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生的拓荒者

「我有十萬個太太，」穿著深藍棉襖、肚圍外凸，宋慶雲置身在海拔兩千多公尺、望去盡是整片枯枝的梨山果園裡，面色紅潤福泰的他，用濃厚的北方腔說著。
　這位蘋果專家，在福壽山農場三十年，從技正做到場長，和幾百個退伍老兵把望不到邊的茅草荒地，闢建成今天外國首長必訪的「明星農場」。那些從日本引進、繁殖的十多萬棵蘋果、梨、桃等果樹，朝夕得到他的照顧，成為他口中的「太太們」。
　
「爸爸宋」
　
　他不但使亞熱帶的台灣也有溫帶水果可吃，還把這套農技轉移到國外，建立外交橋樑，改善當地人的生活。
　前後十七年，宋慶雲往泰國北部山地四十次，用他帶去的梨山果苗培植出數不清的各類果樹和一畦畦菜園，代替了最早期遍地鮮紅的罌栗花。要靠騾馬駝運的山區，如今成了「小梨山」，道路、小貨車到處都是。泰王每年必請他到皇宮喝咖啡，包括大半是華裔後代的山區百姓，個個尊他一聲「爸爸宋」。
　宋慶雲打過仗，卻始終與土地為伍。抗戰時期在日本學農。三十五年從東北逃到北平參加青年軍。三十九年來台。四十六年來到氣候和北方家鄉相似的梨山，他是早先由經國總統領隊，從谷關走了三天二夜山路進入梨山的墾荒老兵之一，明年就要退休。學農的唯一養子，如今也在泰北闖天下。擅擺龍門陣、自稱有十瓶陳年絕興酒量，他至今未婚。
　「做農，不賺錢，可是這一生很充實，很有意義，」儘管這幾年，梨山水果行情極壞，使得許多果農去年集體北上陳情，但對於果園未來，他還是有一肚子的計畫和信心。
　△　△　△　△
　「有工程做，收入正常，生活就比較好，」在榮工處十八年，從隊員做到分隊長，跑遍全台灣南北工地，在六十一歲的浦明元心中，「有工作，就有希望」。
　他正在高雄永安鄉中油液化天然氣工地一角，看著水泥輸送泵車的運作，南台灣清早八點多的太陽將他赤褐色臉上的幾道皺紋刻劃得尤其明顯。
　獨生女已在幼稚園工作的浦明元，是民國四十三年從韓國投奔自由的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之一。民國五十八年，他四十三歲，拿了二萬多元退伍金，就「由部隊車子拉到榮工處」，在「機器開不上去，全部靠人力」的原始森林裡，闢建南橫公路，收入從部隊每月七百五十元跳增到「好幾千塊錢」。存錢、結婚、在台南買了房子，五十歲以後，生活比較安定了。
　「全是靠工程吃飯嘛，」憨厚樸實的他也有抱怨：「老百姓擋路，有錢拿。沒工程做，我們卻都失業了。」前年在永安鄉的中油工程被迫停工，浦明元有三個月無工可做。
　△　△　△　△
　從民國三十七、八年到四十二、三年，當時號稱的六十萬大軍相繼從大陸撤退來台。為精壯軍隊，從四十一年起，政府建立退伍除役制度。退輔會以美援會前後四年撥給的四千兩百萬美元中五四％的經費做基礎，將成千上萬的沙場戰士從「建軍」轉換到「建國」行列。宋慶雲和浦明元只是其中兩個實例。
　這些或因病、或自願、或依軍令，在三十多年間陸續卸下戰衣，如今至少都是六、七十歲以上的「榮譽國民」，為數大約四十八萬。他們大部份年少時，家貧、國亂，或志願、或被抽壯丁，遠離家鄉，把青春和戰爭相結合；壯年時，又在第二故鄉台灣，赤手空拳，用身體、力氣，在惡劣環境中奮進，以後際遇雖各有不同，但都是在各角落默守崗位，成為今天社會安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不是寄生蟲
　
　「他們是自立更生的一群，並非社會的寄生蟲，」正埋首研究榮民問題的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胡台麗說。
　這群人中，有人不甘做知識文盲。好些年少失學的有心人，「拼了老命」在國內外大學苦讀，四、五十多歲才頂著半花頭髮，上台領取學位證書，而今都在政府機關、各級學校或學術界發揮影響力。
