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廠危機如何化解

八十五年的最後一天，台灣的勞資關係畫下了一個不完美的句點。因為關廠拿不到積欠工資、資遣費或退休金的勞工，夜宿台北火車站。
　去年十二月中，聯福製衣廠女工臥軌抗爭，震撼台灣社會。失業勞工四處請願、抗爭、夜宿勞委會。一位年資十九年的聯福製衣廠女工，坐在勞委會前地板說：「我實在覺得很嘔，為什麼我們年紀這麼大了，還要臥鐵軌、睡街頭？」
　一位原本在東菱電子當課長的中年白領也走上街頭，他埋怨道︰「政府都騙我們要以廠為家，我們對老闆那麼信任，結果變這樣。」
　這群曾經被視為溫和勤奮、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勞工，在步入中老年後，突然失去生活的憑據。
　失業人口節節高升，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因工作場所歇業造成的年平均失業人數有逐漸攀升的趨勢。八十五年一至十一月，因工作場所歇業造成的失業者，約六十七萬人，較前年整年，增加三十八萬人，增幅比例高達一三一％。（表一）
　中研院社研所研究員謝國雄分析，八十五年工作場所歇業的主要原因是產業結構變化、資本外移，造成失業人數劇增；而土地炒作也可能帶來企業家關廠賣地，直接造成失業人口增加。
　在產業結構的轉型過程，如何防範類似聯福製衣、福昌紡織電子、東洋針織和東菱電子等關廠爭議，究竟是法令待修正？還是未能落實？
　「為什麼工人守法，老闆違法，政府卻沒辦法？」東洋針織的女工朱秀琴這麼問。再半年就可以領到一百一十二萬退休金的朱秀琴，因為公司突然關廠，只拿到三十幾萬的資遣費。
　這些在傳統產業工廠工作的員工年資將近退休，卻面臨公司關廠，慘遭資遣，無法順利退休。目前在印尼、中國大陸都設廠的東洋針織，五百多名員工中，三分之一可以在這兩年內退休。資方這時候關廠，給員工的資遣費又打五折，加一加共拿出七千萬，和兩年內須支出近兩億八千萬的退休金相比，一口氣省下兩億元左右。
　公司經營愈久，員工年資愈高，公司逐漸要面臨支付員工退休金的問題。經建會人力規劃處副處長林大鈞指出：「這時候，公司愈容易選擇出走、關廠，來規避這些負擔。」

欠缺信用制裁

　東洋針織的勞工拿到近一半的資遣費，有的失業勞工甚至連資遣費都沒有。
　聯福、福昌的企業負責人從積欠工資，到宣布停工，經員工四處陳情抗議，在勞委會介入協調，立委當場見證的情況下，開據給員工的資遣費竟先後跳票。勞委會勞資關係處專員謝青雲說：「這些老闆的招術都一樣，他們在大陸、東南亞設廠，但給我們的財務報表都是虧損。」
　在勞工一波波的抗爭，要求將這些業主列為經濟犯的壓力下，勞委會於去年底邀集財政部、經濟部及法務部，會商如何解決這些爭議。勞委會提出「因應關廠歇業措施」方案，處理原則規定，凡申請海外投資、增資、轉投資、股票上市的企業，應先解決勞資爭議問題。
　勞委會為此疲於奔命，副主委詹火生無奈地說：「當老闆的是否也該反省一下？企業好歹要有社會責任，不能這樣撒手不管。」
　企業可以這樣撒手不管，和台灣沒有建立強制信用制度有關。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李清潭感慨地說：「在台灣，企業可以說關就關、說倒就倒，幾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先進國家的做法值得台灣參考。李清潭指出，英國社會在公平正義的原則下，如果出現這種資方積欠勞工資遣費或退休金的情形，就不能申請信用卡、支票。中興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郭玲惠也表示，德國有強制信用制度，迫使資方履行在勞工法庭協商的結果。
　為杜絕這種企業關廠、員工權益不保的情形一再重演，開始有人主張，台灣應訂定「關廠法」或「大量解雇法」，設法限制企業不能因為外移或炒作廠房土地，而任意關廠或大量裁員，進而損害員工的權益。
　許多學者則認為，關廠法不一定能解決問題。由於關廠原因複雜，很難認定業主是不是惡性倒閉。東海大學社會系教授王振寰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限制資本的走動，他不走明的，可以走暗的。」

