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業苦戰地方

　正在雲林麥寮台西離島工業區進行整地的台塑管理人員，也謹慎的接待來自附近十幾個以養殖戶為名的各式自救會。雖然已經付了八億多的補償費給養殖戶，但任何一個閃失都有可能造成堵路抗爭，工程進行不得的後果。

　曾經是海峽兩邊同時爭取的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親自上陣，邀請一批批的養殖戶到位於敦化北路的台塑大樓溝通協調。這位已近八十高齡的石化巨擘，展現他「謙虛、誠懇、沒有架子，海派的親和力」，對著一些六七十歲不識宇的老漁民飲啤酒、敬白蘭地，說明他興建六輕的理想。

　過去深受中央青睞，可以直通天聽、經常與部會首長平起平坐的台灣中大企業，目前正陷入地方政治的層層包圍，動彈不得。

土地是關鍵

　土地與環保是國內企業在投資時與地方形成對峙的兩股主力。如果產業不涉污染，還容易；否則，以污染為理由，再加上台灣目前漫天飛揚的土地價格，不論已有的產業，或是新投資的產業，都會碰到來自當地各式的自救會或救援會的抗爭。

廣告

　「土地是關鍵因素，」在嘉新水泥岡山廠工作二十一年的楊富全廠長表示，嘉泥自大崗山礦區到廠區之間六公里多的索道所經過的田寮一帶，當年地價一坪大約在一百到兩百元之間，如今價格已漲到一坪十萬元，儘管當年嘉泥以每坪兩千元的讓度費取得，但是相較時價，索道原來的地主仍然覺得差距太遠，埋下居民在採礦權屆滿前醞釀抗爭的伏筆。而高雄縣政府就以地方反對開採為由，一直拖延核發開採執照，直到嘉泥對索道經過的兩百戶人家根據面積賠償，花了將近三千萬元才算解決。

六輕都蓋到澎湖了

　台塑六輕在雲林遭遇養殖戶的抗爭也是如出一轍。六輕使用的面積約二千五百公頃，台塑根據這個面積已經拿出八億多元的補償費給養殖戶。但是去年十二月到今年陸續又有許多養殖戶紛杳而至，這些要求補償的海域總面積將高達一萬一千多公頃，「都快要到澎湖了，」一位台塑高級主管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只好移送法院判定真正的養殖戶究竟有多少。

廣告

　「大企業要進駐地方，第一步要在土地取得上先考量，」雲林縣政府一位深悉台塑在當地投資狀況的高級官員指出，「事先絕不能曝光，要在沒有感覺下才能處理，一曝光地價就立刻暴漲。」

　同時，工業用地一定要有隔離，不能只取有限的土地，因為沒有適當的隔離一不論污染防治做得再好，以目前台灣的鄰里相處之道，會變得十分辛苦，非得與地方政治力量妥協。

　「而擺平來自各地的山頭勢力，就需要與政治勢力建立交情。如果不建立，一旦散戶串連，就再難解決。」這位有長期地方經驗的官員語重心長的分析。

地方建交情

　所謂的地方政治，又可區分成地方政府與地方勢力。地方政府從縣市政府，到鄉鎮公所，都是關卡。而地方勢力，從省、縣議員、鄉鎮民代表、村里長、到地方長老、角頭勢力，乃至於解嚴以後各地盛行的自救會、救援會的總幹事等，都各有功能。

廣告

　透過選舉機制，會使兩股勢力相生相剋，也可經由利益相互結合，環環相扣。即使權限在縣政府，當鄉長有意見時，事情不一定就可以行得通，嘉泥的採礦權就是一例。

　縣長如果同意，在地方就好做許多。像六輕在雲林縣正式公布前，廖泉裕親自到沿海三個鄉，舉辦十場說明會，「協助掃除鄉民心中的恐懼感，」紋了兩道眉以求好運道的廖泉裕縣長，坐在聽得見門外吵嚷待見的縣民會客室，發表政見似的說著。

　至於怎麼建立交情？「台灣的政治生態不難掌握，每次選舉就曝光一次，而選舉又那麼多，」一位熟悉台灣地方選舉文化的官員一語道破，他以雲林為例，「派系是第一要件，」先找到派系、政壇大老、選舉樁角（鄉里有名望的人），然後再拜訪村落。他指出，像台塑就有自己的公關人員，會先到地方分析政治結構，然後再交由最鄰近雲林的台化廠專人負責基層。「生意人誰也不能得罪，每個派系都得一視同仁。」

