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榮所珍惜的信念

王作榮絕對可以稱得上這個時代具有遠見的一個知識分子。雖然他在封閉的動亂時代，以及古老的傳統價值體系下成長，在許多觀念上，他卻比同時代及後來的大部分中國人都要走在時代的前面一步。
　他一生的黃金歲月，從民國三十八年至今，恰與台灣最動盪、最混淆、也最進步的時機不謀而合：台灣經濟進入工業時代，崛起為世界經濟體系的動力之一，社會迸發為多元價值體系，政治由權威封閉解放。他雖沒有成為這個時期的主流人物，但時代的軌趾卻註腳了他的事業，使他在台灣脫胎換骨的過程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他擔任過許多職務，政府經建部門的主管、聯合國的顧問、經濟學教授、社論家……，但這些都只是名位的幻化，真正貫穿他一生事業的，是對中國現代化的關心。
　這分關懷，始於他一生最初三十個年頭的經歷。那個時代，現代化對中國人還只是個遙遠、奢侈的夢囈。人生的柴米油鹽是上天賞賜的，「每屆嚴冬雪天，野蔬落葉難覓之日，即為……斷炊之時，」生命雖然可以苟存，卻「飢餓、疾病、瘟疫、死亡」不斷。戰亂、流離並沒有增添新愁，只是這種絕望的延續和深化。
　在這種宿命的自然汰換與歷史洪流中，王作榮背上了這具現代化的包袱，他這麼寫道：「建設一個現代化的中國，不僅是我個人一時的願望，也是自戊戌維新以來所有中國知識分子的期望。」
　王作榮選擇了經濟發展作為他建設現代化中國的疆場。他嫻習落後國家各種經濟發展策略，他在大學的論文，以蘇俄的工業政策為主題，那時中國的校園中，正流行比較各種經濟社會型態的優勢。其後在政府服務及自我放逐任職聯合國的三十年工作中，除了台灣，他的興趣及研究焦點幾乎集中在日本。這兩個國家，尤其日本的成功經驗，以後成為他觀察台灣經驗的主要思想架構，他一直相信「只有採取像日本這樣革命型的策略，才可以在短期內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可以這麼說，他幾乎是日本式計畫經濟在台灣的主要倡導者。
　
有名沒有地位
　　
　這種立場，使他在當時美國自由學派獨占的台灣經濟學界被打為異議分子。例如，在五十年代舉國一片發展紡織及簡單加工業聲中，他卻獨對汽車、鋼鐵情有獨鍾，因為這些工業是「一個國家的工業之本，強國的根基」。六十年代他鼓吹發展大企業，支持企業合併，因為這「是台灣未來經濟成長的命脈」。到了六十年代底，當台灣陷入停滯膨脹的困境時，王作榮力主「台灣經濟仍須以成長為先」，這引發了他平生最著名的一次大論戰。長期的意見分歧使學院派的經濟學者跟他保持一種微妙的距離，並且經常有意無意地排斥他。「他有名但沒有地位」，對於他在學術圈面的孤立，葉萬安形容得最貼切。
　但王作榮似乎不在意這種分界。他對台灣經濟學界以及正統經濟學院派玩世不恭的態度，已經是出了名的。他經常勸人，經濟理論必須要活用，不能與現實脫節，否則與其相信經濟理論，不如不信：「盡信書，不如無書，經濟理論與現實分野之大，其間道盡了多少淒涼與無奈。」他欽佩的經濟學家並不是如傅利曼這樣的理論學派大師，而是像德國李斯特、或英國凱因斯，能針對實際需要，提出解決辦法的國家經濟學家。
　其實像他這樣對經濟學嗤之以鼻的人並不少，但是在冷嘲熱諷之餘，還能理智而條理分明地提出另一套看法，讓人信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從這個角度看，顯然王作榮並不屬於偉大經濟理論家那一類型的人物，他從未建構過自己的抽象理論世界──而在紀律嚴謹的經濟學術界裡這是成名不朽的最重要條件，因此他長久性的學術貢獻便小得多了。
　但他卻賦予台灣一對新眼睛以觀看本身及週遭的世界，在三十年的論述中，王作榮不斷提醒政府決策者及經濟學界，正統西方經濟理論並不是台灣需要的，它只是已開發國家現狀的維護者，是一種耽於安定的消極主義，因此它的眼光並不銳利或者長遠。「對於西方理論講的那一套，」他說：「我不是不知道，但他們那裡知道，我們落後國家想迎頭趕上開發國家的那種渴望？」「穩定是那些進步而又安全國家的休閒品，是我們的奢侈品。」而對於像台灣這樣基本上還停留在半開發狀態的國家，「成長才是生存的關鍵。」
　其實就經濟進化的階段看，王作榮為台灣設計的這套重工業強國論，或甚至他與蔣碩傑關於成長與安定的論辯話題，都已經成為昨日黃花了。台灣經濟已經走進自由化的不歸路，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也已經遠不如前。路線之爭已無意義，亦無餘力，這一點他自己也十分清楚。「經濟策略與思想是有階段性的，過了適當時機就不能再用了，」他說，因此，當自由學派的學者以近乎欣慰的語氣說，王作榮已經改變立場時，他只淡笑著說：「我一向就不是什麼成長派，或安定派，時代變了，適用的策略當然不一樣，經濟理論永遠脫離不了現實，我的立場永遠是一致的。」這樣的經濟學家王作榮其實是更務實的。