　例如司法院大法官李志鵬、成大校長夏漢民、有「財稅硬漢」之稱的國庫署長張耀東，藉教授或為文，不時對政府建言的政大經濟所所長陳聽安、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曹伯一、美國「世界日報」總編輯張作錦等，都是苦學有成的實例。
　也有許多榮民，散佈在社會最基層的勞力階級，做的是最不起眼、卻也是非有人做不可的工作。例如每天清晨或深夜，上班族必訪的街角小攤販、天沒亮就得趕早的清潔大隊隊員、整天在路上奔馳的計程車司機、公家機關或學校、公司行號裡倒茶掃地的工友等。
　有更多榮民，是台灣經濟奇蹟推波助瀾的一波波小浪。例如從四十四年開始，配合政府以「農業發展經濟」而擬的「上山下海」計劃，就有成千上萬、時逢壯年的榮民，紛紛在地質惡劣的海浦地、河川地、荒原、高山上，闢路、墾荒、畜牧，從早期農林漁牧礦到六十年以後的工業、工程建設，到處都有這些榮民的血汗痕跡。
　
他們是攀網人
　
　「他們是群不畏艱苦，讓自己攀在鐵絲網上，然後讓後人從他們肩上踩踏過去的人，」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徐國士這樣比喻。
　將攀網人的奮鬥史整合起來可以發現，榮民們所做的許多事，正是今天台灣發展成功必要的基礎建設。例如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口中「我們榮民在台灣所做的第一件大事」的東西橫貫公路，原始動機只為交通和國防，但卻在民窮國困的台灣建設初期，得以進一步開發東部及中央山脈，發揮了森林、礦產、水力、農場、移民及觀光等多重功能。
　從大雪山、奇萊山林道開闢（一名現場榮民說，早期平均開一公里林道，至少賠四條人命），集水量是石門水庫三倍多的曾文水庫興建到十項建設以及十四項建設的投入，最艱苦的基層工作，也往往只有能吃苦、有經驗的榮民肯做、能做。
　例如興建台中港、蘇澳港或中油液化天然氣碼頭等，在「定點安置」重達四千公噸、五層樓高的沈箱入海時，必須有潛水夫下到海底，把拋置在海底的大小石塊，平整到一定標準的厚度和角度，這樣沈箱才能四平八穩的放置在海底。潛水夫不但要懂氣壓、水壓等專門技術，而且工作辛苦，必須每工作兩小時上來休息一小時，即使寒流來襲，也得穿防寒衣下海。這種工作多半由海軍退伍的榮民一肩挑起。
　許多基層工作非到現場聽看，才能體會出其中的危險與艱苦，難怪上任二個半月的退輔會主委許歷農，在走訪各地榮民後，毫不遲疑的回答「天下」的詢問：沒有這些榮民獻身國家，也許台灣早就赤化了，沒有這些榮民投身「十大」，台灣今天會這麼安定、繁榮嗎？
　榮民雖出身行伍，卻處處流露著中國人原始質樸的性情。從興建曾文水庫起，帶著榮民做工程有二十七年的前榮工處副處長齊寶錚就說，這些老兵個性純真，他們只知道用勞力換取酬勞，卻不大計較待遇。豪爽、講義氣，和他們相處得好，「還會請你吃飯，」榮工處副總工程司曾繁祺也這麼說。
　從高山到僻野，不論是已經在「榮家」安養餘年、或是還在中橫路上賣滷菜肉包或種果樹、或在花蓮各個農場種甘蔗及花生的老榮民，聽他們緩緩訴說的一則則拓荒故事，會讓年輕輩感動：原來古早中國民族就有的特性─冒險犯難，用生命當賭注，來印證「人定勝天」─全可以在這些大半沒受過很多教育的老榮民身上找到。
　被形容「完全用手工雕出來的」中橫公路的闢建就是一例。費時三年多，平均一公里造價一百五十多萬元的中橫，沿線盡是絕壁峽谷、土質脆弱。早從民國四十五年起，就有三、四千名榮工處隊員（榮工處施工人數佔總施工人數將近六成），在幾乎與世隔絕的峻嶺中，終日和塵土為伍，憑藉的工具只有圓鍬、十字鎬、畚箕和炸藥。
　
處處是險境
　
　「每天每個人要挑幾十公斤的土方，完全是靠人工、力氣，」榮工處副總工程司曾繁祺，當時是中橫路宜蘭支縣的一名段長，他這樣形容大兵們肩挑手搥的工作情形。
　對許多轉戰過大江南北、金馬前線的老戰士而言，在中橫開路跟在戰場打仗一樣─處處是險境，生命隨時會消失。