罰則太輕，空有勞基法

　企業一旦關廠，如何處理勞工的權益問題，勞基法已明文規定。李清潭認為，「目前這套勞基法也算結構完整，規定不是沒有，只是沒實踐。」
　現行勞基法就有有關退休金的條令。依勞基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企業應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這筆準備金以專款專戶存進中央信託局，一旦企業面臨關廠歇業，可以用做勞工的資遣費。
　雖然法律這麼定，但是目前適用勞基法的企業當中，只有一三．五％的企業，共二萬五千家依法提撥退休金。未在勞基法適用範圍的行業，則約有九三％的企業未提撥退休金。
　超低的提撥率，導致眼前如此難解的勞資爭議。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李清潭說：「為什麼一個工廠要等到沒有辦法經營下去了，我們才要問積欠工資怎麼辦？資遣費怎麼辦？」
　「罰則太輕，是許多雇主敢不提撥的原因，」勞委會副主委詹火生指出。根據勞基法的規定，未依法給付資遣費或退休金罰三萬元以下；未按月提撥退休準備金或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罰二千至兩萬罰鍰，相當於台幣六千到六萬。
　退休準備金以專款專戶存放在中央信託局不得動支，也是企業提撥意願低的原因。對亟需靈活運用資金的企業來說，「九九％的人還是會覺得入袋（口袋）為安，」樹東企業副總經理黃廷章認為。
　提撥不足也是個問題。勞基法規定，事業單位應按月提撥薪資總額的二∼一五％，為員工的退休準備金。提撥率應考慮勞工年資、流動率及薪資結構等因素。經建會人力規劃處副處長林大鈞指出，大部份企業多選擇最下限二％進行提撥，造成嚴重的提撥不足。
　提撥率難以精算，也造成企業主提撥不足。林大鈞批評：「台灣退休金計算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只有人壽保險的精算師可以算得出來。」
　新光紡織總經理胡僑榮舉例，一個員工剛進來，薪水兩千，要退休的時候已經兩萬，而退休金是以近半年員工的平均月薪為基數來計算。胡僑榮說：「你很難知道每年應該提撥多少百分比，才能在員工退休時，足夠給付他們法定的退休金。」
　退休金提撥率這麼低的另一個因素是，勞政主管機關沒有貫徹勞動檢查。勞基法第八十二條規定，未依法繳交罰鍰，可以送法院強制執行。但是企業有沒有提撥退休金，常連當地主管機關都不知道。「台北市八％的檢查率，已經是全國最高的，有的事業單位二十年才被檢查一次，」台北市勞工局主任祕書王幼玲說。負責保管退休金的中央信託局，只知道哪些企業開了戶頭沒繳錢。
　地方主管機關人力不足，是勞動檢查不力的原因。整個台北市，執行勞動檢查的編制只有七、八人，「有的縣市甚至沒有勞工科，主管勞工事務的只是社會科下的一個股，根本不用玩，連工廠在哪裡都不知道，」王幼玲感歎。

