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運璿傳

童年：「璿」是北斗星裡的一顆星……

　繞過巍峨總統府，車子拐入重慶南路一條小巷，僻靜清幽，趕走了巷外車水喧囂，踏進朱紅門檻，一排淡紫蘭花映入眼簾，襯著墨綠鐵樹、乳白樓房。謐靜平和在空中飄散著。
　客廳窗明几淨，更見于右任的草書－創千古事業，做不朽文章－飛揚豪帥，他坐在那方大紅木桌前。此刻的他，額頭刻劃著深淺細紋，眉宇舒展，生命中無數個大悲大喜已沈澱，沈澱在那安詳深邃的眼神後，卸下閣揆四年後的他，褪去了一些往日洞察世事的機敏，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參透生命奇奧的智慧。
　望向窗外，陣雨淋過的草特別鮮綠，後院的樹剪得方圓有致，偶爾一尾魚躍出清清池塘的水面，打破午後沈寂，一圈圈漣漪往外散去。屋內的人雖已灰髮點點，眼角泛起深紋，但當他娓娓敘述過往時，那一甲子多歲月似淙淙流水，再度鮮活起來。

跪著的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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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生於山東蓬萊縣，山東省地圖好像個跪著的駱駝，蓬萊就恰好在駱駝的頭頂部位，全縣方圓不過百里，但蓬萊縣在歷史上曾出過幾個名人，例如明朝以平定倭寇出名的戚繼光，和民國初年指揮數十萬人馬的軍閥吳佩孚。
　民國二年在蓬萊縣城東的一幢瓦房裡，孫蓉昌欣喜地看著第一個孩子出生，按照家譜，第一個字是運、第二個字他取了幾次都與祖先長輩重複，一氣之下，就在字典裡挑了個難字，「璿」是指北斗七星裡的一顆星。
　蓬萊靠海，農地含鹽分，貧瘠清寒，雖然仍可種植玉米、小麥、小米，但收穫不豐。和一般清苦農家子弟一樣，孫運璿從五、六歲開始，就得幫著大人做農事，先是替家裡送些茶水，等到麥子熟了，就幫忙收割，接著還要到田裡拾麥穗。不是農忙的季節，孫運璿和他的堂兄弟也不能閒下來，每天早上四、五點，祖父就吆喝著：「孩子們起來！起來！」縱使外面風寒霜冰，他們馬上要從炕上爬起來，拿起堆在角落的竹筐掃把，趕緊跑到路上，看到糞就掃回家，不管人糞、馬糞、驢糞，都撿回去當肥料。「不但要撿，一大堆小孩還要爭，還要早起才能搶得到。」孫運璿回憶。
　回家後，他們一一把成果交給祖父檢查，看是否夠多，通過後，還要分著打掃院子，才能吃早飯。
　孫運璿的祖父在北平開設一家米店，大伯二伯都在做生意，祖父覺得做生意不是長久之計，就在民國初年派最小的兒子－孫運璿的父親去讀書，進了中國最早創辦的法律大學－朝陽大學，這位兼具現代知識和中國中孝傳統的法官父親對孫運璿影響最大。
　他的大伯二伯生意越做越大，在山東煙台等地都設了分號，龍口粉絲就是由孫家開始經營，但是孫運璿並沒有受到庇廕，因為父親還在讀書，要向大伯二伯拿錢，而祖父早逝，祖母中風癱瘓在床，沒有主持公道的長輩，他們反而過得特別苦，他回憶：
　「從來沒有白米飯，每天都吃玉米餅，就是把玉火碾碎，和起來，往熱鍋上一貼，熟了就吃。大蒜搗爛加點醬油就是我們的菜。偶爾加菜，能吃到鹹魚配大白菜、蘿蔔，我就高興得要命。一年中，只有過年和婚喪喜慶，才吃得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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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父庇護

　沒有父親庇護，孫運璿從小受了很多委屈，一晚他學打算盤，打到乘法不會了，聽到隔壁大伯父在教自己兒子打，他就拿著算盤到隔壁去，大伯父一看到，他收起算盤，擁著自己的兒子往裡面去：「運璿，今天太晚了，我們要睡覺，改天再教你吧！」
　孫運璿的母親看到兒子提著算盤，垂頭喪氣地回來，也滴下眼淚，摟著他說：「你好好學，將來一定趕上他們。」
　也就是在這種困窘艱難、備受歧視的早年歲月裡，身為長子的他與母親養成了患難與共的感情。由於丈夫沒有收入，孫太太在大家族裡得當起更多的責任，從為婆婆服侍湯藥、翻身、洗澡，到分攤大家庭裡做飯清掃的責任，家裡更有七、八個小孩要照顧。從小，他眼見瘦小的媽媽，每天不停地穿梭在祖母的病榻、廚房、灶下以及弟妹房間中，就覺得心疼。
　「我那時候病又多，常常牙齒痛，痛起來就牽著母親的衣角喊痛，母親忙得團團轉，還得空出神來安慰我，又叫人把樹上的蜂窩打下來，要我含在嘴裡，她聽說這樣可止牙痛。」
　孫運璿小時候乖順、不打架，深得長輩喜愛，總比別的小孩早起去撿糞拾柴，就是要為母親爭光。
　雖然苦，與母親相依為命的感情不是輕易可取代的，孫運璿的堂伯父無子嗣，總想過繼他，所以常常提著好吃的零食給他吃，並接這個小姪子去自己的家玩，也常不經意的問：「運璿，願不願意來和堂伯父住？」這時孫運璿縱使嘴裡嚼著自己喜歡的芝麻糖，還是一股腦地搖頭。
　那時候，他最盼望的是過年和夏天，不是因為自己可鬆一口氣，而是在那個臘梅封雪或知了蟲鳴的季節，在北平朝陽大學讀書的父親總會捎來自己的身影。
　「他一回來，我就覺得自己不會被親戚欺負了，他對我期望很高，每年回來都問我看什麼書，將來準備做什麼，然後要我坐在他對面，跟我講歷史上忠孝節義的故事，如文天祥、岳飛，他說：『我今天對你講，將來你對你兒子講，你兒子再對你孫子講，一代一代傳下去，我們才能保持住這個傳統』。」
　八歲那年開始，孫運璿搬到蓬萊縣城，在蓬萊縣立國民小學讀書，小學六年是他唯一受到的我國教育，但是蓬萊國小這批剛從新制山東師範畢業、充滿朝氣熱忱的老師，教學認真，又具新知識，國文、算術、英文底子都是那時候打下來的，例如很多人難以相信週旋於國際政經領袖間，對答如流的孫運璿只受過兩年的英文教育，這兩年就是在蓬萊國小受的。
　除了英文，其他科目更是受益匪淺。「小學時，老師規定背古文，如赤壁賦、賈誼論、出師表，對以後寫作很有幫助，當部長、院長寫重要文稿、批公文時，我仍然記得國文老師傳授給我的祕訣－文章要唸，唸起來順口就行，不順口表示文章有問題。」
　六十六年後，七十五歲的他扳起指頭還能如數家珍地背出小學校長和大部分老師的名字，校長紀有貴，數學老師孫繼聖，英文老師田濟川……。
　因為對自己國小老師感恩，也體會到國民學校教師對下一代、對國家的重要，在行政院院長任內，孫運璿每年不管多忙，都要到教育部舉辦的中小教師愛國自強座談會，「我常告訴他們：『不怕你們笑話，我這個中華民國行政院長只受了我國六年的小學教育，但這六年卻讓我受用無窮，我真的感激你們，你們犧牲了自己，教育成我們的下一代。』」
　在小學裡，為了給媽媽爭氣，也為了自己好強的個性，孫運璿用心讀書，不但比過大伯、二伯的小孩，每年都在班上得第一，持續了六年。校長紀有貴常摸著他的頭鼓勵：「不要留在蓬萊，找一個好中學讀，然後讀大學，將來一定不可限量。」
　此時，這位穿著短掛，平實的小男孩醉心做個文學家，他時常讀課外書，尤其最喜歡看民國初年創刊的兒童雜誌，稍後看魯迅、巴金的散文小說，中學開始讀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的俄文小說。

