「相關新聞刊登在A8和A10版」。
翻開A8版「新聞」:「花博秀花裳 100名模古厝爭艷」、「花博開幕將交管 掌握資訊免掃興」、A10版「花博流行館 遠東環生方舟啟航」等等。
但是,張先生可能不知道,這一又四分之一版的新聞裡,掛名撰寫報導的四位「記者」,其中周姓、陳姓「記者」是廣告部業務人員。而他們寫的,則是業主付錢給報社,卻「偽裝成新聞的廣告文宣」。
這是最近幾年台灣愈演愈烈,廣告置入新聞的「置入性行銷」。
儘管馬英九總統上台前,在競選文宣中發誓:要停止政府從事置入性行銷,但五都選戰的激烈,讓兩黨都對這帖民主的毒藥,視若無睹。
選後,《天下》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有近四分之一的民眾認為,他們每天看到的選舉新聞,「幾乎全部都是置入性行銷」(二四.六%)。另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認為自己每天看到的選舉新聞,「大部份都是置入性行銷」(二九.三%)。
他是真的,還是假「記者」?
廣告偽裝成新聞的,不只有地方政府。
為了查證,《天下》記者將上述撰寫花博「新聞」的周姓「記者」名字,鍵入《中時電子報》資料庫。最近半年,由她掛名的報導共三十六則,報導範圍從台北縣、新竹市、研考會、司法院到青輔會,從「漸入佳境、花博與市府總部信心十足」,到政策宣揚的「司法院:刑事速審法治本保人權」,跑的線從地方跨足中央政府。
查證結果顯示,這位女士編制不在《中國時報》編輯部,而是廣告部企劃組主管,職責是做業務、拿廣告。同樣在企劃組的曹姓業務,半年裡,更是量產了六十三則的掛名「報導」。
《中國時報》絕非特例。
三十萬,買一個「專訪」
《聯合報》系賣新聞版面給「政府與企業置入」,業界早已傳聞有固定價碼。集團一位前主管更舉《經濟日報》為例,編輯部有一位副總編輯的主要工作,就是對外接「業配」新聞,今年他個人的業績目標,是一千兩百萬元。
三大報中的另一報《自由》,目前接受政府廣告則有小字標示為廣編。
十一月十三日,上萬反對興建國光石化的群眾,從台北東區走到總統府。隔天,《自由時報》A8版斗大的標題寫著:「守護台灣反國光石化大遊行」,正面表態支持遊行。但A12版邊上有小字標明為「廣編特輯」的廣告,卻告訴讀者「若國光石化說拜拜,台灣產業連鎖動搖」。兩版內容立場迥異。
事實上,與一般人印象相符,除平面媒體外,電視新聞的置入行銷更嚴重。
《天下》民調中,六成三的民眾認為政府花錢買電視新聞。相對而言,民眾對報紙的置入,警覺性就較低,只有不到一成的人認為報紙隱藏賣錢的假新聞很嚴重。(見三三三頁表)
新聞台同業指出,電視新聞編輯台早已建立「工廠」式的SOP製作流程。一位資深電視新聞記者就搖頭,現在每天新聞上稿都有「業配單」,清楚寫明新聞部需要配合「業務需求」採訪的主題、重點和人。甚至,有些電視台的新聞部內,還直接設置專案、業配記者。
「我做新聞台長時,主要工作就是教記者,怎樣讓業配看起來不太像業配,」曾擔任親藍有線新聞台主管,一位新聞業者說,「不論藍綠,首長上主播台對談,十幾萬就買到了新聞。」
台北藝術大學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前中視新聞節目製作人劉蕙苓,在學術報告中,列出○八年電視台新聞置入的「售價表」:只要花十五至三十萬,就可以買到名新聞主持人的「新聞專訪」;二十五至三十萬買得到「新聞座談」;七至十五萬,就可以買進每天重複播放的「純新聞」(見表一之二)。還可以「買一送二」,晚間六時至十時的熱門時段之外,加送兩次冷門時段,假新聞出現的先後順序,視價錢高低而定。
