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鳴而死　自由思想生根 — 飄蕩的知識菁英

　北平，冬，一九四九。圍城砲火持續了一個多月，南苑機場已受共軍控制，飛機無法起降。
　一月八日，三架Ｃ─46空軍運輸機在大雪中升空，從北京天壇前空地臨時闢建的跑道起飛，航向南方。
　舊式運輸機沒有抗壓和禦寒設備，十四歲的前外交部長錢復和家人擠在一起，儘管身上裹了厚重的棉襖和軍毯，寒風依舊刺骨。
　他從機上往下望。蘇北砲火猛烈，徐蚌會戰正進入尾聲，七十萬人在這場戰役中死去。
　降落南京，教育部長陳雪屏、北大校長胡適已在機場接機。錢復的父親、北大化學系教授錢思亮，是最後一批被搶救出來的學者。
　比起撤退中搶救的故宮文物、中央銀行的黃金與美鈔，傅斯年在總統蔣中正支持下展開的「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搶救」出了老師胡適、羅家倫、梅貽琦等頂尖知識份子。抵台後，他們如種子般四散到了中研院、台大、師大、中央大學、清大，為台灣的教育與文化奠下深厚基礎。
搶救知識份子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當天，扛著「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大旗，率領遊行隊伍的學生領袖、前北大代理校長傅斯年，來台後，接下了台大校長的重擔，也開啟了台大的自由校風。
　他首先為台大招攬最頂尖的師資。一九五五年考進台大的前中華民國青年商會秘書長張紹文回憶，當年文學院匯聚了空前的師資陣容，中文系毛子水、臺靜農；外文系英千里、夏濟安；哲學系方東美、殷海光；考古系則有第一屆中研院院士董作賓、李濟；歷史系有沈剛伯、楊雲萍。
　當年十八歲、以英數滿分錄取外文系的許倬雲，因為文史試卷文采洋溢，在傅斯年與沈剛伯的慧眼與勸導之下轉系，就此走向史學之路。
　全力聘來頂尖師資、嚴格執行公平入學之外，傅斯年更徹底落實淘汰教授制度，改變台大教學風氣。他曾發下一份通知，表示會不定時到課堂聽課了解，請老師們不要見怪。
　但傅斯年遠不只是「旁聽」，對於教學不佳的教授，他會當場溝通、甚至解聘。兩年嚴格執行下來，有七十幾位教授、副教授與講師遭到淘汰。
　他也為台大留下「貢獻這所大學予宇宙之精神」的氣度、象徵自由與思考風氣的二十一響傅鐘。
　來台復校、從無到有重建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則為大學精神寫下了註腳：「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對照今天爭搶五年五百億經費蓋大樓、前進百大排名、汲汲營營系所評鑑、校長遴選等現象，大學精神似已不再濃厚。
私塾般的師生關係

　大師、教授以淵博學識作為大學核心，但影響更深遠的卻是他們的典範與風骨。
　回憶當年，學生們不約而同懷念起溫暖、如私塾師徒般的師生關係。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就讀台中東海大學時，放學後總會到牟宗三老師宿舍，簡單吃一點東西，聽老師一句一句解釋《史記》，往往一回神已是深夜，學習的熱情與對儒學的認識，就這樣生根。
　曾以布衣身份為總統蔣中正講《易經》、王陽明哲學的一代哲學大師方東美來台後，每週花兩個小時在溫州街的宿舍裡，一對一帶著一位瘦小的年輕人讀華嚴經、研究大乘佛學。
　這位年輕人，就是數十年來影響成千上萬人、首創電視學佛的淨空法師。
　鄉村教師出身，卻登上北大講堂的錢穆，「手空空，無一物」隻身到香港後，在三間租來的華南中學教室裡，創立了夜間上課的新亞書院。
　初創時資源匱乏，錢穆每晚和學生夜讀、一同睡在教室桌椅上，其中一位就是第一屆畢業、推薦留學哈佛燕京學院的史學大師余英時。
　一生追求自由主義，卻受警備總部日夜監控，有台大聘書卻不准開課、不准前往哈佛大學訪問、到死前都是最不自由的殷海光，則在溫州街十八巷爬滿濃密薜荔的宿舍矮牆內，一杯杯咖啡香裡，帶出中研院院士林毓生、哲學教授林正弘、王曉波、陳鼓應。殷海光用自己的悲劇向學生示範，在監控與壓迫下，人的心靈依舊可以是自由的。
　他們有時更像船錨，幫學生度過人生的風浪。
　一九七二年，因不當政治力介入，台大哲學系爆發十三名教師被以「通匪」及「叛亂」為由解聘的台大哲學系事件。當時擔任講師的王曉波也被逐出台大校園，無助的他到台中找徐復觀求助。
　窮苦出身到官拜陸軍少將，晚年轉向國學的徐復觀，帶著他在東海校園散步，指了指從石磚中硬是冒出芽的小草說，「不要沮喪氣餒，而要問自己有沒有生命力。」這句勵志的話從此成為王曉波的座右銘。
　一九九七年，台大平反哲學系事件，王曉波終於回到台大任教。二○○三年，台大校長陳維昭正式向受害者及家人道歉。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他們毫不迴避時代加諸於知識份子的責任。胡適、雷震在台北創辦了《自由中國》，徐復觀則在香港創辦了《民主評論》。他們不約而同看見了歷史隧道出口的光亮：自由與民主。
　那時大陸失守餘悸猶存，國、共間諜戰仍熱，杯弓蛇影間，台灣正處於有人會平白無故「消失」的白色恐怖年代。
　一九五六年的《自由中國》祝壽專號，直言反對總統蔣中正三連任，凸顯了那一代知識份子不阿諛媚世的風骨。
　東海大學教授徐復觀，發表了一篇震驚全國的政治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抗戰時期曾是蔣中正身邊隨身秘書的徐復觀，以知識份子的風骨大膽指出了總統性格上的缺陷、國民黨的專制本質，反對違憲三連任。曾經官拜陸軍少將的徐復觀，因此被逐出國民黨。
　沒有實踐，民主與自由談再多也只是雜誌紙上的事。胡適與雷震為了實踐理想，積極與本省的黨外民主人士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串連，計劃推動成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時間比一九八六年民進黨成立整整早了二十六年。
　但民主的第一響雷聲，隨即遭到鎮壓：雷震遭軍法判刑十年。在美國的胡適曾致電蔣中正營救卻無效，學生看胡適「一副愁眉苦臉，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樣子，看起來著實可憐。」
　雷震入獄後兩年，胡適過世，兩人再也沒有見面。
　五十年後的今天回望，創辦《自由中國》的雷震、寫下〈和平宣言〉呼籲言論自由而被判監禁十二年的作家楊逵，與無數的受害者，是為整個不自由的時代坐牢，為每一個人的良心服刑。
　他們用動盪的生命衝撞，付出的血淚鋪成一條小徑，今日的自由與民主得以開花結果。
信仰自由民主