做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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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更喜歡寫文章，十四歲時，他還投了一篇叫「秀姑」的文章到報館，描述一位鄉村姑娘，命運坎坷，遭人遺棄的故事，沒有獲得編輯青睞，使他文學家的夢想受了挫折，但他仍一心一意嚮往小學畢業後，去天津的南開中學讀文學進大學，這所學校是教育家張伯苓所辦的，以教育文學、社會科學人才著名的。
　但是有一天，在哈爾濱法院做事的孫蓉昌回家鄉聽到兒子的志，願不很同意，希望兒子跟他到哈爾濱去，他說：「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讀了就要為國家做事，現在國家有兩件事需要你，一是我們缺乏俄文人才，南開是學英文，英文人才已夠多，跟我到哈爾濱學俄文；二是我們需要工程人才，學文學、耍筆桿的人太多了，要學些實在的本事。」
　就這樣，他聽從父親的話，成了他一生的轉捩點，飛出文學家的虛幻夢境，蛻變為重科學邏輯的工程師。

離家與離根

　十四歲的孫運璿辭別了母親，提著行李，跟著父親來到了跟蓬萊縣截然不同的地方－哈爾濱，看到整齊的白色洋房，寬廣的街道，馬路上奔馳而過的車子，有些興奮，但他注意到這座東北第三大城市，雖屬我國，卻近似殖民地，俄國勢力緊緊追逼，哈爾濱人稱的「道裡」（即城內商業區），極目所見很少中國色彩。幾乎全是東歐白石房屋，日本人也不甘示弱，處處見到他們的蹤跡，路邊常懸有「東亞」共榮商店的招牌。
　這時的他面臨最大的挑戰是離「家」和離「根」。
　孫蓉昌在哈爾濱外縣市做法官，沒有辦法照顧他，只得把他交到一位朋友王旭東家，臨走，孫蓉昌千叮萬囑要王旭東嚴加管教這個孩子，也轉回頭看著神色黯然的兒子說：「王伯伯要代替我來管教你，你一定要聽他的話。」
　父親走後，孫運璿回到王伯伯為他安置的房間，放下行李，坐到炕上一陣孤寂浸湧上心頭，他知道以後他必須獨自面對陌生環境，看不到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及弟妹。「王伯伯也是在法院做事，家裡人口多，他清廉正直，不收分外錢，所以家裡過得很苦，每頓都是吃一種白麵黃豆混起來的雜麵條，有時配些粗菜，看了都要掉眼淚。晚上我躲在被子裡流淚，想媽媽，也想弟弟妹妹。」
　離「根」的掙扎更是比離「家」沈重。
　孫運璿父親既然打定主意要兒子要學俄文，就必須到講俄文的學校，最好的學校是俄僑實業中學，這是為在中國的俄僑子弟辦的學校，全部課業都用俄文教。本來這所學校不收中國人，王旭東找到哈爾濱教育局長，請求校長收他的兒子及孫運璿，最後學校才答應收他們，他們也成為這所學校空前絕後的中國學生。
　「當王伯伯把我們送進這所學校門口時，看到全校都是俄國人，只有我們倆是中國人，同學講什麼，老師講什麼，我都聽不懂，頭一年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第一名是不敢想了，只要不降級就好了。」
　冬夜他坐在書桌，前攤開只懂少許的俄文課本，抬眼望著窗外一片白皚皚的雪，想起家鄉的母親和弟妹，往往氣餒感傷起來，想趕快回到媽媽身旁，總在這時，他記起父親的勉勵，我國俄文人才太少，在外交上一再吃虧，就連原來講好中俄合建的中東鐵路管理權都被俄人霸佔，「你要好好讀俄文，將來進中東鐵路附設的哈爾濱工大，把我國權利爭回來。」
　這三、四年看似無盡的委屈和磨練，卻使孫運璿學會如何忍耐、克己，「吃的東西不喜歡，閉著眼睛也要吃下去，俄文課本看一遍不懂，看十遍就會懂。慢慢就習慣了，遇到困難，就要想辦法克服。」
　而幼年時候，大家庭裡仰靠大伯、二伯臉色，青年時，又寄居世伯家裡，使他比一般孩子早熟，他必須替對方著想，盡量不要麻煩別人；攘觸的人多，必須察言觀色，應對更須得體，這些對他以後人際相處幫助很大。

綽號小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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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僑實業中學裡，他在文學之外，發現了另一個新天地；他喜歡玩電器，收音機、電唱機、打字機，把它們拆開來，細細觀察，再裝回去，他覺得父親的話很對，學點實際的技術，將來可改善鄉人的生活。
　十八歲時，他考上一心要進的哈爾濱工業大學，這所學校為俄國人所辦，當時是國內首屈一指的理工學院，很多教授都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赤色革命逃到中國，教學經驗豐富、深具科技知識的名學者。
　在大學裡，孫運璿再度成為風雲學生，因為工大都是用俄文教，沒有課本，學生得記筆記，孫運璿自己發明一套速記法，記起來快又完整，大家搶著借他的筆記。
　在大學六年（預科兩年），他幾乎每年每科都得滿分（五分），「所有學生，不管中國人、俄國人，只有上屆的一個人范緒筠（現在美，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比我好。」
　成績好，他每年都拿獎學金，每個月合兩百美元，足夠生活之用，但是他仍然省吃儉用，每個月底，把剩下的錢包起來，跑到郵局，寄給在山東的媽媽，「我知道她很委屈，沒有錢，要看大房、二房臉色。我也要用功讀書，讓她在親戚間，抬得起頭。」
　支持他用功讀書的另一股力量，是俄國人在哈爾濱趾高氣昂，看不起中國人，「他們說我們中國人髒、落後，我和中國同學說，我們就來比成績，看誰考得嬴。」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裡的一天，十九位俄國教授坐在工大禮堂，每人面前擺一本孫運璿的畢業論文，輪到他口試了，一個多小時，教授輪流發問，完畢後，各教授認為他的論文寫得好、口試也答得好，五分實在不足以表示好的程度，但又沒有六分可打，於是決定給他五分加，孫運璿以當屆第一名畢業。
　五十多年來，東北政權易手頻頻，日本，然後蘇俄、中共前後踐踏過這片土地，學校也改了名了，最近曾到那所學校的訪客說，圖書館還留著當屆第一名「孫運璿」幾個字。
　很多人也奇怪為什麼孫運璿老是考第一，他很聰明也用功，但不是死用功，也不會一天到晚盯在書本上，他主張腦筋好的時候才唸書，唸書要抓要點，看一遍大概，決定什麼是重點，再就重點加以熟讀或仔細研究，他這種遇問題抓住重點的思考方式，一直持續到老。
　讀書倦了，他不會再坐在書桌前，喜歡出去玩，哈爾濱的太陽島他常去，松花江上的雪橇他也常常去坐，或留在學校打球、下圍棋，聊天。同學一看到他來，就說：「小孫子自己功課做好了，就來找我們，不來，不來。」
　「小孫子」是從預科起，同學給他取的綽號，因為跳了兩班，個子比一般同學都矮，又機靈過人，這個綽號一直跟他到大學畢業，要不是孫運璿自己講出來，他在台灣的哈爾濱工大的同學都不好意思揭開這位院長同學的綽號。