因此,每天你打開電視看「新聞」,跟你介紹國民年金給付優點,以及螢光幕下方提醒你國民年金已開辦的「跑馬燈」,多半都是勞委會採購的套裝新聞。
從首長出訪、到媽祖出巡,都是可以買賣的時段與議題。二○○七年,當時的教育部長杜正勝出訪南美洲巴拉圭和祕魯,要求隨行採訪媒體必須播八到十則「新聞」,最後由民視和三立以二三八萬元得標,原要在教育部出錢補助下,跟著部長出訪南美,因消息曝光被迫取消。
一小時的電視新聞中處處藏著「商機」。
原本應針對突發新聞,即時報導的SNG車,當記者以急促的語調「帶你到現場」時,卻是在活動中採訪首長,增加首長曝光率,連新聞時段的片尾都可以配合著一起賣。
真假莫辨、魚目混珠的情況嚴重到資深媒體人都分不出哪些是真新聞,哪些是付了錢的偽新聞。
前《中國時報》社長黃肇松,現在在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書。他坦承每天翻開報紙,都「膽戰心驚」。他舉花博為例,不論是哪家報紙,報導的版面很像新聞、照片也像新聞,看起來和新聞沒兩樣,「完全置入的情形愈來愈嚴重,這是真賣了!真賣了!(新聞和廣告)已經徹底沒防線了!」
社會已經發出怒吼
各大報、有線、無線電視台公開賣「假新聞」的氾濫,終於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正蘊釀一連串的抗議行動。
十二月中,在《中國時報》工作了十六年的記者黃哲斌,在部落格上公開了他不滿報社出賣「假新聞」,憤而辭職的心路歷程。自白的文章〈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激起記者強烈共鳴,上網至今,已引來將近十五萬人瘋狂點閱、轉寄。
文章發表後,四十餘場邀請他的採訪和演講蜂擁而至,超過五千人連署反置入,並引起海外媒體重視與報導。從美國之音、香港的《亞洲週刊》與鳳凰台,甚至北京的新華網、《中國青年報》都有專訪或報導,台灣親綠的電視名嘴連番追討,但諷刺的是,台灣許多主流媒體卻選擇忽視,一字也不刊登。
為了聲援黃哲斌,十二月二十六日,一百三十一位台灣傳播院校的主任與教授連署發表「反收買、要新聞」聲明,要求各級政府立即停止媒體置入行銷,包括台大、政大、師大和世新等,四十六個系所全都站出來表達他們的憤怒。
媒體觀察及教育基金會也迅速設立「政置銷,忌完」(https://sites.google.com/site/zhengzhixiaojiwan/home)網站,對政府置入手法大揭密,他們並計劃明年一月,成立「反置入行銷聯盟」,督促政府修法反置入。
事實上,媒體的管理者對置入性行銷的作法已按捺不住。
上週三,有線頻道四十五台的「年代綜合台」,因廣告與節目嚴重混淆不清,違反衛星廣播電視法,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吊銷執照,勒令關台。這是 NCC成立五年來,首家被撤銷執照的頻道。
委員會透露,過去,委員們對各項議題常意見分歧,「但是昨天,在處分年代綜合台一事上,展現了極大的共識,沒有人有不同意見。」
更早的十一月中,監察院也提出「政府置入性行銷」調查案。曾跑過新聞、擔任自立報系社長的監委吳豐山,糾正行政院陸委會容許中國大陸的地方及中央政府,買台灣媒體的新聞版面,用「假新聞」的方式,推銷大陸各地的投資、旅遊機會。
「連我啊,我是新聞研究所高材生,坦白說,連我都分辨不出來,這跟新聞有何兩樣?完全一樣嘛!」他激動地指著報上偽裝成新聞的廣告說,「你問我政府做置入性行銷有多嚴重?簡直就是信手拈來、俯拾皆是。」
用納稅人的錢買「假新聞」
事實上,「業配稿」歷史悠久,以往許多媒體也有「工商記者」的編制,但多為工商服務。但是,近幾年來,政府開始以標案「制度性」地用納稅人的錢買「假新聞」,對社會真相、政府公信力,和民主體制打擊深遠。
