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三日中央銀行宣布降低重貼現率○.五個百分點,「政策性」引導銀行同業拆款利率降到六.五%預期目標。
各商業銀行聞訊,一陣錯亂,明明各種指標及資金情況都顯示銀根看緊;一向權威的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頓時受到挑戰--多數銀行不願配合,因為誰先降誰就先面臨存款流失的問題。
三個月後證明,拖到最後才「意思意思」降一點的一家省屬銀行,資金調度果然最好,因為巿場利率又跳回到九%。
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現任央行理事的梁國樹重重地指責,這樣的貨幣政策傷害了中央銀行最重要的「信譽」。
不止貨幣政策「失信」於銀行間,中央銀行近年來在金融管理上也大大「失權」於財政部。
以近年來最重要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新銀行開放而言,從立法、審查、核准,乃至於成立後的檢查,幾十年來位高權重的中央銀行卻像個隱形人,無聲無息。我國四十年來最大的金融變革全操在年輕氣盛、經驗不足、成立年餘的金融局手。
一向統領全國金融尊貴的中央銀行突然像是失落的貴族。
央行地位縮水
一位資深的央行官員慨嘆,就功能而論央行無所謂式微;但是外在環境的改變與主其事者的不同,近幾年來確實使人感覺央行的地位與以往相較,顯得「大為縮水」。
就像人體心臟控制血液流通,負責輸送身體所需養分;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如經濟活動的心臟,掌握經濟活動必須的貨幣數量與流通,金融專家一致認為,穩定金融是它們的天職,我國的中央銀行自然也不例外。我國中央銀行法明文規定,央行的四大目標:促進金融穩定、健全銀行業務、維護對內及對外幣值的穩定,以及在上列目標範圍內協助經濟發展,並未因環境變遷而有改變。
從民國五十年中央銀行在台復業,由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負責掌管我國外匯業務的央行一直是隸屬總統府,不但掌握貨幣政策,金融行政也是一把抓。雖然當時財政部也有「錢幣司」(金融局最前身),但是在金融管理上大部份顯出是中央銀行獨大,財政部只是個收稅的部會罷。在李國鼎任財長時就服務於錢幣司的萬泰銀行總經理鄭世津回憶到,銀行人事案子,「經國先生一定先問俞總裁。」而多年來,當過財長才能任央行總裁就是個不成文的慣例。
中央銀行第一次由天上掉落人間,是在民國六十八年,中央銀行由總統府改制隸屬行政院。曾經執行貨幣政策多年的前業務局官員就對當時的央行副總裁錢純說:「朝南坐北的時代已經不再了。」以暗示央行以往帝王般的身分已經不再。
儘管行政院與中央銀行在權責畫分上爭議多年,但是就金融管理,兩者一直互為一體。例如,在累牘的金融法規,不論中央銀行洽商財政部或是財政部洽商中央銀行,規定不計其數。
在職權無法明確劃分的情況下,真正能決定金融管理消長的力量,就取決於主其事者的態度與方向。而中央銀行此番角色改變,真正的分水嶺是政治解嚴後謝森中入主中央銀行。
自三年多前未曾出任過財長、僅擔任過相當於財政部次長的交通銀行董事長謝森中擔任央行總裁後,在金融管理權上央行與財政部之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溫度計最先顯示在公營銀行的人事權限,已經轉到財政部手上。前任財政部長王建一任內就曾經公開的表示,金融人事,他一定先問金融局長陳木在的看法;大大提高金融局長的身價。
不只於人事權,在更重要的金融管理法令的修正上,也一再顯出央行逐漸弱化的氣勢。以最近兩年銀行法修正為例,儘管財政部是名文的主管機關,但是有許多規定仍需要洽商央行辦理,然而這修正條文面「卻一點也看不到中央銀行的影子,」一位中央銀行官員私下說,「就算央行提了意見,財政部也並不接受。」
以去年十月三十日完全衝著新銀行修正公布的銀行法為例,金融局長陳木在就坦言:「全是財政部主導。」由於新規定中有不少不能立即執行,特別是對眾多的公營行庫,引起銀行界批評財政部修法考慮欠周,「金融局霸權」之議。
謝森中並不認為金融管理權轉移到財政部,他認為兩者之間是平行的;財政部管金融行政;利率、匯率、資金都在中央銀行,「財政部不管錢,只管行政。」他好整以暇的說。
面對財政部與央行之間職權的消長,一位金融管員指出,這涉及央行總裁的政治背景,在國內的官場上要有政治力量才能挺得住。他強調:「以前的總裁怎麼會行政院、財政部、經濟部的話都聽?中央銀行的中立性怎麼樣都要維持。看看張繼正對立法委員多麼強硬;央行總裁怎麼能動不動就與立委私下溝通?」
這位金融局官員回憶,像民國七十年石油危機,國內物價上漲,貨幣供給額高居不下,俞國華主持下的中央銀行不顧強大壓力,硬是堅持高利率緊縮政策,穩住國內物價。「當然這不但要有對抗外力的堅持,更重要的還是央行總裁的風格與對央行專業的認知。」
貨幣政策的有限性
最讓金融界挑評的是謝森中的「專業取向」,認為他對貨幣政策、物價穩定的重視,遠不及他對推動經濟發展的「關切」;與其像央行總裁,倒更像一位開發銀行家。