青少年：哈爾濱工大的反日義勇軍……

　作家趙淑敏在一本描述東北人抗日的小說裡，寫道：「身處動亂時代，縱使你不想做歷史人，歷史也不容你逃避，會找上你。」
　自然，歷史也找上了孫運璿。民國五年到二十年，孫運璿的青少年時期，一波波的外侮從東鄰日本到北鄰俄國湧來，國內北洋軍閥與南方的革命軍都尖銳地對立著，蘇俄支持的共產黨，也覬覦這片土地：他的出生地－山東及求學地－東北，更是這幾股勢力的尖銳鬥爭地。時間、空間激起了他以及那個時代的人一躍而起，要向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搶回「國格」的氣概。
　山東省蓬萊縣雖小，但五四及以後風起雲湧的人民愛國熱潮也燒到這個平靜的縣城。
　民國十年到十五年間，在孫運璿讀蓬萊小學時，逢有抗日以及反對軍閥示威時，十歲左右的孫運璿也會跟著老師參加，走上街頭喊著「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
　「當時沒有太深刻體驗，只覺得我們中國怎麼這麼倒楣不爭氣，專給別人欺負，自己國家還四分五裂，軍閥到處打仗，人民實在受苦。」

噩運接二連三

　中國的噩運接二連三到來，日本勢力抵達山東，孫運璿聽到故鄉發生了五三慘案，屠殺濟南老百姓三千多人之後，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四個多月中，攻占了東北的長春、遼陽和孫運璿讀書地－哈爾濱。
　當時，急於與日本人一拚的中國學生紛紛示威，希望中央政府對日宣戰，十八歲的孫運璿參與了四、五次抗日示威遊行。
　日本人占領東北後，施行「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驅使老百姓做奴工，病弱者就把他們全部屠殺，投入萬人坑，並設立了「醫學實驗室」，將幾千名中國老百姓當做細菌、化學物和爆炸物的實驗品。
　有一天晚上，孫運璿和幾個同學在宿舍裡談到國仇家恨，幾個人就立誓畢業後，一定要到關內去，投效政府，為國家做事。當時也有人來接觸這位常當示威學生的領袖，邀他參加地下抗日活動，但是他堅持聽從父親的話，要專心讀書，畢業後再做打算。
　日本只是指向東北的一隻魔掌，另一隻是蘇俄。民國十八年八月間，蘇俄統率陸海軍進迫中俄國境，東北當局派出司令韓光第抵抗，東北大學生也不甘示弱成立馮庸大學義勇隊，哈爾濱工大也起來響應，十七歲的孫運璿也加入行列，每天早上一起來他們就拿槍操練，「一、二、三、四」，口令震天。
　過了幾個星期，這群學生背著槍到中俄邊界海拉爾去支授我方軍隊，雖然只在後方運軍火、生火運柴，但是遠方傳來的砲聲和槍聲，使學生深切體會出國家的不幸。
　他回想當時十幾歲參加示威和義勇軍常是大夥起鬨，深刻的體驗並不多，但國家受欺負的影象卻長留心中，加上抗日戰爭時累積的經驗，成就了他日後堅持報國的信念。

流淚的旅程

　民國二十三年，孫運璿大學畢業，同學們立刻分成兩派，一派要留在哈爾濱，進入中東鐵路做機電師，因為工大就是蘇俄當局為了培植鐵路管理人才而創設的學校，進入鐵路工作並不難，而且待遇很好，大部分同學選擇了這條路。
　但是包括他在內的少數同學，都不願在日本人的統治下生活，決定到內地去，遵守自己的誓言。
　要走，並不容易；日本人不願讓學有專長的年輕人回國內參加建設，從東北流失人才等於資助了中國。孫運璿和幾位同鄉、同學商量，必須打扮成商人模樣才容易過關，於是他脫下學生制服，換上商人穿的長袍，手裡提幾箱貨，喬裝成往來關內關外做買賣的人，和幾個真正從山東來的生意人一起走。
　坐上火車，他們幾個都很緊張，每到一個車站，一批日本人帶著中國翻譯上來盤問旅客去那裡、做什麼。幸好他的山東話很純正，翻譯沒有懷疑，讓他過關。
　經過十幾個日本哨口，在搖晃的車廂裡，鯀運璿遠遠看見天下第一關－山海關在望，表示火車已徐徐接近中國國土。下了車，他提著行李，穿越關口，抬起頭看到一幅表天白日國旗緩緩飄著，他眼眶溼潤了。雖然困難重重、險阻累累，這位二十二歲的青年總算踏入自己國土，七百多個生活在太陽旗底下的日子終成過去。
　到了關內後，他就到天津，投奔當律師的父親；想到媽媽還在山東，身為長子的他不放心，又回去看母親，並帶著母親一起回到天津父親那裡。
　在天津，孫運璿失業了幾個月，到處找不到他本行的工作－電機，有一天，經人介紹給一位在隴海鐵路擔任機務處處長的同鄉孫繼丁，就叫他到隴海鐵路來做實習生，先分發到洛陽的一個機廠，再到連雲港參加電廠工作。
　在連雲港，二十三歲的他開始了學以致用的大好機會，建電廠、新機器、新設備等著這批躍躍欲試的年輕人。連雲港的工作，也第一次訓練了他的領導能力。
　他和幾個同事，用心地看堆起來幾尺高的藍圖，一頁一頁耐心地看，耐心地裝，往往搞到深夜，有難題時，大家一起研究，同事氣餒時，他給他們打氣：「我們不要靠外國人，自己來做，做好了是中國人的光榮。」
　電廠設計完，他們又裝置了一個自動翻煤機，可以把煤從火車上直接卸到停泊在連雲港上的船。
　「那半年，現在回想起來是我一生中最痛快的時候，」他笑瞇瞇地說。
　閒暇時，他領著工程師打籃球、下棋，聚在一起講笑話，有一次他們到海邊玩，闖到軍事禁地，幾個人用繩子串在一起，一起衝向潮裡，玩得很過癮，正在用望遠鏡看海邊碉堡時，巡邏警察來到，把他們抓回警察局，問了半天話才放回去。
　「我原來也很貪玩，但是戰爭一來，大家都沒心情玩了，」口述到此，他聲音低下去，四周空氣也似乎加了鉛，沉沉地，陰陰的天候把窗外池塘嫩綠的荷葉抹成暗綠，縱然時序越過五十幾個年頭，空間滑過大半個中國；一抹悵惘仍在空氣中飄流著。