政府帶頭買新聞,始自陳水扁時代,但到了馬英九執政,情況愈演愈烈,操作手法愈來愈綿密,甚至成為制度性規定。
統包標案逼媒體就範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二○一○報紙防疫專題報導採購案」就是例子。價值一千兩百萬元的公開甄選企劃案說明書上,明白規定在專題報導部份,「以新聞採訪方式撰稿、編排方式,需同該報該版面之屬性」,不但力求和新聞版面一模一樣,同時規定要記者親訪、線上醫藥記者執筆掛名,正規記者也被「廣告主(政府)」指定要做假。
多年來和政府部會打交道,一位穿著時尚的媒體廣告業務歎氣說,政府發包窗口會要求花錢買的「假新聞」,一定要刊登在三大報的前面新聞版面,且要有記者掛名,隔天見報,並需三天內結案,否則就扣款,「因為政府單位發現,他『可以』完全掌控新聞。」
這樣的掌控從中央到地方、藍到綠,都照樣執行。
一位前五都新聞處長得意地告訴《天下》,跟他關係好的媒體,報導大都是「歌功頌德」,因為「有廣告預算在互動,可以做到要做大就做大、要做小就做小,甚至要頭條有頭條」。支撐他狂傲的後盾,是縣市政府為數可觀的宣傳經費。
一位媒體主管幾近憤怒的指責,「政府不應帶頭用標案規定大家要做假新聞,也不應用市場機制和自由化當藉口,放任不管。」
他進一步指出,馬英九總統自己要求清廉,但卻放任馬政府給紅包買媒體,再坐視惡風持續下去,最後歷史留名恐怕與「紅包和貪腐」脫不了關係。
政府成最大廣告主,出面買新聞,
卻愈來愈難掌握社會真相
根據尼爾森調查,○九年全台灣廣告主排行中,前十大公家機關廣告量高達一四.四億,比前年成長七成——中華民國政府已成為第一大廣告主,勞委會和勞保局,連續三年同列其中,一年廣告量超過一億兩千萬元。(見三二七頁表二)
其中,雖然有部份是買了真廣告,但也有不少的經費被用來買了假新聞。結果,是讓執政者對自己施政是否有問題的「真相」,都開始失了準頭。
有一次,勞委會主委王如玄週六在家看電視新聞,說職訓局做得不錯,她馬上撥電話問職訓局長:這是不是買的?「我現在已經搞混了,電視台說我好的,我都以為這就是置入。」
同樣的困境,發生在教育部。前教育部長鄭瑞城,任內接到南部某電台邀訪「陸生三法」的問題。他第一個反應認為「很好」,有機會去說明政策。但轉念一想,這家南部電台怎麼會主動約訪呢?教育部新聞組同仁指出,「是陸委會的置入性行銷,幫政府做兩岸政策說明的,」他才恍然大悟。
中央、地方首長的「專訪」,的確是最熱門的置入性行銷手法。前年底,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羅世宏,就在綠色公民行動網上公開指控:當時行政院長接受大報的專訪,都是花錢買來的。
政府為什麼必須買新聞?
花錢買版面讓首長做政令宣導,讓人民對政治人物「專訪」的真實性,充滿懷疑。《天下》民調顯示,五成三的民眾認為,今天媒體上出現的各類「政治人物專訪」,就是「置入性新聞」。七成以上的人認為,政府花錢買新聞,在媒體上做政令宣導或個人形象,對報導的客觀性會有影響,影響了可信度。而也有六成七的民眾,表示未來拒絕再看這類「假新聞」。
政府新聞部門辯稱,政府首長之所以花錢買新聞,是因為「現在的記者都不登政府的新聞啊!」或者「因為媒體都只登罵政府的新聞啊!」
但是,一位資深媒體人指出,這是自食惡果的循環,形成政府、媒體、社會皆輸的局面。既然政府都付錢買假新聞,媒體就不願意提供免費的「新聞」版面。
而且,既然某媒體拿了政府錢,登了正面「新聞」,沒拿到錢的競爭媒體,也會傾向採取報復性的負面新聞回應。
