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談台灣競爭力 — 品牌靠大企業 標桿式策略思考 重振技職教育

劉紹樑︰未來國際貿易上的反托辣斯式競爭及如歐洲整合的區域經濟情勢會如何影響到台灣？

適用的遊戲規則

梭羅︰這個問題和我剛才所說的有關，也就是什麼才是適用的遊戲規則？譬如我們是否允許企業集團的存在？企業集團在日本、德國大行其道，而在美國，卻被反托辣斯法及銀行法等相關法令所禁止。

但是企業集團有其特點。基本上，水平式的企業集團結構較為理想。日本的財團就是這樣的結構。幾乎每一個財團都有旗下的銀行、鋼鐵廠、或者是合股的汽車或電子公司。而垂直式的企業集團結構則極易造成壟斷，譬如十九世紀末的美國，當時所有的鋼鐵廠都集中於同一個企業集團。但是目前在美國，所有企業集團均被禁止，不論其為水平式或垂直式。

許士軍︰可不可能水平式與垂直式的企業集團同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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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如果你指的是消費者與經銷商之間的關係的話，垂直式的企業集團是可行的。但是在這兒，我們必須要考慮中美兩國的差異。相對於台灣的二千萬人口，美國是一個擁有兩億五千萬人口，GNP達六兆美元的國家，二者在經濟上的作法應有不同。

我認為台灣應多設立大企業。大企業可以建立自己的品牌，並且有足夠的能力做研究發展。小國如瑞典、瑞士、荷蘭都擁有一些大型企業，雖然這些企業極易壟斷其國內經濟，但是如果想要在國際舞台上角逐，非得有大企業不可。

許士軍︰很高興你提出這個觀點。台灣經常將美國的作法貿然引進，而較少考慮其是否適用。過去一百年以來，中國人已經習於在不同的時間，從不同的國家引進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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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取他人之長以提升自己並沒有錯，重點是我們是不是找到真正適合自己的東西。台灣目前的問題是花了太多的時間觀察美、日、德等國的作法，而忽略了像荷蘭、瑞典這樣的國家。荷蘭的人口數與台灣相當，並已發展出一個成功的跨國性經濟。台灣今後應多觀察荷蘭、瑞典等國，當能從他們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
薛琦︰你剛才提到台灣需要大型企業。在這方面，我想提出兩個看法。

我做了一個關於台灣中小企業的研究，在與他國比較之下，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日本的中小企業比台灣還多。在過去三十多年來，日本的中小企業所能提供的就業機會勝於台灣。我的疑問是，為什麼大家對於充斥日本的中小企業往往視而不見，而僅著眼於大型企業？

就這個觀點看來，台灣是否真的需要擁有像日、韓一樣的大規模企業？就我所知，如比利時等歐洲國家所擁有的大企業數量並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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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羅︰沒錯。但荷蘭的確有兩三個規模極大的企業，譬如蜆殼石油以及飛利浦。

我想重點並不在製造規模，讓我們再回到日本。雖然數據顯示日本有很多小公司，其實不然，大部份的小公司都隸屬於某一企業集團。就以豐田汽車來說，他們在日本所擁有的小公司比在美國還多。表面上看來，這些小公司各自獨立，事實上，其三○％的股權屬豐田集團所有。

建立自我品牌

日本大企業的產生主要是因應行銷的需求，以及更能有效地蒐集世界各地的情報，後者尤其是小企業從商社得到的好處之一。這些商社眼線遍及全球，提供的情報常能使日本的小企業出奇制勝。日本這些以出口為導向的小企業在美國並不多見，主要原因是我們的小企業並沒有一個四通八達的情報系統可供利用，因此形成了出口集中於大企業的現象。由於反托辣斯法的限制，到最近以前，大貿易商在美國一直都是違法的，因此我們並沒有出現像日本那樣規模的貿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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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台灣可以發展一個以小企業為主體的經濟，並同時存在一些大企業，以利於情報蒐集以及行銷。台灣每年製造大量的電腦零件，個人電腦，但實際獲利率並不高，主因在於台灣未能擁有自己的品牌，而建立品牌一定要靠大企業。