　「喝酒壯膽才敢上工啊……，在半山腰上鑿砲眼，口袋裡裝著炸藥，腰上繫著繩子，（用香煙頭）點了炸藥馬上抓住繩子住上爬，最多只有十分鐘可以逃命！有人爬到一半，腳一滑─完了，連屍體都找不到。」現在梨山定居的單身老榮民陳繼成曾這樣說過。
　有不少榮民在「好像萬馬奔騰般」的爆炸聲中受傷。七十三歲、頭髮全白的季淑忠，屬爆破隊的，曾在梨山開路，一次炸彈開炸，竟把他的大腸打出一大截出來，胃也炸爛了，抬到東勢醫院，醫生直說「沒希望」，結果命大活過來了。「我這輩子負傷好多次，都是放砲放的，」如今住在花蓮榮家，季淑忠憶及往事還有餘悸。
　颱風、坍方、落石也隨時威脅著開路人的生命。住在花蓮榮家六十七歲的劉運生想起，有一次，位於天祥附近、土質極脆的「迴頭灣」，半夜發生大坍方，一塊大石砸到三十個人住的工寮，沒一個倖免。
　「石頭也像子彈一樣，沒有眼睛的，」山東籍的劉儀南一旁接腔說：「每到七月半祭鬼，看到靈牌越來越多，真是心酸難過啊！」
　在國窮民困，沒有技術、機械的情況下，這種純以肉體和自然搏鬥的無畏精神，在故總統蔣經國先生眼裡別具啟示，那就是：「別人所不願意去的地方，我們榮民去了；別人所不敢做的事情，我們榮民做了；別人認為不可能的事，我們把它完成了。所以我常常講橫貫公路……主要是靠我們榮民的忠貞、毅力和決心，充分發揮了偉大的力量來完成的，由於橫貫公路的開通，帶給我們很多鼓勵和信心。」
　據觀察，榮民敢於賣命和天地打拼，可能是源自於中國人對逆境的容忍，和不輕易放棄希望的毅力，所以能咬緊牙關，堅持到底。最早一批到梨山墾荒的袁子正，就是不斷追求不同的希望，靠勞力而在高山農場裡立業、成家的例子。
　戴著燈蕊絨鴨舌帽，滿臉白渣絡腮鬍，喜歡喝茶。待人親切熱誠，抱怨不多。袁子正從台北退伍後，四十六年隻身上山，十一年後，和一位認識九年、住在羅東的小學老師結婚，如今兒子已經十八歲，在羅東唸高三。
　看上去比實際年齡七十歲還要硬朗的袁子正，和同行的三十多人，在「早上還有霜」的六月天來到梨山，放眼望去，是一大片「比手指粗、比房頂高」的茅草。住的是「外面下大雨，裡面下小雨，連臘燭都點不著的草房」。鋤草時，所有人，全身沒有一塊沒傷痕，茅草銳利到「手一拉就是一條傷口」，「除了山地人養的幾條牛，其他什麼都沒有。」
　有人來幾天就走了，寧願到平地，做一天工算一天。袁子正卻從沒有興起放棄的念頭。
　從尋找朝陽地種菜、引進日本果樹（袁子正坐在沙發上，右手比劃到膝蓋：「小樹只有這麼高，有人開玩笑問，什麼時候才能躺在樹蔭下賣水果呀？」）、由當年政府購買定量的高麗菜、水蜜桃外銷香港（以實際行動打擊中共「臺灣只有香蕉皮可吃」的不實宣傳）、到梨山蘋果和桃梨成為國內炙手可熱的高級水果（從五十五到六十五年間，人人都說梨山人有錢了！），袁子正總是一階階探求不同的希望。現在他的希望，像很多有家的榮民一樣，在下一代身上。
　
年輕吃苦打基礎
　
　上一代勤勞吃苦，正是給兒女做「身教」的最好範例。由退伍果農推選，已經連任三屆台中縣和平鄉鄉代表，如今是鄉代表會主席的閻登正，現在有車代步，台中有棟一次付款買的房子給孩子們唸書時住。他會不時告訴三個兒女，夫婦倆年輕時，在氣溫平均比平地低十來度的高山上，每天清晨三點到菜園裡採高麗、然後走一兩公里山路，把菜挑到大路邊裝上車，有時路坍了還得挑一整天的菜到谷關賣掉的故事，「年輕時吃苦，老了才有基礎，」閻登正說，正是因為當初他有決心，沒有跑下山，才有今天，所以他總提醒孩子們一定要能吃苦，才能做人上人。
　老榮民這種任勞敬業的精神，無形中的確給了年輕一輩很好的啟迪。在「建設的火花」一書中，記者李元平專訪十項建設工地，曾問一名建設中鋼工廠的大學畢業工程師，工地是否很苦？這名工程顧問指向一旁手持混凝土震動器（使混凝土結構更密集、結實的一種電動工具）、年紀相當父執輩的老榮民們說，他在工地只是「顧」這「問」那，而榮民卻是要動手的。震動器「我只拿幾分鐘就很吃力，」但老榮民一拿就是好幾個鐘頭，天天拿，月月拿，「他們半生戎馬，現在又在工地披星戴月，在他們面前，我們怎能自豪？」