　但是王作榮描述的機會確實存在過。在五十及六十年代台灣數度站在十字路口選擇方向時，他的確看到了一個很好的可能，雖然事後台灣走了另一條路──而以後也不再有類似機會──但他點出的這個可能，卻豐富了一個單調枯燥而一元化的台灣經濟界。在這方面，他的功能有點像是一盞路燈，「照明方向，雖然不一定朝這個方向走」，但他照過的地方，至今餘溫猶存。
　
現代化的革命
　
　但這是否代表「經濟學家」部分的王作榮已經過時了呢？其實這些經濟領域裡面枝枝節節的吵雜聲，只是檯面上的表象而已，他內心強烈渴望的是另一種形式的現代化改革。對於落後國家現代化的本質，他是以更大的視野去規範的，他這麼寫道「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上是一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的大變革，變革的程度只有用革命兩個字才能表達它，」這種改革是全面的，大到「會改變個人的觀念、想法、生活習慣、家庭結構，進而至於社會風俗、政治制度、經濟組織。……」這已經超越經濟學的領域了，但卻是他對現代化的真正註解。「作為一個國家的決策者，決策主要根據應該是當時的實際狀況，而非任何經濟學說，」二十年前他已經看到「經濟發展需要政治家，本身能擺脫文化傳統的約束，瞭解世界的潮流，一方面移轉社會風氣，一方面建立必要的期章制度，規畫一個有效率的具備現代化知識與技術的行政系統。」這才是他真正的抱負，純綷當一個經濟學者並沒有太大的成就，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實際參予更大格局的變革，這與他那時代對知識分子的教育有關，「大丈夫應當參與決策」的觀念，使他一開始就非得要從官場中去尋找他的「聖杯」。
　「參予決策」的機會確實出現過，在台灣政經氣候風雲際會的五、六十年代，他的才氣曾是派系拉攏的對象，只是個性與堅持信念使他與這些機會一一擦與而過。
　真正綻放光采一直要到離開政府，開始寫社論以後。這段期間，王作榮像一個孤獨的鬥士踽踽獨行，他既不屬於任何階層，也不依附任何團體，一如以往，最關心的還是台灣的現代化，他對自己期許，要用筆「在這（報紙社論）指導政府」，這一點他做到了。
　王作榮的社論文章已經成為這個時代跟社會的珍品。他感覺敏銳，思路清晰，論事淋漓酣暢，說理勇氣十足，熱情之餘兼具遠見。二十年來一直以客卿身分待他的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說他是促使別人實現他的主張及政策的「推動者」，素未謀面的梁寒操誇他有一隻會寫好文章的「辣手」，與他辯論的蔣碩傑在罵他之前也要先暗示他「文筆雄肆……言論影響力之大」，「罵人當飯吃」的李敖寫信稱他「真乃吾師也」。他的文章固定有十幾萬讀者，許多署名文章常常一出爐就被競相談論。其實以一個中國文人的標準看，文章能寫到這樣廣受注目，已經是生平最大快事了。
　然而，現在的王作榮，心中似乎有亂世之悲。一方面，台灣社會及政治的大洪流，衝亂了他心中的規律世界，另一方面，人性及道德倫理價值觀的蛻變，又遠超出他能承受的限度。他開始跳脫經濟評論的樊籬，對台灣的政治及社會發展發出近乎離騷式的諫言與警句。對於政治人物爭權造成的不安，他警告是「燕巢於幕帳之上，魚遊於釜底之中，又能得意幾時？」台灣這幾年的政治失控及社會不穩定則讓他感覺像極了明朝末年：「病在法度……病在紀綱」，「如果不解決，總有一天，會達到勢已重矣、反已難矣」的程度。他眼中這個「浮躁幼稚的社會」，正在與心中「理想的現代化社會」慢慢拉大距離，變得陌生。
　其實他珍惜的信念都很單純，這些信念出自階層觀念還沒有被沖淡的中國文化，以及還沒有被科技、民主與政治現實所擾亂的傳統社會。
　他身處新舊時代的衝激期，有時又顯得矛盾。他頑強地守著自己從舊文化中學得的一些原則，一方面卻大力提倡最現代化的改革。所以他是提倡改革的人，卻不是體制的叛徒。
　必要時，他也會挺身而出為他那時代的價值觀和尊嚴辯護，即使將自己暴露在炮火下也在所不惜。例如，看到郭婉容在財政部長任內為實施證交稅力辯立法院，他會禁不住心中激賞，寫社論稱讚她「重振漢官威儀」；在趙耀東被卸下經濟部長社會譁然時，他勉勵趙耀東「盡力而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實這也是他自己在官場二十幾年的最後註腳。
　經濟學家、大學教授、政府策士、社論家、官僚體系跟既得利益者的敵人、危機宣傳者、保守主義分子……四十年來，王作榮在台灣扮演了多重的角色，但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最大的意義莫過於上天賦予他一支利筆以及早熟的智慧，使他能夠從容地在吵雜的時空中，為台灣的未來以及現代化獨立思考可能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