廣告

　歷經抗爭最多的林園、大社仁武工業區的石化業者，在這方面的經驗最為豐富。

廠長變公關專家

　七月一日才接手仁大工業區廠商聯誼會的磐亞公司高雄廠廠長朱峻權，上任就碰上地方鄉鎮代表與村里長選舉，儘管他不斷表明「溝通的要件是先把環保做好，」但仍然馬不停蹄的拜訪十四位大社鄉民代表候選人，一個也不能漏。還直說這是「廠商敦親睦鄰該做的。」

　調到中油林園廠兩年多的陳增榮廠長，對高雄縣黑、紅、白各派勢力的消長，以及選舉的情況，瞭如指掌。「在這裡生存，免不了就要有所了解，」一個晚上曾經距五場喜宴，「我們比民代還慘，不能不去，否則會說我們看不起人；不能擺架子，要像交朋友，」這位穿著中油制服、從後勁五輕調過來的資深工程師，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花在敦親睦鄰上，儼然是公關專家的架式。

污染與回饋拔河

　在污染與回饋之間拔河的業者不在少數。「公關太重要了，如果平常不做好，等到一有事，就來不及，」中橡公司碳煙廠長林信榮回憶，七、八年前因一個鍋爐停電，造成將近十分鐘的空氣污染，但因為下班時間沒人處理抗議的民眾，結果人越聚越多，變得一發不可收抬。只好走遍每一戶，按照漁塭面積，共賠了三千多萬。從此不但把製程弄好，做污水處理，還得做敦親睦鄰工作。「最緊張就是抗爭，下班接到辦公室的電話、第一個就問有沒有污染？」黝黑的臉孔展現著誠懇的神情，林廠長認真說著。

　公關的重要性不限於污染性高的石化業、水泥廠，像萬客隆在高雄縣遭到停水停電、歇業的命運，檯面上的原因是違反上地分區使用規則，但是「公關太差，財大氣粗，沒有一個縣議員替他們講話，」是余政憲「不得不執行省政府命令」的另一個原因。 要把公關做好，大老闆一定得放下身段，而且還要有一筆不小的開銷。中油林園廠一年的敦親睦鄰經費就是四、五千萬，附近學校的籃球場、圖書館等都是出自中油的荷包。嘉泥在岡山地區宛如「散財童子」，廠址所在的大莊里建廟六百萬的經費是嘉泥的「捐助」，還不包括水泥在內；附近一個社區的花架，也是嘉泥的「貢獻」。

　喜歡叼煙斗的嘉泥總經理張安平從抗爭事件後，就經常到南部「敦親睦鄰」，鄉民敬菸、檳榔，絕不能拒絕，是這位出身美國長春藤名校國內第二代企業家的感想。前不久，南部豪雨打斷了水泥廠附近人家的果樹，他還特地趕過去看看。「身段能放多低就多低，這是我的工作，」張安平坐在滿是字畫與古董的台北辦公室說。

　即使以負責人克勤克儉出名的台塑企業，從麥寮開始動工來，附近的廟會幾乎都可以見到台塑的管理人員，董事長王永慶也前後請過不下三、四十位的養殖戶到台塑大樓溝通。

選舉不斷、麻煩不斷

　除了回饋與做公關外，大企業最感棘手的是層出不窮的地方選舉。許多鄉長或鄉民代表都是以環保抗爭替選民爭取回饋做為競選政見，像高雄縣大社鄉長就是以當選後，居民免繳基本水、電費做為訴求、因此在他上任後就要求由大社石化工業區內的廠商提高近一倍的敦親睦鄰費用（目前是按營業額的千分之零點七五收取）。

　除了帳面上的地方回饋，企業在選舉時還要對各路的候選人有一定的「表示」。一位企業負責人就透露，選縣、市長時，會高到八、九百萬，縣議員也要花個五、六百萬，鄉長得上百萬，鄉代表、里長都要個幾十萬；而台灣近年來又是選舉不斷，（從民國八十年底到今年底，各種大大小小的選舉就不下七個之多）使企業窮於應付。「絕不能直接捐給政黨，一定要捐給個人，不然到時有狀況時沒人替你講話，」一位有相同遭遇的業者更深入的表示。

