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訊開放戰國元年

在此同時，四項第一類電訊業務向民間有限度開放，呼叫器、行動數據通訊、特哥大，以及最熱門的行動電話，將一共發出五十三張執照，申請截止日期分別定在七、八月底。到今年結束之前，評審結果正式公布後，台灣就將有第一批的民營通訊服務業者。誰料到七月中，中美電信談判又起爭議，開放條件修改，直接衝擊原來的電信三法。

針對開放出來的龐大商機，檯面上爭執不斷，從電信總局的裁判角色，遊戲規則是否仍然獨厚中華電信，到細部的問題包括接續費、費率、頻寬、獲利上限、外資比例，民間╱外資業者與中華電信╱電信總局不斷交鋒。

而檯面下各種勢力較勁，美僑商會、大財團、立委、超大的國際電話公司、評審委員，全部捲進電訊產業的大漩渦。「來的人都是大頭，要坐在一起談都不容易」，香港電訊總監周鐘麒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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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戒嚴體質到開放市場，問題重重。毛治國比較樂觀：「有如摸著石頭過河，大家都從做中學。」但是實際的情況遠為複雜，新時代誕生的陣痛才剛剛開始。

大媒體浪潮

電訊開放的契機，事實上使台灣正式開始捲入「大媒體」的國際浪潮。

全方位的傳播革命正在形成，資訊高速公路、五百個頻道的電視、多媒體、傳播業。彼此的購併、策略聯盟、轉投資，使傳統對產業的定義完全模糊，來歷不同的公司卻出現在同一個戰場上，電訊產業已經不足以描繪這樣的圖景，「新的產業甚至還沒有名字，」「今日美國」的資深記者凱文．曼尼在他的書中稱這個新聚合體為「大媒體」。

以後的電訊公司，除了中華電信之外，可能都是混血、異業的組合。不再是「太電」，而是太電＋宏碁＋Vodafone；是遠東紡織＋AT&T；震旦行＋新加坡電訊。新的名字可能都是新造的英文，或是混血字。市場同時開放了所有這些異業組合的嶄新可能性，同時讓傳統產業迅速的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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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要問的是，在大媒體的國際趨勢中，台灣究竟會佔到什麼位置。這些新出現的大媒體公司會不會邁入國際，成為全球新策略集團的一員。因為全球電訊產業已經走上大聯盟的趨勢。到處是一塊一塊的壁壘，就看台灣掛到什麼位置。

今年二月間，德國與法國電訊這兩家超級電話公司，買進美國三大長途電話公司之一Sprint部份股權，結成Global One 國際聯盟。這是世界第三個結成的聯盟組織。AT&T的「世界夥伴」聯盟，與美國MCI與英國BT聯盟。凡是加入聯盟的電信局，就可以獲得優惠。過去各國電信局之間雙邊協議的時代逐漸被取代。

在網路化的經濟中，已經不可能關在自己裡面，緊守原有的市場。自由化本身就帶來國際交流。交通部次長毛治國指出，「營運中心的概念，其實就是國際化，現在大家看到表面的自由化，沒有看到後面的國際化。我們不可能阻擋外資進來的趨勢。我們要鼓勵都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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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國際化不只是國際資本。宏碁集團董事長施振榮說︰「如果國際化指的是門戶大開，放國際進來，這種國際化一定輸定了。能做到國際水準才是國際化。」需要創意、服務、把全球當做你的市場。過去的國際化只是半調子的國際化。

從這樣的觀點看，施振榮認為，中華電信缺乏強烈的使命感與求勝意志，「中華電信必須改變使命，」經營具備國際水準，包括技術、成本控制、效率，要面對競爭。中華電信的市場應該是全球，不要以為打不過大的美國電話公司，「過去台灣以為打不過IBM，現在以為打不過AT&T。」

但是電訊產業競爭力與政府政策與法規息息相關，在壓縮的時間表下，台灣雖然已經一腳跨入自由市場的競技場，但是對於如何開放，什麼才是公平的遊戲規則，民營與電信總局、中華電信、交通部之間，爭論不斷。