　「也許當年他們對自由民主的理解不像今天清楚，但他們卻是真心信仰，並用生命去追求，」殷海光過世時，陪在身邊的學生王曉波回憶。
　那是一種今日已不復見、令人動容的信仰力量。一生追求民主與科學的胡適，替兒子取名為「思杜」，向留學哥倫比亞大學恩師、著有《民主與自由》的杜威致敬，表達他對自由主義的信仰。
　殷海光學生、當年與陳菊一同投身黨外運動的台大教授陳鼓應記得，殷海光常說，「一個哲學家在時代裡的使命，就是要告訴群眾如何不被欺騙。」
　他們像是大白天打著燈籠、大聲呼喊的先知，追尋著未來的價值。梁啟超影響了胡適，胡適影響了雷震與殷海光，從而又啟發了楊國樞等人；林獻堂與蔣渭水影響了楊肇嘉，啟發了郭雨新、高玉樹。一代代不分省籍的知識份子前仆後繼、攜手合作，終於在七○年代乘著中小企業興起的社會變遷，創造了華人世界的第一個民主體制。
　台灣的民主實驗，也成為借鏡與對照的典範。去年底，長年研究台灣與亞洲民主、台大政治系教授朱雲漢在北京大學以「台灣民主的沈淪與再興」為題，對台下數百位北大學生分享台灣民主經驗。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鑽進台北，這些知識份子的文化與精神時至今日，仍隱身在巷弄的古蹟裡。
　溫州街殷海光故居，蟬鳴裡彷彿仍可聽見他堅毅、鏗鏘地說著，「有權力的人可以來壓迫我，但在道德上我永遠藐視他們。」
　外雙溪東吳大學西南角的素書樓，則有錢穆開班授課十八年國學的身影，他曾說，「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募義勇兵，看有沒有人願意犧牲，為中國文化獻身。」還有牟宗三在中和的鵝湖書院、陽明山林語堂故居、南港的胡適墓園。
　深坑山中靜僻一角，多數人淡忘的「自由墓園」，雷震、殷海光、傅正靜靜長眠於此。殷海光的墓碑上，堅毅的筆跡俐落地寫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 雷震題」。
　山下燈火熙攘，自由民主已像空氣一般。
　蒲公英，或許最適合用來形容在戰亂中受命運擺佈，訣別故鄉和妻小，如花絮般隻身飄盪來到台灣的他們。
　歷史的偶然，讓這批原本一生不可能碰面的菁英知識份子，聚集在台灣島上。帶著整個中國規模的文化背景與資源，他們培育出一批批華人世界的頂尖學者：錢穆學生余英時成為享譽國際的史學家；徐復觀、牟宗三則在東海大學教出了哈佛新儒學大師杜維明；傅斯年帶出了中研院院士許倬雲。
　深厚的思想、國學也隨著他們來台，避開了中共反右、文革的扭曲，與台灣本土文化交融而保存下來；五四運動苦苦追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也在這裡相遇。
　近年，經濟急速成長後的中國大陸，開始渴求重建精神價值。讀經運動、百家講堂等「國學熱」紅透大江南北，也重新發現了這批「流亡」學者的價值：錢穆、徐復觀等人的舊作，成為新華、三聯、萬聖等大書店，動輒百萬本的長銷書。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斯人已遠，但他們的思想與典範就像蒲公英種子，又重新傳播回去。
群龍無首是為「吉」

　史學大師許倬雲形容當前台灣的多元和紛擾是「群龍無首」，這在易經裡卻是「吉」卦，將能海納百川、融會出一套獨特的文化價值。
　延續著《自由中國》的自由主義精神火炬，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錢永祥辦起了《思想》雜誌，重新檢視這個時代的思想狀況。
　政大，醉夢溪畔。
　曾投身黨外運動而流亡海外二十年的詩人陳芳明，沿著楓香步道拾級而上，正與台灣文學所博士生遙想魯迅。
　校園一隅的學人宿舍裡，六四事件後滯留香港、受邀到中文系擔任講座教授的思想家金觀濤與妻子劉青峰，燉了一鍋牛肉，正與學生自在談論政治思想史；他們對多元、富而好禮的台灣印象深刻，計劃和錢穆、徐復觀一樣在此長住。
　台灣史研究所裡，哈佛大學博士、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王丹，正準備著九月開學後的第一堂課。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在六十年的歲月裡交會，而台灣，就是那超越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