與抗日結緣：有風揚帆、沒風搖槳，跋山涉水運機器……

「戰爭開始之後，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這是當時軍事委員長蔣中正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河北蘆溝橋事變後，發表的嚴正聲明，七七事變劃破了中國人的忍耐極限，全面抗戰開始。
　根據李雲漢著的「中國近代史」，當時中國的確是弱國，兵力與日本無法相比，陸軍方面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海軍船艦總噸數是日本的三十二分之一，飛機更是可憐，只有九十一架可用於作戰，我國決定採取消耗戰與持久戰。
　孫運璿不像我國一些領袖在戰場上立下彪炳功勳，甚至也不像一些抗日英雄，能向後輩敝開胸前衣服，展示台兒莊或長沙大捷留下的碗大疤口，但他和同時代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像工蟻一般，拚全力達成政府給的每項命令，如建設、遷移、搶救電廠，將源源不絕的動力投入這場持久戰與消耗戰中。

與抗日結緣

　孫運璿與抗日之戢結緣於他在連雲港。民國二十四年的一天，他忽然接到一封信，信上說他得到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雜誌」上的論文獎第一名，原來他在工作之餘，寫了篇「配電網新算法」，投到這本雜誌。
　獎金一百大洋，他雀躍不已，拿了獎金一半給家中老母寄去，一半趕緊去做套西裝打扮自己，更大的喜訊在等待著他呢！
　有位在當時資源委員會任職的電力方面專家惲震看了這篇論文後，很讚賞：「這正是我們需要的人才。」當時為儲備抗日國力，中央決定大舉興建電廠，支援國防機械工業順利運轉。於是他寫了封信給這位向來沒見面的後生：「你這樣的人才在鐵路太可惜，沒發展，到資源委員會來吧！」
　孫運璿接到惲震的信後，就起程到了他一生最南部的地方－國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在那裡負責向國外買機器，準備到湖南裝電廠。在那個龍蟠虎踞的石頭城裡，孫運璿看到了中央政府也以石頭般精神，從事國家建設，準備積蓄國力，向日本雪恥。
　這位年輕工程師白天忙於國家的電廠，晚上常拿起筆，寫信給留在哈爾濱的同學，勸他們南下，到這個中國希望所在地的都城；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後，有三十多位同學入關，加入政府工作，他的這不無影響。
　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軍隊逼進南京，他隨著政府撤退到湖南，當時湘潭附近建了很多工廠，如中央機器廠、中國鋼鐵廠、中央電工器材廠，形成一個新的工業中心，需用電力支援這些廠運轉。
　在湖南，他聽到了慘烈的南京大屠殺，三十四萬以上的軍民被日軍集體槍殺、活埋、焚燒而死，無數婦女被日軍以最離奇殘暴的方式強姦殺害。
　「日本人以為這樣可以嚇阻中國人，但是我們只有更恨、恨、恨死日本人，一定要跟他們拚到底，」含著悲憤，他和同事日夜趕工興建電廠。
　電廠才裝好，開始試車，民國二十八年，日軍已兩次進攻湖南長沙，我國雖獲大捷，但仍被迫轉進，政府決定採取「焦土」政策，燒光可用物資，以免淪落敵手，湘潭電廠才裝上新的發電機燒掉太可惜，這批工程師奉命要把機器拆下來運到雲南昆明去建新的電廠，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如何運、如何拆自己想辦法。
　二十六歲的孫運璿負責打前鋒，研究運機器路線，乘著那種非常原始的小木頭船溯流而上，有風揚帆，沒風搖槳，遇到淺灘時，還得跳下船和船夫一起拉船。
　這時的他已體會到這次任務的重要，和學生時代呼喊口號示威，甚至拿著槍去打俄國人都不同，這是政府的命令，中央政府必須建設後方，中國才有國力長久抵抗日本。國力的積蓄要靠每個人的努力。他和同事在船上待了一個多月，白天、晚上都沒休息，一一記錄下如何運，到那個灘頭應注意，有危險如何躲過。

勇於擔當

　此時才剛出茅廬的他，就表現出勇於擔當的性格。他的老上司，前任台電總經理黃煇回憶，有次他們停在湖南岐陽附近，黃煇準備在那裡設個小電廠，有天半夜孫運璿來陸上敲黃煇家的門，匆匆報告說船很危急，有沉的可能，身為上司的黃煇理應趕去，但當時黃煇太太即將臨盆，女兒也在發燒，黃煇回頭望著屋內的太太和女兒，孫運璿看到他臉上露出焦急徬徨，就拍拍胸脯說：「你放心，我來照顧一切。」冒著雨他轉身就跑回去了。近半個世紀裡，黃煇的腦裡一直清晰地映著這一幕。
　從桂林回到湘潭把運機器的細節交代好，孫運璿又接到命令；駐在漢口的軍事委員會一路往南撤退，挑幾個可能停腳的地點，要他辦小電廠，做無線電信聯絡用。這種小電廠是把發電機裝設在卡車上，到了一個地方放下來就可以發電，遇到有緊急情況馬上拉下來運走。
　他還記得有一次，蔣委員長要到衡山山區與俄國顧問開軍事會議，上面給他命令一個禮拜就要有電，這座五嶽之一的南嶽，高達一千多公尺，山路陡峭，小徑狹窄，卡車上不去，每樣機器都得雇人一步步扛上去，他指揮調度，衡山頂終於在一星期後出現燈光。
　當時，主持軍事會議，密商救國大計的蔣委員長絕不會想到這位幫他點燃燈火，二十六歲的工程師，是他十幾年後極力要培植的幹部。