為什麼自由化？

究竟該如何管理一個開放市場，對於什麼是公平，什麼是競爭，習於保護思考的台灣似乎還找不到一個哲學。AT&T大中國區副總裁周光宇強調︰「政府在自由市場裡要做的事，就是要保護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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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每次AT&T要降價，都必須先報聯邦通訊委員會（FCC），等十四天，看別的電話公司有沒有意見，沒有反對的才准實行降價。但是相反的，他的競爭對手卻可以今天報，明天就降價。周光宇解釋：「因為一個佔盡優勢的市場霸主必須受到更多的限制。」在台灣，沒有任何這樣的機制存在，中華電信可以今天宣布、明天調降。

七月中中美電信談判前，中華電信正醞釀新一波降價，中華電信董事長陳堯堅決表示︰「民間不讓我們降，我們才不管他。」面對質疑，陳堯不斷強調，「現在我不是裁判，我也是業者！」但是調低大哥大費率，立刻引起美方談判代表抗議。亞太投資副總經理高英聰質疑︰「中華電信很容易大幅降價，因為行動電話目前還不是大業務」，利用其他業務的盈餘，例如收益豐厚的國際電話業務，來交叉補貼正萌芽的行動電話業務，當然使其他業者毫無招架之力。而國際電話等業務尚未開放，其他業者無法進入同一個市場競爭。

美國「GTE行動網」負責營運技術研發的姜家齊，認為美國新電訊法的整個立法宗旨，「在秉持反托辣斯的精神，節制大的業者，扶持小的業者」。這樣的精神不止表現在費率的監督，也在公平的網路接續權利。美國的電訊新法對接續費有八十項細部規定，鉅細靡遺。

然而，台灣有關接續費的規定卻引起極大不滿，有的民間業者抱怨公式不清不楚，使成本估算都有問題。周鐘麒則質疑將來要以雙雙談判來解決爭議，問題是「網路在中華電信手裡，我們怎麼有議價能力？」而電信總局應該在爭議時介入，如何介入，解決爭議的原則是什麼，仍然不清楚。

頻寬的爭議更讓業者覺得無力。交通部只開放五兆赫給民間，而中華電信卻有三十五兆赫。中研院教授施俊吉形容：「這是巨人與侏儒之爭，」他並不看好民間的獲利機會。國際標準電子總經理毛渝南說明︰「只有五兆赫，很難加數位功能，這樣就無法與中華電信競爭。」他指出，即使只做聲音，在五兆赫的情形下，民間業者都需要設立比中華多一倍的機站，成本上非常不利。

頻寬的問題牽涉廣泛，摩托羅拉歐洲、非洲與中東總部的恆勇智，目前在英國專門負責處理政府關係，強調頻譜是稀少的自然資源，「未來會比土地更珍貴」，對頻譜進行全面使用現況的調查，刻不容緩。有了這樣的基本調查，「才知道價格應該怎麼定，如何使用才有效率」。事實上，美國就開始調整譜率使用的現狀，節制軍方頻寬，鼓勵商業使用，甚至把電視網的頻道讓出給電話公司。在台灣，頻譜使用狀況變成先佔先得，有限的資源無法調整利用。對於頻率分配不公平的現況，局長賈玉輝支持要全面調查，但也坦承「很多事情有歷史的原因，」而歷史的臍帶卻不是那麼容易一刀切斷。

美國採取開放措施之後，電訊恐龍AT&T的業務從不可撼動的九五％一路下降到六○％。但是電話總量增加的更多，五百多家新長途電話公司存活在市場上，並且出現各式各樣的新業務，電訊服務的品質大幅提高，價錢降低。

甚至為了讓新的廠商不至因為消費者懶得換號碼而喪失機會，美國FCC要求建立產業共識，「換電話公司不用換電話號碼，以建立更自由更流通的產業。」姜家齊指出美國自由化政策首尾一貫，非常徹底。

但是在國內現實政治下，有沒有立法委員或政府官員敢出來主張一個明顯不利於市場霸主的遊戲規則？直接對抗三萬六千張選票？Global One台灣區總經理錢鋒說：「美國一個法官就可以讓AT&T分家。」

錢鋒認為，政府裡總要有一個人來為自由化的後果扛起責任。「接續費如果談不好，誰負責？年底如果發不出執照，誰負責？」現在沒有人敢講電訊服務業價錢會更便宜，未來到底會如何。「如果有人真的願意扛這個責任，參加遊戲的人會更有意願，更少牢騷，他們知道政府對這件事情真的有承諾！」