　在當過帶兵官、陸官及政戰學校校長、有「儒將」之稱的許歷農眼裡，榮民另一令人感佩的，是他們對國家、領袖的忠誠。儘管許多榮民對各人現狀迭有抱怨，甚至部份走上街頭抗議退輔政策的不公，但走訪全省各地榮民可以發現，蔣經國總統六十八年親口界定的榮民精神─赤膽忠心、犧牲奉獻、報效國家、服務社會─至今未變。
　
戮力墾荒•孓然一身
　
　尤其是絕大多數榮民，一直到今天，對視他們如兄弟的老主任委員蔣經國先生仍是充滿懷念，對政府還是滿懷感激。這從蔣故總統崩逝後，老榮民長跪榮總靈堂不起、各地榮家及榮民療養院哭聲不止，比自己父母死了還難過的情景可以略見一二。
　住在花蓮天祥蓮花池的老農梁鐵山的看法則是另一個例子，他在山中墾荒二十多年，至今仍是孓然一身，幾坪大的房子裡，只有一床一桌。這個山區裡二十多戶榮民，即使成家的，也多半是這麼蕭條。
　六十二歲的他揮揮手中的「新樂園」香煙感嘆，現在身體不好，無力除草，去年收成所得只夠肥料錢。他對退輔會、山地農場、果農營收有一籮筐的怨言，但回顧在戰亂中的前半生，「我在臺灣這麼多年，沒有戰爭，聽不到槍砲聲，每天可以安心睡覺，真不簡單！」
　榮民這份對元首的忠誠和信任，主要來自於經國總統從四十年代起就和榮民同甘共苦。像梨山墾荒前，他自己早已幾次登山前往勘察環境；做了退輔會主委後，更經常的戴鴨舌帽、穿上登山膠鞋，也不要隨從相伴，就到梨山去看榮民。一進村莊，人沒到，聲音已到的叫喚老張、老李，然後笑問簇擁而來的舊識；今晚有沒有狗肉吃啊？
　晚上，他和大夥兒划拳喝酒，酒酣耳熱到赤膊相見。第二天臨走前，會偷偷塞疊鈔票給莊長，囑為弟兄們買肉加菜。當時吃肉還是奢侈享受。
　
繁華中犧牲的一群
　
　有人感嘆，晚景淒涼的榮民，是臺灣經濟發展中被犧牲的一群，他們沒有選擇或改變生活的能力，為求溫飽，只能幾十年、幾百人一夥，安份守己的生活在閉塞的高山或偏僻之地。在他們的直覺裡，瓦斯比就地取材的柴火要貴（蓮花池五年多前才開始用瓦斯）；年老無力下田的老農，也只能把耕地出租，一年拿個五、六萬元租金，平常就是碰到假日，在門口擺個低黑的小攤，等遊客來買那只比乒乓球大不了多少的橘子。他們不熱衷學習農業技術，也不懂什麼是山地濫墾、農藥濫用或生態保育。
　有些榮民經濟狀況蕭條，自己理財能力不好也要負責。看著梨山一帶果園從無到有、從盛到衰的福壽山農場宋慶雲就說，梨山水果行情最俏的那幾年，梨山果農富裕到家家買汽車、鋪紅地毯，到平地買房子，卻也有不少人花天酒地，恣意揮霍。如果那時候就有計劃的存錢用錢，怎會淪落到有人要靠吃餿水度餘年呢？
　
誰來維繫道義情？
　
　當然，今天榮民怨聲不斷，退輔會難辭其咎。研究榮民問題一年多的胡台麗就說，目前政府採行的放寬收容就養條件、逐次增發自謀生活者（未接受輔導就業的榮民）的零用金等，都只是救急辦法。根本上，政府應該檢討、改行更公平的「雪中送炭」退輔制度，好讓那些退伍早、階級低、孩子又小的榮民，得到他所需要的援助，讓那些終年在醫院療養或專程從東、南部北上看病、要求住院的老人，得到他所需要的照顧。
　「希望退輔會把納稅人的錢花得更合理。」胡台麗認為現行制度偏重於對軍階高退伍晚的榮民「錦上添花」的照顧。
　當初，蔣中正總統把子弟兵帶來臺灣時，曾當他們的面誓言：要把他們再帶回大陸去。以後經國總統接下父親囑託，一方面把這些榮民視若兄弟般照顧他們，經常微服巡訪，探知基層榮民的疾苦，另一方面又鼓勵他們、肯定他們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隨著蔣經國總統的逝世，象徵著蔣先生父子時代已經結束。他們對榮民負有歷史責任，榮民也沒有辜負他們，始終忠誠如一。但是繼任者是否能像蔣經國總統任主委時那樣，年年到高山、僻壤、醫院去看他們，即使不做主委了，仍舊時時刻刻關照他們，始終和榮民維繫著「由革命道義融鑄而成的真摯情感」？
　這恐怕是繼任領導層和許歷農等負責人的一個大課題。
　
系列大標：退輔會主委：許歷農　不推、不拖照顧榮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