　地方勢力抬頭是潮流，但並不是所有的企業都面對地方勢力的衝擊。如果依序來分、「軍方、國營事業、大企業才是標的，因為中小企業賠不起，」南部地區一位報社的地方新聞資深主管觀察，換言之，也就是解嚴前特別受中央政策照顧者感受壓力也最大。他指出，在高雄縣大樹鄉，最近選出的民進黨籍鄉長，就要求長期抽地下水的軍方、繳交使用費做為回饋地方之用，也獲得縣長余政憲支持。

　而中油、台電等國營事業常會被認為是「肥肉」，一位國營事業負責人無奈的說。接著就是大型企業，反而是中小型企業通常可以「倖免」。林園工業區一位工作人員指著緊鄰工業區外一家正冒著煙霧的中型木材加工廠說，如果同樣的狀況發生在中油、或是中美和這樣規模的大廠，居民早就過去抗爭。

　林園事件開了公權力淪喪、抗爭有理、污染按人頭賠錢的先河，自此成了骨牌效應。

　「正面的意義是重視環保，負面的作用是，從此以後，不再根據環保局的標準，而是根據民眾自己的認知，民眾要求賠償，也得到賠償，」當年參與林園專件的現任林園鄉長王方員直言不諱的說。

　林園事件的做法究竟對改善污染有何效益？答案竟然是否定的。當年按每家每人賠償八萬元，全部十三億的賠償全額並沒有用到改善環境與地方公共建設上。

　「有人拿了簽大家樂，有人買房子，買汽車，最多的一家有二十七人，一共拿了兩百一十六萬，」一位林園鄉民指出，事後林園鄉的人口暴增，而惡質的環保賠償模式對於環保本身反而造成更大的傷害。

　許多企業都承認環保的重要，也大量投資改善製程，進而提升生產力。但林園事件的模式演變成一種勒索企業的夢魘，一位不願具名的石化業者就指出，業者已經交了稅，也都根據環保的規定做，但是還得剝兩層皮。

　表面上現行的財政制度，造成地方財源分配不均的問題，給了地方政府自求財源充分的理由。林園鄉長王方員坐在滿是訪客的辦公室，不斷與來往客人打著招呼指出，林園十九家廠商一年的營業稅就有一千多億，「是我們幫忙政府賺錢，但林園鄉受到污染，卻課不到稅！」王方員進一步的指控，這是中央抓權又抓錢的結果。王方員的意見與汐止鎮的「鎮長稅」，所持的理由十分神似。

　但是，國內大企業目前遭遇的地方政治折衝，太多是涉及地方角頭與政治人物的個人利害。環保、地方回饋都成選票與私利的藉口，「貪婪之島」的效應不斷擴散。

　另一方面，當前惡質的金權政治生態，也反映在企業與地方的磨擦上。像中美和在林園擴廠，遭遇「鬧場」，原因就是一個候選人要工程，另一個候選人要造勢，一位當地的記者分析。

　「問題是我們的工程全都發包給日本廠商，要求的標準他也無法達成，」一位中美和的高層主管指出，當時動工前，也想到要避免選舉，但是選舉那麼多，怎麼避也避不了，「台灣式的民主實在可笑！」這位主管無奈的表示。

體制重建是契機

　隨著這幾年解嚴後，中央權力鬆動，地方勢力抬頭，企業要重新學習一套與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但是面對失控與惡劣的選舉政治，企業在地方經營的成本不但增加，而且常出現不可計算的意外費用，逼迫企業往外尋找生路。

　一位學者就認為，企業花錢回饋地方不一定有效，根本要爭取的是與地方和諧相處。

　少數地方政府，如宜蘭縣由縣政府出面，經由法律方式與污染行業定出改善條件，與補償費用（見五九頁）似乎是當前企業對應地方政府的一個契機。

　最要緊的還是建立各級政府間的體系架構與功能，「不論總統、省長、市長是誰，都要能有效連作，」一位企業家指出，否則廠商得到中央的核准權，到了地方又阻撓不斷，不但增加成本，國家經濟長期也會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