大巴山的騾隊

　小電廠辦完後，又接到第三個命令，趕到陝西寶雞，三年前他們在連雲港建好的電廠，要隨著政府撤退，已經有人把電廠拆下來，運到陝西寶雞，上級命令要把這些機器從寶雞送到四川自流井去，日本此時猛力向我國西面推進，如果不趕快搬走，必將淪於日本人之手。
　這個命令又是短短幾個字，沒有提供任何支援，他把連雲港那批裝機器的老夥伴找來，說：「怎麼樣，日本人要來了，我們怎麼樣把機器運走？」他們調侃著搖搖碩：「老孫，你別做夢了。」
　因為從陝西到四川，峻嶺連雲，秦嶺、大巴山等，兩千多年前春秋戢國時的秦國，就由於重山阻隔，無路可通，征服四川蜀國的野心觸礁甚久，詩人李白曾經寫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就是指這一段，而且連雲港電廠有個二十噸重的大鍋爐，沒有拖車，如何能抬著它上多座兩、三千公尺的高山？
　但是倔強的孫運璿說：「沒辦法，也得想辦法。」
　這批年輕人終究膽子大，逐漸想起當初大家一起不怕困難，半年訧把電廠蓋好的勁，被孫運璿挑起了冒險的念頭，大家拍著胸脯說：「好，機存，我們人存；機亡，我們就一起跳下山谷。」
　接下來決定用什麼拉，不能用卡車，只有用獸力、牛？馬？這批年輕人研究了半天，決定騾子最適宜，因為騾子耐勞，雖然慢，但總能走得到。
　他們先找把頭－趕騾的人，把頭再去找騾子，一共要十八隻騾子來拖後面的大拖車，孫運璿負責做可載重二十多噸的拖車。
　把頭訓練騾子一個多月，拖車也做好了，他們試拈四十噸走上坡，試拉成功，就要正式上路了。
　一路雄赳赳的騾隊，就像拉著大屹上戰場的軍隊，由孫運璿率領著，走上屹嶺連雲的川陝道，他們沒有十分把握，但決定走上去。
　幾個人做先頭部隊，負責封鎖道路，告訴路人或車輛，後面有大隊騾子駝運重要物資，請讓路，並找吃、住的地方，過路的人看到這批傻勁十足的年輕人都搖頭：「你們簡直瘋了。」
　孫運璿，這位騾隊隊長為了鼓舞士氣，還特別編了一首山歌：「拉！拉！拉！穿越秦嶺之險！爬！爬！爬！爬到大巴之顛，夥計們！加油！加油！加油！再揮三鞭，就趕過五丁關，到了我們的目的地－廣元！」一路歌聲入山嶺雲層。
　沿途他們搭帳篷，露宿山區，沒有飯館，每天吃大餅夾鹹菜，還住宿過停滿棺材的廟裡，「有人拿棺材板當床睡，也有人把死屍身上的棉被子拿下來，」孫運璿回憶。
　騾隊來到了非常險峻的一段－聳立在川陝邊界綿亙達一百多公里的劍門關。在這裡七十二個大小山峰都是絕壁懸岩，好像千萬柄利劍指向藍天，劍門因此而得名。
　在那十幾天中，騾隊在曲折盤迴的小徑中緩緩前進，每到轉彎是最驚險的時刻，把頭在前頭揮動鞭子，大聲吆喝：「喲！用力啊！」要靠近轉彎邊的騾子特別用力，旁邊的騾子配合著轉，如果用力不當，往往騾子帶貨翻下山崖。
　每當把頭的「喲」聲傳遍山谷，後面跟著的人也是如此，總是戰戰兢兢捏冷汗，等到十八隻騾子把二十噸的鍋爐慢吞吞地轉過來，把頭的鞭子放下來，大夥才鬆口氣。
　除山崖小徑險惡外，日軍也在緊緊進逼內地，大家都做好萬一準備，孫運璿把自己身上僅有的錢分給了同事，告訴大家：「日本人追上我們，就先把鍋爐推到山底下，大家騎著騾子分散向四川逃命。」
　「誰都不知道明天的局面如何？」不僅是孫運璿，每個經過戰亂的人都有這種不安全感。

到達嘉陵江畔

　「看到嘉陵江了，」先頭部隊裡有人喊著，到了四川廣元，往下望已隱約可見蜿蜒的嘉陵江及旁邊的綠野平疇，在讚嘆景致秀麗之餘，他們更興奮越過了最艱難的一段，大家三個月的合作，終於為國家保存了這批寶貴的機器。
　而領隊孫運璿那年才二十七歲。
　在群山峻嶺的另一邊－陝西寶雞，許多工廠等待著他們的結果，「等老孫來闖頭，他闖過了，我們跟著跑！」一時之間，寶雞的好騾子都被搶光了。
　咸陽酒精廠有個大鍋爐也等著搬運，看到孫運璿騾隊成功，他們也仿效，但走不到十天，就連貨帶騾子翻到山崖去。未幾，寶雞失陷，騾隊上大巴山成為絕跡。
　回到重慶，孫運璿以為可以休息一下，沒想到處長陳中熙，又要派他到青海西寧，他一聽就叫道：「老處長，你公平一點，怎麼專門找困難的地方讓我去？」
　位於青康藏高原的青海省，高峻險陡，連省會西寧都高達兩千公尺，雖不像漢朝李陵形容的「胡地玄冰，悲風蕭條，牧馬悲鳴」，但與南京及哈爾濱的繁榮相比，的確有股邊塞地區的荒涼。
　本來俄國人幫青海蓋了一座電廠，但沒辦好，發不出電來，一位初出道、絲毫不懂政治的工程師，卻必須單刀獨鬥那位雄據一方、計謀多端的青海省主席馬步芳。
　孫運璿一到西寧，請見馬步芳，馬步芳卻拖延不肯見面，對這個行動第一、急性子的工程師，實在是個大折磨，打聽了很久，才知道馬步芳希望蓋好的電廠歸他自己，但中央怕他引進一堆外行的親戚朋友，把電廠弄壞，希望中央、地方合辦合管。
　雖然心裡急，他也開始運用工程師處事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做，首先他打聽馬步芳的親信是誰，打聽到是省政府祕書長和建設廳長，他一次一次求見他們，耐著性子講：「先讓我蓋廠，歸誰管以後再說。電廠在這裡，中央也搬不走。」
　這兩個人為他的誠意和耐性所感，想想也對，在孫運璿來了一年以後，終於答應了為他安排見馬步芳。
　那天孫運璿忐忑不安，他聽到太多這個土皇帝的事蹟，孫運璿踏入辦公室，小心翼翼地說明來意，解釋自己只是來辦電廠，盡工程師本分，馬步芳聽了半天，仍不置可否，他只好出去，再去請祕書長，好言安排下一次會面，四、五次以後，馬步芳在一次會中，看看這位頭髮梳得亮亮的、二十七歲工程師，終於鬆了眉頭笑道：「個娃兒（青海話小孩子）沒關係，來做吧，做好了給我。」於是馬步芳派他做西寧電廠廠長，董事長由他自己的姪子擔任。孫運璿事後回想，這一年半並沒有浪費，「我個人當時年少氣盛，經此一番交涉磨練，方知忍耐與磨練的可貴，」他在一篇自傳中指出。
　雖然等了一年半，孫運璿半年就把電廠造好了。
　電廠開幕當天，秋風吹著西寧市，蕭瑟一片，但是西寧電廠附近卻是春意盎然，蒙古人、西藏人、漢人都拖著長裙，曳著馬掛來慶祝這個帶給他們光明的日子。從今後，他們不必再在昏暗的煤油燈下過活。
　馬步芳按下電鈕，千枝路燈乍然亮起，觀眾響起一片歡呼聲，其中一群人趕緊回頭往後而跑，「他們打賭誰能和電流賽跑，但是路燈是一起亮的，他們怎麼跑得過呢？」
　回憶到這，孫運璿仍然禁不住呵呵地笑，看到這批樸實的邊區人民，他想到：「為什麼他們不能和上海、北平人民一樣，享受現代化的成果呢？」