就世界經濟的潮流看來，商品的附加價值並不在其製造過程，而在建立自己的品牌。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南韓的平均國民所得雖然只有台灣的一半，但他們在建立自我品牌的成就上首屈一指。台灣應該要策略性地發展幾種重點產業，才能將國民所得推至兩萬四千美元的世界水準。

薛琦︰要了解台灣經濟，我們必須要清楚為什麼台灣目前有這麼多的中小企業。我想原因之一是因為巿場活絡，也就是交易成本非常低。這意味著企業可以擇一而精，不需要樣樣都做，就某個程度而言，提供了中小企業生存的空間。

梭羅︰沒有錯，但我想提出一個問題。五年前，美國向遠東地區進口了總值約十億美元的皮鞋，向巴西購買十億美元品質較差的皮鞋，另外並向義大利採購十億美元的高級皮鞋。義大利的鞋業製造商都是小企業，但他們能夠組織起來，互相合作，在設計上獨佔鰲頭。目前義大利鞋業已經是一個高工資的行業。聽說台灣鞋業想效法義大利，可是並沒有成功。我想這其中的問題並不在公司大小，而是整個組織的問題。

義大利成功的例子不只是鞋業，它的很多傳統產業也做得有聲有色。相對於高科技的研究發展，義大利有高科技的設計。這些一流設計使得義大利的傳統產業一躍而為高工資的行業。中國人可能在五千年前就知道如何製造磁磚，但是今天義大利磁磚的出口總額佔全球八五％，只因為他們有最好的設計。

波特Michael Porter在前年出版的書中指出，就獲利與競爭力而言，義大利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義大利的教育體制培育出很多工業設計的高手，相形之下，亞洲地區國家的教育政策，則過於注重智育單一方面。

德國的教育系統也深具特色，雖然他們沒有最好的大學，但是他們有最好的技術教育，訓練出世界一流的技師。有好的技師，才能製造出高技術機器。在德國，一個主管級的父親會以擁有一個技師兒子為榮，但在美國或台灣，這個父親只會三緘其口，唯恐別人知道他有一個技師兒子。目前德、奧、瑞士這些德語系國家已經擁有世界上一流的技術教育，不再時興把所有的年輕人擠入同一所大學。相同地，義大利也有世界上最好的設計學校。

小國經濟講求策略

大國經濟可以「百花齊放」，但小國經濟一定要講求策略。現在我們來看一些小國的經濟策略。奧地利的作法是將奧幣的價值控制得比馬克低，使得奧國的人工比德國人工便宜一○％。如果有一個人同時在德、奧擁有工廠，遭遇經濟不景氣時，他一定先關掉德國工廠。這麼一來，奧國的失業率總是低於德國。我們可以說，在一九七○、八○年時，奧地利的經濟發展是歐洲國家中最成功的。

瑞士的作法又是另外一套，他們的策略是發展大銀行。德國的策略之一也是大型銀行。例如，德意志銀行手握德國四百家大公司，控制德國三分之一的經濟。小國經濟有其策略性的作法，不可能百花齊放。

許士軍︰我想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它能適應變化多端的環境，並從中尋找利基。你剛才曾經提到許多成功的模式，譬如義大利、瑞典。也許我們可以討論一下什麼模式比較適合台灣，或是我們要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模式？

梭羅︰我想台灣應該要有自己的模式。過去三十年來，台灣經濟發展成功。但過去的利因可能是今後的阻力，譬如勞工成本。

台灣產業外移的速度太快是一大隱憂。移往海外的產業如果能夠帶動國內工資上揚，則無妨，但並不是所有產業都適合外移。當然，在這兒我們必須考慮台灣經濟的特性。

以新加坡來說，人口只有三百五十萬，比波士頓還少。我們可以把新加坡想像成一個總部型的城巿，可以像紐約、東京、倫敦一樣，成為一個富裕的、提供服務的中心城巿。

台灣成為總部型城巿的唯一前提是––大陸經濟開放，並與台灣經濟整合。屆時台灣可以提供資金、技術，把一個擁有二千萬人口的總部型都巿好好組織起來。台灣在制定經濟策略時，不可能不考慮兩岸關係的發展，這是主事者的一大難題。當然，只有台灣人才能為台灣走出正確的方向，外人是插不上手的。