「難怪沒有媒體願意主動採訪首長,因為正面的政令說明,都被認為像廣告。這是個惡性循環,」這位新聞主管解釋政府「買新聞」的自我毀壞溝通模式。
藍買綠、綠買藍,社會溝通反而
愈來愈兩極化
因為相信「給紅包」媒體就會登,政府就更努力花錢,買立場鮮明的媒體新聞版面。
選舉新聞,是最明顯的犧牲者。高雄市文化局長史哲是行銷高手,○七年底,在高雄市長陳菊腹背受敵,民調最低迷的時候,被找來助攻搶救陳菊。
他將過去亂槍打鳥式的宣傳,全部改為以電子媒體為主、平面媒體為輔的置入性行銷。一位市府官員透露,當時鎖定中產階級為目標對象,因此,以親藍的TVBS新聞台為買新聞的首要目標。
經過連串的精密操作,陳菊的民調在短短一年內,滿意度從三四%,從全國倒數第五名的困境中拉抬到六五%。
而且,學會「統包」的政府單位,在買新聞的遊戲中,還會鼓勵媒體「揪團」和同行合作來出賣新聞。
一位無線電視台業務部副理,就舉上海世博的台北館宣傳案為例。發包的台北市政府,標案中要求「必須要有三家以上電子媒體報導」。得標的東森新聞台,便尋求年代新聞、TVBS新聞台合作。
「在這樣情況下,就不太可能去找和台北市政府不太友好的電視台,」他指的是被外界認為親綠的三立和民視。
這種為了選票,花納稅人錢買正面形象的溝通模式,反而加重社會的衝突對立。
前教育部長鄭瑞城入閣後,發現不論ECFA或陸生三法,看不到政府在推出政策時,也同時提出可能的負面影響。「變成政府報喜不報憂,反對黨報憂不報喜,社會愈來愈兩極化,」他說。
傳播學者出身的他,曾經問過同僚,為什麼政策對外說明沒有正反並陳?「我得到的答案是,我們怎麼可以提供子彈給『敵人』(反對黨)來打我們?」他說明政府寧願花錢買新聞,真相卻逐漸消失在社會大眾眼前的困境。
台灣政府狂買新聞,摸熟門路的大陸中央、地方政府,也開始用同樣模式,花更大的錢買台灣媒體的新聞版面,做有利於大陸的宣傳。
大陸政府花大錢買台灣新聞,
政府也無能為力
「現在,各台都到大陸去搶案子了,業務副總級都要去報到。搶生意的時候就不分藍綠、統獨了,」一位電視製作指出。其中最積極給案子的是福建省的電視台,而且,他們也會找一家台灣媒體來做統包,由台灣業者到台灣來買其他的平面、電子新聞。
「他們(大陸電視台)的台長都是軍方出身的,」接過大陸置入行銷案,這位電視製作人擔心,台灣電視台缺乏戰略思考,眼中只有錢的習慣,會給台灣未來兩岸關係,帶來不可預測的影響。
一位資深媒體人慨嘆,「對台灣,大陸根本不必用武力,用買的就好了。」
事實上,政府花錢買新聞,在台灣已有一段時間。二○○三年,民進黨政府各部會的文宣經費,就由當時的新聞局長葉國興「統一採購」,引發一波對政府置入性行銷的抨擊。
三成五民眾不信台灣新聞
一位政治公關回憶,當時民進黨政府的態度,擺明就是「你們不接受指揮,就不要拿標案」。
前新聞局長謝志偉,更因動用政府公用預算「為特定政黨入聯公投大肆宣導」,遭監委馬秀如彈劾。彈劾案指出,謝志偉局長任內超過兩億元宣傳費用中,有約一億元用來做「置入性行銷」。
二○○七年底,馬英九總統競選時發表《新世紀台灣人權宣言》,向國人宣告︰「政府不得進行含有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行銷,……政府廣告預算應建立公平合理的分配機制,……徹底落實黨政軍退出媒體。」
但是,給慣紅包的政府部會,仍趁二○○八年金融海嘯、廣告量大縮的媒體經營之危,大量買新聞版面做假新聞。
結果,不僅政府公權力愈來愈不被相信,媒體的公信力也在逐漸崩解。《天下》民調發現,「不相信台灣新聞」的人已有三成五。雖然媒體靠賣新聞獲得眼前利益,卻可能失去讀者的信任以及未來的市場。
有錢就有新聞,成為今日台灣的怪現象。用金錢和媒體打交道的政府和企業,會不會陷入一個無法逃脫的牢籠中,就像在滾輪中不斷往前跑的黃金鼠?