從重慶起飛：見識了世界第一大水力發電廠……（在美國ＴＶＡ）

　從戰時的重慶飛到美國真不容易。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襲美國太平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國正式對日本宣戰，我國抗日戰爭至此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得到同盟國的協助，開始在這場戰爭扮演重要角色。
　民國三十一年，資源委員會未雨綢繆，為了勝利以後的接收復原，在美國人協助下，第一批派出三十一位年輕人到美國各行各業去見習，有電力、石油化學、礦業等。
　在甘肅天水電廠的孫運璿有天忽然接到資源委員會公文，問他願不願意去美國受訓，顯然他過去克服萬難建廠、遷廠，拚全力達成任務，上級認為是可造之才，也和過去的任務一樣，他又一次打先鋒。
　這個先鋒打得很辛苦，匆匆趕回重慶，孫運璿採購了必備裝備，還跟一位澳大利亞籍牧師學了兩個月英語會話，接著他從重慶起飛，因為太平洋、太西洋都被日本、德國封鎖，孫運璿和另一個同伴必須飛越大半個地球，這趟美國之行，雖然是坐飛機，卻整整費了三個月。
　他們沒有噴射機可坐，坐一種叫flying boat的飛機，因為顛簸如船而得名，機上沒有座椅，只有一個個網袋可供乘客坐，飛起來乘客頭暈目眩，很不舒服。他們從重慶起飛到昆明，沿著西康飛越一萬多公尺高的喜馬拉雅山，接著繞道七個國家，遠至印度、中東的伊拉克、埃及，更到非洲的蘇丹、黃金海岸，才轉到南美的巴亞，三個月後到達美國的佛羅里達。
　每到一地，他們趕緊到美軍單位，問什麼時候有空位，由於是文人，他們總被排在最後，每個地方都得等上兩個禮拜，有時和美國大兵住在軍營裡，有時自己住小旅館，剛開始這兩個初出國門的中國工程師瞪著兩雙眼睛，看什麼都覺得新奇。日子過得還如意，閒的時候就去附近的名勝看看，如埃及金字塔、印度神廟等。
　但是到了非洲，又熱又乾，人都曬焦了。更苦的是到了黃金海岸，孫運璿忽然得了惡性瘧疾，不知道在那裡被蚊子叮了，美國軍官命令他在軍營住下，治好了才能去美國。
　他躺在床上，發高燒到攝氏四十度。忽冷忽熱，冷時，蓋幾床厚毯子都不夠，身體更見瘦削，在軍營裡只能零星聽到中國戰事的消息，閉上眼，衪想起遠在淪陷區的爸媽及家人，不知安危如何，「雖然已三十歲了，我還是好想家，好想回去見媽媽。」

難忘邦災國難

　從苦難貧窮的中國來到富足的美國，駐足在紐約的第五大道，攀登上帝國大廈，孫運璿處處都感覺新奇，但仍然忘不了遠方的邦災國難，對未來也滿懷憧憬，這位工程師當時志願很平實，只希望趕緊抗日勝利，回山東故鄉去。建座水力發電廠，用到自己所學。
ＴＶＡ(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田納西水壩管理局)－孫運璿和其他五位同學的目的地，是為了開發田納西河水力資源而設立的單位，有著世界第一大水力發電廠。
　在國人心目中，田納西河是浪漫、多情的化身，紳士淑女伴著田納西華爾滋旋律翩翩起舞，但這位看似柔和的水神卻經常霹靂變臉，雄滾的洪水沖毀兩岸的農地，流域所經之地的家庭收入只有全國平均的一半，只有二％的農戶享受電力，一九三三年，甫上任的羅斯福總統用大量投資公共設施來突破美國的大蕭條，田納西水庫發電中心就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一項投資，開發田納西河流域的水力來發電、保育及灌溉，改善密西西比河流域人民的生活。初期工程建好後，國際人士紛紛湧來參觀。在這裡，他不但學得發電工程，更學習要以政府之力，為偏遠地區人民謀福。

故紙堆見精神

　孫運璿到了田納西河的納斯維爾(Knoxville) ，靠著小學二年的英文基礎，開始在美國人圈子裡工作，他知道最先要把英文弄好，所以他住在美國人家裡，中午都在辦公室的自助餐廳吃，讓自己儘快能吸收知識。
　位於台北青潭的國史館裡，在成箱成箱的紙堆裡，研究員翻出孫運璿在那三年中寫回來的報告。這批故紙曾從平靜的田納西小城，走過連連的烽火到達戰時首都重慶，在大陸淪陷前一刻，經濟部又把它整箱搬到台灣。
　時隔四十七年，在發黃的薄紙上，一行行工整的字，似乎仍然傳出他的認真仔細和堅持，他把每星期甚至每天的活動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報告中還常有繪得緊密複雜的電力傳輸設計圖，是他的學習心得。
　到了田納西水壩，他開了眼界，看到了比自己以前建的電廠大一百倍、一千倍發電量的水壩，跟著美國工程師到現場學習，爬鐵塔、施工、測量、做紀錄，從設計電廠、輸電到如何管理電廠都得到實際經驗。
　當時，與我國並肩抗戰的美國朋友，對這位「來自地心」的工程也都很好奇，他虛心學習的精神感動了他們。
　這幾個人甚至把列為機密的設計圖拿給他看，受訓結束後，他帶了四、五個箱子最新的資料回去，到了台灣後，修復和擴充電力時都是靠著這些知識。
　除了學習技術外，他也用心地觀察美國社會、政治以及美國人做事方法，尤其感佩美國民主精神深入各階層，ＴＶＡ必須統合幾個州，美國每個「州性」特別強，不願讓別州干涉自己州務，本州的權益更是絲毫不肯退讓，當時ＴＶＡ總裁David Lilienthal極力提倡「草根式民主」，使得這幾州能認同ＴＶＡ，每當ＴＶＡ開大會時，這位董事長就坐在最後一排，最前面一排留給各州的董事坐。這些點滴對他將來採民主式的管理精神影響很大。