在過去一年半,他多次調降中央行銀重貼現率,除了縮小國內外利差、防止錢流入影響台幣升值外,另一重要考量就是民間投資緩慢,有待於提升。
一位銀行董事長就指出,匯率的變動應該是根據國際收支狀況,只要預期心理存在,央行的干預並不會發生效果,像民國七十年代中期,新台幣大幅升值,央行干預結果,造成六千億的匯兌損失。再說,在金融管制解除後,央行也不一定能掌握資金流向;結果是讓外商銀行套利得逞,而國內資金又不斷流出。實際效果如何,實在難斷。
同時,貨幣政策是否就一定能刺激景氣,也值得爭議。去年十一月來華訪問的經濟學大師高伯瑞就指出,貨幣政策只對通貨膨脹有效,對通貨緊縮與景氣的效用就十分有限。像一根繩子,只能拉不能推。反而是一年多來利率不斷下降,使得去年消費者物價達到四.四六%,十年來最高紀錄。一位經濟學家就指出,有重大公共建設進行,當財採擴張政策時,貨幣政策就應緊縮,過去一年來貨幣供給額(M2)曾高達一八%以上,「這是值得憂慮」的事。
不只在貨幣政策上,顯示出央行總裁對經濟發展的「關懷」,他為有效運用外匯存底,提出一百億美元除因應六年國建外,主動提供企業作海外投資購併之用。
再如經濟部最近就國內二百五十幾個超過二億元的投資案件,央行也要「幫忙經濟部」。
而他自己也認為已開發國家的中央銀行可以只掌管貨幣政策,開發中國家的央行必須要扮演開發銀行的角色,而台灣則需折衷兼顧二者。
對於他這樣的論點,一位公營行庫董事長就大不以為然,指責他本末倒置。任何一個國家中央銀行都是以掌管貨幣供給與物價穩定為第一要務,看德國的中央銀行,通貨膨脹不降到二%就是不降利率,日本央行十年內把通貨膨脹掌握在一.七%,我們反而是在物價超過五%時,調降利率(去年十月三日)見圖,難怪銀行人士看不懂。「如果要做開發業務,應該交由開發銀行;中央銀行不是經濟部,不能扮演經濟部的角色,」這位銀行董事長強調。
尤其要緊的是,央行必須嚴守中立,因為央行是貨幣管理機構,放出的強勢貨幣效果必須要能掌握。如果央行扮演開發銀行就如同印通貨;最重要的是會發生資源錯置。而且,有時差的效果。
這位銀行董事長就不明白,為什麼中央銀行放著十五家新銀行的檢查業務不管,全交由財政部;而自己卻更偏好開發角色;「難道金融健全不比開發銀行重要?」他強調,「從來沒有見過一家中央銀行把推動經濟看得這麼重要。」
在資金自由流動的國際經濟潮流,貨幣政策已經不是經濟發展的萬靈丹。一位觀察者舉例,像英國去年九月為吟救英鎊滑落,大舉買進;非但挽回不了英鎊跌落的命運,也救不回頹廢的英國經濟。
謝森中與過去歷任中央銀行總裁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勤於與外界溝通,與高度的曝光率,完全不似傳統央行總裁,因為每一句話都可能影響金融巿場,而「惜語如金,言語謹慎」的印象。
經由媒體的報導,可以看到謝森中一反央行官員少見的預測巿場波動,而公開預示匯率與利率走勢,如「新台幣匯率長期將是穩中趨貶」、「利率可望穩中趨堅」。
非但如此,他會放下身段,出現在由會計師事務所主辦的財務經理研討會上,大談他多年在亞洲開發銀行負責「專案融資」(project finance)的經驗與企業財務管理原則。一位金融界觀察者指出。此時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一個主掌外匯存底八百多億美元、貨幣政策可以使金融巿場排山倒海的中央銀行總裁,還會以為他是個大學教授。
不少金融界人士認為央行業務極其敏感,應從金融操作上顯示其政策,對於總裁的「多言」持負面看法。
天生不受歡迎
其實,謝森中也知道央行總裁敏感,不宜多話,但是「由於潮流不同,民主時代要透明化。社會大眾有知的權力,央行必須調整角色,」一邊說著一邊進辦公室拿著他最近在立法院的貨幣政策報告與在國外發表的演講,要記者熟讀,「所以我要儘量寫東西,教育大家,」句法中遍夾英文單字的強調。
在任何一個國家,由於中央銀行特殊的功能,天生就不受歡迎,總是在穩定與成長的困境中搖擺。一位中央銀行資深官員指出,央行重要的還是在於掌握貨幣政策,只要能營造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就已經提供經濟發展的契機。像過去三十年來央行穩定的物價政策就是最佳例子。
雖然金融界對謝森中將任央行總裁的表現有許多爭議,但也有不少人認為他過去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是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總裁,對於推動台灣金融國際化有相當大的貢獻,例如提出七十億美元、五千萬馬克為種子資金,建立境外金融拆款巿場(TIBOR Market)。在國際評等上,由於謝森中的對答如流,也有利於台灣的評等晉升一級。
但顯然,這些都不是傳統金融界眼中央行最主要的角色。謝森中是世界各國央行總裁中掌握外匯最多的一位,但是中央銀行的表現能否也如我國外匯存底的排名一樣傲人,則是他最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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