問︰台灣是否能有效地利用東南亞地區資源，並成為一個總部型都巿？

梭羅︰可能，但是非常不容易，因為這要靠其他國家的配合。就好像目前印尼能夠提供廉價勞工供新加坡利用，但這個情形能維持多久？沒有人知道。

薛琦︰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目前所有公司都在做類似的事，只是程度上略有不同。跨國公司主要功能就是從一個地區取得資源，而非國家。

梭羅︰在區域經濟中，不可能每個國家都做出口，至少要有一國進口。日本目前是亞太地區最富有的國家，他們能夠很便宜地取得外在的資源，所以可以永遠有順差。因此，除非日本願意成為一個進口國，否則這個地區很難形成區域經濟。另外一個形成區域經濟的條件是這個地區內的其他國家必須將產品打入日本巿場。這說的把產品打入日本巿場，不是像目前南韓、台灣把零件輸入日本，在日本組合，再把最後的產品銷往歐美，我所指的是把真正的成品直接行銷日本。

把東西賣給有錢人

想要致富，就要設法把東西賣給有錢人，而不是窮人。發展中國家從來沒有成功地把產品大量銷往日本或歐洲。窮國中有很多的區域貿易組織，譬如說中南美洲在六○年代就有這樣一個組織，但是把產品銷往哥倫比亞並非生財之道，必須打入富國巿場才是上策。

薛琦：你認為蘇聯這個巿場怎樣？我之所以提出蘇聯巿場，是因為過去兩年來，台灣對歐洲出口成長迅速，未來的歐洲巿場大有可為。

梭羅︰歐洲巿場的確大有可為，但是我認為要打入歐洲巿場十分不易。並不是歐洲會刻意排擠台灣，而是他們將大力扶植捷克，助其經濟成功。

捷克目前的工資水準和台灣相當，但是台灣在發展經濟上，有豐富的國際經驗，捷克沒有。歐洲人很清楚如果開放巿場，讓台灣和捷克自由競爭，結果一定是台灣獲勝。顯然歐洲不會樂意看到這樣的結果，捷克就位於歐陸中心，對歐洲人來說，捷克經濟失敗不得。因此歐洲對捷克產品將提供優惠待遇，而這是台灣廠商享受不到的。

問︰你談到世界貿易壁壘的問題，北美最近也在建構「自由貿易協定」，你的看法如何？

梭羅︰美國並不以「共同巿場」的角度來看待墨西哥。我們的作法和歐洲類似，給予墨西哥產品優惠待遇，希望其經濟漸上軌道，以避免每年有大量的墨西哥人流入美國。

我相信不久的將來，墨西哥將對目前的低工資國家，如泰國、中國大陸，造成威脅。

墨西哥有八千萬人口，並擁有為數不少的高素質勞工。以墨西哥的福特汽車廠來說，面的生產線上的勞工可能都是大學畢業生。原因無它，只因為外商公司能夠提供比當地公司更高的薪水。這個情況和印度很像。目前印度大概有一千萬人受過不錯的教育，因此很多美國電腦軟體廠商在當地開設工廠，以低廉的工資雇用大學程度的工程師。

提升技術與人才

劉紹樑︰讓我們回到我們最初談到的遊戲規則。如果日本如此緊抓技術不放，世界各國是不是可以聯合起來，制定一套規則來約制日本？

梭羅︰目前已經有這樣的作法。事實上，日本人自己已在做這樣的事，日本人在訂定的規則中，不允許外國公司的存在。但是美國IBM是一個例外，因為他們和日本政府達成一項交易。這個交易就是日方答應讓IBM設立公司，而IBM必須同意將部份電腦技術轉移給日立、NEC等日本公司。但問題是小企業很難和日方達成這樣的交易。

問︰你曾指出技術與人才對提升一國競爭力，已比自然資源及資金還重要，但到底人才的標準應該為何才能提升競爭力？

梭羅︰今天談技術，已經越來越著重過程，既然如此，就應特別注意提升基層員工的能力，因為他們才是真正能提升競爭力的關鍵，也因此企業應更著重在職教育，尤其是未受過大學教育的員工。德國的競爭力就來自他們有全球最完整的中間六○％的員工教育，他們的工人都是高中畢業而已，卻能成就世界最傲人的經濟。