勝利的興奮

　這三年，他身雖在不聞戰火的美國，心卻仍然為那把戰火緊緊懸著－父母親、弟妹、同事乃至同胞的安全，聽廣播、拆家信、看報紙，第一個就要看中國戰事，看到第三次長沙大捷、緬甸遠征軍勝利、十萬青年投筆從戎，他往往與同事雀躍不已，聽到湘、桂、河南等戰場失利，讓他憂心得幾天都睡不好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美國首都華盛頓街上聚滿了人潮，華盛頓紀念碑前大家唱著美國國歌，最頑強的軸心國－日本－未在末弩之際，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摧毀了這個帝國最後的驕傲，它終於投降了。
　勝利後不久，他接到政府緊急命令，趕緊束裝返國，直飛重慶，到遼寧去接收，他告別了美國。
　孫運璿一直保存著兩張發黃的英文報紙，一九四三年的田納西捷特努加報(Chattanooga) 上有張十幾個中國工程師合照的照片，上面首段寫著：「當和平來到被戰爭蹂躝的中國時，在龐大的復原建設計畫中，這些工桯師將建造包括幾個像ＴＶＡ一樣的水力發電工程。」另一張，寫著：「他們最大的願望是把全中國的煤油燈換成電燈」。
　他在美受訓的同期間，兩百多位科技人員也孜孜地跟著美國人學習最先進的技術，一心一意期望戰後能到各個角落建設出一個傲視世界的中國，不再受人欺凌、不再受人輕視，但是長期國力損耗，中共趁虛而入，內戰的槍砲殘酷地劃破了這批英氣勃勃年輕人的理想。

一通電話

　孫運璿飛到重慶，在歡騰騰的氣氛中，買了厚大衣貂皮帽，準備去東北接收。在重慶白市驛飛機場，他和五個接收大員準備搭飛機到遼寧，行李已裝上了飛機，還有十分鐘飛機就要起飛，忽然機場辦公室電話鈴響了，一位經濟部官員要找孫運璿：「你下班飛機再走，有美國來的幾位工程師要你招呼。」戰後美國派出了Ｊ．Ｇ懷特公司工程師幫助我國恢復電力，但是這些工程師一來，就埋怨重慶太熱、太髒，孫運璿在美國認識他們，經濟部希望孫運璿能留下來招呼他們。「但是我的行李已上了飛機，」孫運璿還想堅持，這位官員說，沒關係，行李先讓他們帶著好了。
　孫運璿只好留下行李和其他同仁，從機場折回重慶。過了兩天，東北忽然傳來一通緊急電報：「張莘夫遇害，孫運璿和懷特公司的人不要來，等情勢穩定後再來。」張莘夫就是孫運璿本來在機場一起等飛機去東北的接收大員的領隊，為煤礦專家，當時東北已陷入俄國勢力，中國共產黨對中央派的人恨之入骨，先殺張莘夫做警告，並揚言來一個殺一個。
　「一通電話，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如果那通電話晚來十分鐘，我上了飛機，如今不是身陷匪區，就是早已升天。」
　戰亂，像一世難以了結的夢魘，任何人沾上了，就密密地被罩住，不管多少年後，想到它，仍然有些心悸。

踏上台灣：在台電低矮平房中，讓輪流停電成為歷史名詞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中，載著孫運璿及其他五位Ｊ．Ｊ懷特工程師的飛機降落在松山機場，踏出機艙，迎面而來一股蕭瑟的冬風，他扣緊上衣的鈕釦，步出機場，舉目所及只是乾枯的稻田，低矮的木頭房，殘壁斷垣上交錯著石頭、木樑，偶爾有輛汽車駛過後，只有「嘎」的三輪車剎車和路人嗑嗑的木屐聲，迴蕩在空曠的街道上。
　二次大戰時的台灣，夾困在兩大交戰團體－軸心國與同盟國之間，日本軍閥為了應付日益困窘的戰爭，徵兵、徵糧、徵工業品，抽盡了這個島上的每根筋髓，盟國為了癱瘓這個日軍補給島嶼，頻頻出動飛機轟炸島上的重要軍事、經濟據點。
　孫運璿要去報到的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原是一棟白色建築，也在彈火中傾塌，只得改到和平東路、羅斯福路口台電的一棟低矮平房中；三十多年來，任憑旁邊十層、廿層、卅層起了高樓，這棟平房不改初衷，依然倔強地站在那裡。像極了當初一批為台灣帶來光明的鬥士。
　在這棟平房裡，近二十年，孫運璿奉獻出他的壯年期，為台灣經濟起飛鋪上跑道。從機電處長、總工程師、協理而後總經理，他搶修電力、規畫電力長期發展，總理規模日增的公司。就像園丁和花園，孫運璿的理想、才幹找到了歸處，他也替原釭台電這塊將要荒蕪的花園翻土、施肥，而開了滿園燦亮的花。

復電勇士

　他報到後，聽了簡報，立刻坐著吉甫車開始實地去看，在日月潭、新竹、基隆變電所，舉目所見，幾萬股電線交纏著盤在地上；東倒西歪的鐵架，攔腰斷裂的電線桿更透露著瘡痍淒涼。
　他也看到在人禍的同時，天災也沒放過台灣，接連兩年，颱風及暴風也嚴重破壞了電力系統，供電力只有發電設備容量的十分之一，較大工業都因缺電而陷於停頓。
　家家戶戶用的電燈泡因為電壓不夠，都是昏黃一片，連西門町也僅有幾盞閃著的霓虹燈。
　但是行動派的他沒時間，也沒腦力感傷戰爭的殘酷，只有去解決難題，恢復供電。
　管理上的三個要素：人、財、貨，孫運璿發現樣樣都缺，台灣當時外匯完全枯竭，縱使有錢買，從美國買來的東西，也要一兩年後才能交貨，趕不上復電的急迫。
　而在民國三十四年底，正當要修復之際，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下命令，所有日本海外僑民限於五個月內遺送回日本，因此，三十五年三月底，在電力公司服務的三千外日本技術員工、工頭就要回日本去了，這些人是公司的靈魂，他們一走，等於淘空了公司的技術階層，那時從大陸來的不過五、六十個人，電力接收委員會布望能留下幾人，都不獲批准。
　這批日本人臨走，對台電很同情：「我們怕三個月後，台灣可能就會黑暗一片。」話聽起來是同情，卻蘊藏著輕視，認為留下來的中國人都不夠擔大任。
　台電人聽了非常氣憤，紛紛說道：「日本鬼子你們打敗了，還看不起我們，一定要做給你們看。」
　孫運璿更是從小不服輸，小時候有次小考沒有考到第一名，回去哭了三天，青年時代能由一個俄文字不識到考上哈爾濱工大拿獎學金，留名圖書館，趕騾隊上大巴山，都是這股不服輸的勁在支持他，這次他更不服輸。
　但他眼看著日本技術人員整理行囊，登上停泊在基隆港的船，也不免焦急，他首先把公司裡的工程師派下鄉，但還是不夠，突然心生一計，他跑到台南工專、台北工專跟校長商量，「你們三、四年級學生跟我到台電，情況緊急，別讀書了，我供吃、住還領薪水。」
　幾位校長想想，也不錯，台電公司大，有名氣，待遇好，學生出來，還不一定能找到這麼理想的工作，況且幫助國家復電也重要。總共派出三、四百個學生給台電。
　從此五個月，從基隆到高雄，山間、海邊，鬧區都看見台電工程師帶著一、二十個平頭還穿著制服的二十歲年輕人，或抬頭觀察，或低頭比畫，他們趕著分開纏繞在一起的電線，扶起傾倒的鐵架，白天修到入夜仍不歇手，甚至把床搬到發電所來，三班輪流，沒事睡覺，有事就起來做。
　台電前任總經理陳蘭皋還記得當時，遭受盟軍轟炸的輸電線，不是缺零件，就是缺外殼，唯一的「辦法」就是「沒有辦法中想辦法。」
　他們調查有多少設備可用，這邊缺零件就到那個機器去找，找不到的就去找土式工廠去做，「上千上萬個零件就是這樣拼湊成的，」陳蘭皋用又急又尖的廣東口音講述著，他們如何拼湊各種發電設備，連載著這批復電勇士到處跑的吉普車和運器材的卡車都是幾部破車的零年拼裝起來。
　修復電力往往也要冒生命危險，例如拼湊出來的變壓器必須升高電壓，來實驗是否可用，一旦爆炸，不但前功盡棄，在場的人也被波及。