他建議設定清楚的目標，例如三年後，中華電信的佔有率是否從九○％降到七○％，電話費是否降低。這才可衡量，政治責任講清楚，做不到誰該下台。

對自由化目標不明確，透露政府決策高層對整體電訊產業的大趨勢極為陌生。對於攸關台灣下一世紀競爭力的產業變化，未能掌握關鍵。

技術主義仍未解嚴

貝爾實驗室資深副總裁許濬，七月回台參加行政院第六次電子、資訊與電訊策略會議，他發現政府的心態還是技術專家政治。台灣的電信研究所、工研院，人才很多，「但是技術導向太濃厚，不管市場。結果就是技術很高，產品很少。」他強調成功的技術，不是由設計者決定，而是由顧客決定。

姜家齊觀察，台灣電訊界雖然能掌握某些技術，但對整體產業發展趨勢沒有全面的眼光，尤其對技術的整個心態仍然有偏差，「我們還是擺脫不了過去台灣產業做零組件的想法，整個思考還是停留在那個階段。」所以一直想做可以銷到全世界的東西，一個一百五十美元，卻不管「重要營運的技術是否轉進來。造飛機、造引擎，都是技術，但航空公司的營運是另外一種學問。華航、長榮、港龍，營運的飛機都一樣，但公司完全不同。」

這些對客戶有用的技術，其實是現階段對台灣電訊升級最重要的技術。打電話查帳，不需要人親自去，要填單，一大堆麻煩的事。在美國，只要打電話去抱怨帳單有問題，九○％是立刻退費，再查是誰的錯。MCI推出「朋友與家庭」的優惠辦法，對特定人之間的通話大幅降價，前提條件是每一通電話的記帳系統其實不同，電話的種類可以區分。姜家齊指出，「整個第一線的人員，帳單系統，電腦軟體，螢幕上的立即顯示，都必須能配合，否則根本不能說馬上退錢。抱怨者過去的繳費紀錄，是否有良好的信用，都要考慮。」他舉美國GTE電話公司為例，服務部門的人高達二○％。

對國內廠商有利的是，要發展這樣的業務與技術，其實對在地的了解很重要，亞太投資高英聰被王永慶找回來之前，在矽谷待過很長時間，但是他完全肯定電訊是本地技術非常重要的產業，「規劃報告是在美國與台灣兩邊寫，對台灣的市場、地理、站台設哪裡，市場調查，這些怎麼可能在美國做？」

姜家齊預測，「只要好好發展出來這樣的技術，一年之後就會有公司要買這樣的知識。」姜家齊是少數在外國電話公司中，擔任營運部門的高級主管，多半的中國人還是做純技術方面的工作。

中華電信並不是沒有體認到服務的重要性。董事長陳堯承認，以前電訊局是公家機關，大家是以公務員的心態辦事，今後要「從獨佔文化進入競爭文化。」新上任的中華電信總經理呂學錦也強調，「現在要做客戶服務，我們要改變。」延長窗口服務時間，規劃賣手機，在總公司裡面成立大客戶的專戶處，建立賞罰分明的環境，為了愈來愈多的國際業務，成立海內外投資事業合作部，並且「找了一位程度很好的英文祕書。」呂學錦試圖充分運用他手上現有的資源，迎接未來的硬戰。

但是問題不僅是中華電信本身，更在政府對待電信的產業政策，製造業與服務業，顧客與技術人員。每年編列二十八億預算的電信研究所，究竟應該只為中華電訊服務？仍然像過去一樣發展一些新而好的技術，但是把國家整體電信服務產業的進展放在腦後？

二十一世紀的鐵路工程

十九世紀開始建造的鐵路，曾經帶給歐洲、美洲，自工業革命以來另一波經濟發展的高峰。法國史學家布勞岱甚至發現，法國鐵路的建造帶給法國真正的國家認同。

下一個世紀，馳騁在資訊高速公路上，使用大哥大手機，也許會變成新的國家競爭標誌，台灣會不會在世界版圖上缺席？電訊的戰國元年能不能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有沒有政府官員願意負起責任？而消費者能不能從此得到更好的服務？這些問題正迫切的需要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