原本應該很公正、客觀,報導真實的新聞,如今卻成為可論斤秤兩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須受到監督的政府,卻拿人民納稅的錢,利用置入性行銷做假新聞,為自己擦脂抹粉。
「明白說這就是欺騙行為,你拿納稅人的錢來騙人民?」吳豐山氣急敗壞說。
真假難分,是非不明,為有錢者服務的媒體,也讓台灣社會好不容易爭取來的民主,愈來愈劣質化。
而且,台灣政府帶頭買新聞欺騙人民,已經引起國際側目,嚴重影響台灣在國際上的民主自由聲望。
買新聞的台灣式惡質民主,
引起國際側目
每年對各國民主自由程度進行評估的美國「自由之家」,四月公布的「國家總體自由度與新聞自由度排行報告」中,台灣新聞自由度排名連兩年倒退。從二○○八年的亞洲第一、全球第卅二名,到二○○九年亞洲第二、全球第四十三,二○一○年更急速滑落到亞洲第八、全球第四十七。
在紐約總部接受《天下》專訪,「自由之家」亞洲研究員莎拉.庫克(Sarah Cook)直指,二○一○台灣新聞自由排行下滑,就是因為媒體「置入性行銷」的問題,且已成為二○○九年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對台灣的關切重點。
「因為這會讓新聞媒體缺乏透明度。讀者以為這篇文章是記者公正報導的,但不知道,這篇報導其實是收錢的。長期,會造成公眾對媒體的信賴度盡失。當讀者了解到許多新聞不是新聞,是因為付費才寫的,媒體就不再具備看門狗的資格。媒體的看門狗監督角色,對民主非常重要,」庫克說。她並指出,台灣也應關心大陸政府在台灣媒體置入的「假新聞」。
公開、揭露,大方做廣告
政府不是不能做廣告,而是不應用欺騙人民的方式「偽裝成新聞」做「置入性行銷」廣告。
「我贊成政府做廣告,」調查政府置入性行銷的監委吳豐山說,國際傳播界共同的語言就是:揭露出資者。媒體要收錢,就堂堂正正告訴社會大眾,這就是文宣或政令宣導的廣告,或是註明由哪個單位出資。
因此,吳豐山在監察院的調查報告中,要求行政院、新聞局、NCC等單位都要拿出辦法來。
預算透明是監督最直接的方法。NCC傳播內容處長何吉森認為,要監督可以從「預算法」和「政府採購法」著手。「政府要宣傳,就大大方方,有法明確授權、預算編列。」讓立法院、全民都可以共同監督。
當然,也有人提出應該「媒體自律」。但是,政府用大金額的標案,制度性地要求媒體揪團出賣新聞版面,已經是超越媒體是否「自律」不接案的公共議題。
新聞學界和公民團體已看不下去,要採取抗議行動反制媒體置入的惡相。更有學者公開呼籲監察院應彈劾新聞記者出身的行政院長吳敦義。
「馬英九總統既然簽了人權宣言,就要信守承諾,」滿頭白髮的前公視總經理胡元輝正在醞釀串聯學界和新聞界,發起新一波媒體運動,而運動的對象就是政府。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張錦華滿心憂慮,「再這樣買下去,新聞系、所都可以關門了。」因為在這樣環境下,學校所教授,新聞應該獨立、客觀、監督政府的功能全都無法發揮,新聞就是廣告,記者就是業務,甚至還有報社一度將業績列入記者考績。
「民主政治變成變相的資本主義式獨裁,」讓她氣得直跳腳。這樣的憂慮,逼得他們不得不站出來。
深化優質民主是台灣的希望所在,而台灣和中國大陸在全球化競爭下,最大差異和優勢也是在民主的基礎上。但連政府都企圖以金錢去腐蝕,讓監督政府的媒體變成被收買的欺騙工具。
新聞,就是明天的歷史。真實記錄台灣歷史的人,在政府帶頭「制度化」收買新聞的操作下,將寫出台灣歷史上最大的騙局。
宣傳也可以正大光明
什麼是「置入性行銷」
(Embedded Marketing
或 Placement Marketing)
偽裝成新聞的廣告
● 並未揭露出資者,如「某某政府單位企劃製作」
● 並未指出是由業務單位,如「廣告部」、「整合傳播部」企劃製作
什麼是「報導式廣告」?
(Advertorial)
由業務部門,以報導式的方式製作的廣編稿
● 版面上清楚註明為廣告、廣編、或廣告部企劃、整合傳播部企劃
● 版面上註明為「某某縣市」、「某某部會」贊助或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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