與工人同甘苦

　這段期間，機電處長孫運璿乘著拼裝湊起的吉普車，南北各地跑，規畫復電設備，慰問工人和工程師。
　台電一位老工人回憶，那時，孫處長捲起襯衫袖子，穿雙白布鞋，坐的吉普車車門都搖搖欲墜的，到各個工地去，一到工地就「老張」、「老王」地叫，夜幕罩下來，他和工人坐在工寮的小桌旁，敬每個工人酒，感謝他們的辛勞，在半醉半酣中，工人開始唱山地歌、台灣歌，孫運璿也唱起山東小調、俄國情歌來助興，夜晚和工人一起住在工寮裡。
　五個月後，全省八○％的電力已開始正常供應，那些被遺送回去的日本電力專家回台灣看時，都不敢相信中國人能夠做出這樣的成績。
　這位三十四歲的機電處長逢人就說：「我們就是有這股勁，打敗了日本人的預言。」以後的四十多年，他入閣、封相，規畫經濟奇蹟，統領數十萬公教人員，每逢接受訪問，談到最值得回憶的事，最先浮上眼前的總是五個月內修復電力。雖然髮已灰、額已皺，但他敘述這段往事時，握得緊緊的拳頭，鏗鏘的聲調，時間也似乎因為他的超強意志而暫時凝住。

十元的困擾

　民國三十八年，電力系統已恢復到戰前的運轉水準，各廠的機器也隨著轉動，但是孫運璿的挑戰並沒有結束，當中共奪取了大陸江山後，大量軍民逃到台灣，人口驟增了三○％，物資奇缺，在國際上更是孤立無援。
　經濟學家王作榮在「我們如何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一書中描述著民國三十八年的情景。
　「在這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絕望環境下，我們八百萬軍民，形成一旅孤軍，憑藉著這一孤島，滿含血淚，踏上漫漫長程的征途，開始了我們的艱苦奮鬥，希望為自己的生存與自由，也為全中國人的生存與自由，打開一條光明大道來。」
　經濟尤其困難，民國三十九年，台灣外匯存底完全枯竭，一九五一年初，台灣銀行開出去的信用狀已被國外銀行拒絕接受，「整個經濟已到了崩潰邊緣，真是一段暗淡的日子，」王作榮寫著。
　民國三十八年台電發電機碳刷磨光了。一位工程師跑來和孫運璿說：「孫老總，不換碳刷，發動機轉不了。」當時一枝碳刷十塊錢美金，但台電沒外匯買。
　孫老總跑去和當時的生產委員會主任委員尹仲容商量。
　尹仲容愁著眉：「我也沒錢，好，台糖公司馬上有批糖要裝上船，等裝上船，對方信用狀就會開出來，我就把錢撥給你。」
　民國三十八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白皮書，認定中國大陸的失去，國民政府應負全責，與美國無關，我國政經情勢更為飄搖，國際大公司看我國即將破產，都不願與我國做生意。孫運璿往來美國，總算向西屋公司借到兩百萬美金，交換條件是必須買他們的設備。
　這筆錢加上台灣省主席陳誠撥給他們五十萬美元，才在三十八年到四十一年修復遭洪水侵害的烏來水力發電所、東西聯絡線、立霧發電所、新竹變電所。
　其中尤以烏來水力發電所的完成最具重要性，供給台北地區的用電，更因為這是國人自力設計安裝第一個水力發電廠，使得美國人刮目相看，開始支持台電，後來台電許多大計畫就是靠美國支援完成的。

首開長期計畫

　那時本省西部都市工業逐漸發展，電力供不應求，但東部電力卻有剩餘，東西聯絡線在孫運璿的極力促成下開工。當時從東部到西部只有兩、三條便道穿過中央山脈，可走汽車的東西橫貫公路要到十五年後才完工。
　一年多以來，台電工程師和工人在森林蔽天，渺無人湮的深山裡，架設電線，甚至在三千兩百多公尺的高山上也架了輸電鐵塔，他們搏鬥的對象除了險地峻勢以外，深山裡的毒蛇、恙蟲（鑽入人體就會有生命危險）也步步進逼，瘧疾等疾病都在山間部落裡流行。孫運璿領著記者、政府官員經常來往於懸崖峭壁間。
　他的一位部屬回憶，有的便道只有兩尺寬，旁邊是高山，下面是萬丈深淵，必須摸著山壁，背對深淵橫著走，有幾次，來參觀的人都嚇得回頭，只剩下孫運璿和台電的幾個人走完全程。
　到台灣一兩年之後，政府開始鼓勵本省民間工業發展，公營事業也陸續遷台，電力為工業之母，台電成為本省是否能快速工業化的關鍵。當時工廠是否能獲准設立，主要是看那個地區有沒有充足電力而定。
　而電力工程起碼需要六、七年才能完成，所以一定要長期規畫，什麼時候做什麼工程，才能趕得上用電需求，他們著手六個五年電力計畫，預估未來三十年的用電情況。
　「那時，政府還沒有開始做經濟建設計畫，台電開風氣之先，有人讚揚我們有遠見，有人罵我們，一些立法委員看到我，指著我罵道：『孫運璿，你搞什麼鬼！還想不想反攻大陸？』」
　這個計畫從民國四十二年實施到四十六年，當時台灣雖然落後，興建的電廠卻有很多項創舉，例如水力地下發電所、亞洲最高的大壩工程、中歐以外最高落差的水力發電所。
　更實際的效果是增加一倍的發電容量，每度減低發電成本一至兩角，使我國工業能無後顧之憂盡情發展。
　另一項重大突破是台電對發電來源的改變。
　「那時，每到春季，如果雨量不夠、或雨季來得遲，台電的人都會戰戰兢兢，雨水不夠無法發電，家庭、電影院、工廠要輪流停電，飯吃到一半，冷氣機不轉了，電影演到一半，也要停演，大家開始罵：『台電真混蛋。』這段期間，台電的人都不敢到公共場合去，怕被罵，我決定要從水主火從（水力發電為主），改成火主水從（火力發電為主）。」從此輪流停電成為歷史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