翻修退休金提撥制度

　如何解決企業沒提撥退休金或提撥不足的問題？社會學者謝國雄建議，應該翻修退休金制度，以化解未來因為關廠引發的勞資爭議。
　由於勞基法的退休金制度仿日本終身雇用制，使得中小企業居多的台灣特別難以落實。這套制度假定每位員工在同一家企業待到退休，而能老有保障。但在台灣，很少有中小企業的員工可以終身待在同一個企業，也就更難落實勞基法的退休金制。
　在台北縣經營染整廠的宋天雄批評，發生問題的這些工廠有一定的規模，員工對工廠有期待，但是還有更多小工廠的員工，沒機會在企業待這麼久。宋天雄進一步說：「小企業的勞資關係比較彈性，員工對老闆甚至沒有拿退休金的奢望。」
　工業總會常務理事，福星製衣公司董事長蔡光志也批評：「大部份雇主沒辦法負擔，大部份勞工拿不到，這樣的制度等於畫餅充飢。」
　工業總會在三、四年前提出仿照新加坡的「公積金」制，經建會也主張設置「個人公積金帳戶」，就是由勞雇雙方按月共同提撥退休準備金，而這筆錢不管勞工換幾個雇主，都會累積在每位勞工的公積金帳戶中。
　另外，勞委會在八十年提進立法院的勞基法修正案，主張將退休金提撥制度改為「附加年金制」。副主委詹火生指出，附加年金制和新加坡的公積金制最大的不同是，公積金制比較像強制儲蓄，勞工退休後，全數提領；而附加年金制是勞工退休後按月領，領到死亡。詹火生認為，附加年金制，比較有社會互相關懷、互相照顧的意義，歐洲都實施年金制，社會比較祥和。
　但是經建會對勞委會附加年金制建議案，有不同看法。經建會人力規劃處副處長林大鈞認為，附加年金是社會保險，必須精算費率，還牽涉到世代互助中，下一代負擔比例的多寡，爭議比較多，可能造成短時間無法開辦。
　雖然各界都認同法令有待修訂，但是制度何時翻修，卻是個問號。專研勞動法令的中興大學副教授郭玲惠說：「勞基法剛修正（去年十月六日修正了四條），沒有修退休金是一大遺憾。」
　目前立法院還有兩百多個法案在排隊，不知道何時才能再修勞基法。勞委會副主委詹火生感歎地說：「我們希望趕快修，但是修正案一直擺在立法院，他們（立委）很難達成共識。」

關廠也可以平和結束

　除了政府修改相關法案之外，面對這些關廠爭議對社會造成的傷害與衝擊，企業也可以主動扮演積極角色。棉紡公會理事長黃安中說：「勞資間應該合理善意地溝通協調，」他強調，大多數企業負責人是負責守法的。
　像新光紡織和中興紡織，選擇優惠資遣員工，就使關廠事件圓滿落幕。新光紡織總經理胡僑榮認為：「有些企業主搶在員工退休前資遣員工，這不公平，」他說：「我們只有一個理念，讓愈接近退休的人，損失少一點。」
　新紡和中紡採取相同的優惠資遣原則，就是愈接近退休的人，可以拿到愈接近退休金的金額。例如服務滿二十四年的員工，可以拿到相當於九成退休金的資遣費。
　中興紡織人事部經理何文堂表示，中紡從情和理的角度、站在回饋員工的立場，儘量不讓員工吃虧。他特別強調事前的溝通告知相當重要，他說：「許多工廠選在關廠前三、五天才公告，造成員工難以接受，」他接著說：「一旦變成抗爭，讓員工產生不信任感，事情會變得很棘手。」
　因此，中紡平時就讓員工了解公司的財務狀況，一旦要關廠，會和員工進行三、五個月的溝通。由資方代表與員工代表進行團體協商，讓員工了解公司的營運狀況，在內部達成共識後，形成優惠資遣方案。
　發生這些爭議，勞方也不是完全沒有責任。看到許多國外經驗，東海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李清潭指出，勞工平時就應該要監督工廠的營運情形，公司怎麼突然關掉，勞工都不知道，這不符合勞資一體的觀念。「台灣勞工怎麼會到關廠失業的時候才哭喪著臉？」他說。
　面對未來可能出現的關廠解雇，如何讓這些爭議化為社會反省與進步的動力，是台灣社會所有人共同該面對的課題。「每一次的關廠事件，都是一場社會教育，」李清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