問︰但要教育他們什麼呢？教育的方向為何？

梭羅︰這就看該國的產業重點為何了，德國最擅長的經濟為機械，所以他們也特別著重車、磨床工和數據工具機操作員等。但如果你們國家專精在電子、半導體等工業，就應該著重電子技師和工程師等的教育。也就是讓他們能掌握基礎的技能，未來還可以提升去操作更精密的機器，而且要有可再教育的彈性。

當然，今天基層員工的數學能力必須加強，因為未來數據機甚至電腦控制的流程，都會要求工人懂得簡易的重新換寫程式。這是德國在職教育體系最著重的部份，德國工程師到美國來，就常抱怨美國工人什麼都不懂。

除此之外，要保持有一定數量的人力願意投入基層的工作，像韓國就有太多大學生，韓國大學生數量幾乎跟美國一樣多，但韓國國民所得才四千美元，美國則已達二萬四千美元，而連美國都無法製造足夠的工作機會給大學生，更別提韓國了。

所以我常常提議，任何國家都應該有發展策略，在教育上也一樣，你到底需要那類人才，就需依此目標去規劃教育的方向。而且一國的教育策略不能只著重在學校教育，還應包括進入企業後的在職教育。

問︰依你的觀察，以往我們所說的四小龍，未來誰最有可能領先？

梭羅︰新加坡。他們對整個國家的下一步，有套完整的計劃，對未來三十年方向都有清楚的架構。

問︰為什麼新加坡那群中國人就可以做到？

梭羅︰新加坡每個國民都是國家這個團隊的一份子，他們似乎沒有選擇地必須加入大團隊，否則只好離開那個國家。

問︰剩下的三小龍中，那個又比較有可能出線呢？

梭羅︰若是不看最近的演變的話，我會說韓國，當然去年韓國有相當大的社會不安，但他們是目前唯一有幾個世界著名廠牌––三星、金星、現代的亞洲國家，而且韓國也是幾個國家中在研究發展投資最多的。韓國跟新加坡從事海外代工生產的策略不同，都靠自己公司控制生產，且能攻進世界巿場。

當然眼前最值得擔心的，是韓國人對所得分配不均的不滿，才會有許多社會不安的事件。但日本也經歷過相同的問題，一九四○–五○年代的日本也毫無進展，也是戰後十年間才擺平種種社會問題。一旦問題解決，擬出策略，就一路向前了。

「標桿」式策略思考

問︰但最近這幾年的台灣，好像已經沒有人在考慮國家策略了，依你的看法，台灣又應該有國家策略？

梭羅︰當然，至少要想想要如何達到某些目標，不能只說我們希望某年國民所得將達多少。

最近美國企業界流行的新策略思考叫「標桿」思考（benchmarking），就是先依公司不同功能–如行銷–去尋找行銷做得最傑出的公司，看看自己跟它比實力如何，優劣為何。若是自己的行銷能力，只有行業中行銷最傑出公司的一半好，就要去想為什麼只能做到一半？或如何可以做到跟對方一樣。

以國家教育策略來說，你會發現日本人力結構是底層二○％人力最傑出，美國是尖端二○％人才最傑出，而德國則是中間六○％人力訓練得最好。於是台灣可能覺得要去培養美式的菁英層人才不容易，因為台灣的大學生太多了，就要想台灣應著重那些大學教育，讓這些部門、科系達到世界一流水準。這都是一種「標桿」式的策略思考。

問︰就台灣發展策略來說，你認為是向北美自由經貿區，還是向所謂「大中國經濟圈」靠攏，對台灣未來經濟發展較有利？

梭羅︰這完全要看誰在決定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政策方向還相當不穩，即使換上較開放的經濟決策者，也難說他們能待多久。所以我認為台灣目前實在沒有什麼要決定的。因為在弄清楚中國大陸的政策方向前，最好不要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未來五、六年後情況應該可以比較明朗。

眼前台灣能做的，是盡量提升自己的產業競爭力。

問︰但時下台灣廠商最熱衷的是將過時的產業移往中國大陸••••••。

梭羅︰理想的產業外移模式，是台灣本身有技術層次及附加價值都相當高的產品，因為某些零組件要靠廉價勞力供應，才將部份零組件外移到中國大陸生產，這樣才可能對台灣有利。

如果光把整個製鞋產業移到大陸，有何意義？只不過讓少數幾個台灣人更富有，卻對整個台灣的經濟無益。（陳嫻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