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華服上的污點 — 誰該為工業污染負責？

　較為著名的有高雄小港附近居民不滿中鋼每天四千公噸的煉焦煤灰，高雄縣永安鄉居民厭惡台電興達火力發電廠的飛灰。高雄硫酸錏「一開工半邊天都黃了，」東南碱業企劃處經理陳榮元形容。夜行高速公路頭份段，中化頭份廠煙囟施放的惡臭會把昏倦的駕駛刺醒；台金公司冶煉廢水造成的「陰陽海」，更是北部沿海公路的恥辱。（見二四頁表一）

　這些在天下一千大企業排行，列名前五百名的大企業，都只是新聞事件的焦點。事實上，目前全省被列為有污染可能的工廠，就有五千餘家。其中四○三七家都不合環保標準，也就是說，八三％都是污染工廠。

　根據環保局局長莊進源分析，以衛生署頒佈的十五種嚴重污染性工業看來（見二六頁表二），大企業污染多在幾個特定行業特別嚴重，如石化、水泥等，因為這幾個行業需要規模經濟，本來中小企業就不多。但以污染量或毒性來說，更嚴重的工業污染，還是來自為台灣「打拼」出經濟奇蹟的中、小企業及一些無名的地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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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專門為中、南部河川灌毒的電鍍業；台南高雄二仁溪畔廢五金酸洗造成的綠蚵災害；燃燒廢電纜引起的世紀之毒戴奧辛，製造煤炭污染的電弧爐煉鋼等的業主都以中、小企業或地下工廠為主。

民眾受不了

　大、中、小企業的全面性污染，讓台灣工業污染問題在三十年內累積成 社會無法忍受的事件。經建會主委趙 耀東認為台灣居民「親身感受」的忍耐到了極限，「台北、李長榮、中油，他們都受不了了，」他形容，政府的反應又不夠快，就演出一連串示威事件。「當國民所得到某一程度時，就應考慮環境，」趙主委結論。

　今年七月初，行政院決定成立超部會的「環境保護小組」，由副院長林洋港擔任召集人，負責擬定環保政策，監督環保單位執行，並在有衝突時協調其他部會。

　小組成立之前，林洋港就親赴台塑公司，跟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溝通。緊接著，王永慶也馬上致函環保小組，表示台塑集團整治工業污染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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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根據省環保局第三課課長李澤民的觀察，以往協調廠商裝置污染防治設備很困難，最近幾次協調會則感覺廠商都知道「這個工作要做，但是怎麼做，希望政府協助。」

　政府與企業一連串積極的反應，多少都跟近兩年來越來越明顯的住民自救運動有關。環保小組副執行秘書蔡勳雄指出，鹿港居民強烈的反應是因為他們深感「迫在眉睫的威脅」，尤其是經濟上的損失。彰濱地區的養殖業以及近海漁業，一年產值超過一百億，而杜邦來設廠，「日本人就不買我們的鰻魚了，」鹿港一名養殖業者相信。所以養殖業者出錢出力四處陳情。

　才罷官求去的台灣省環保局局長呂世宗承認，過去的污染事件，「都是民間自己協調、自己解決，變成政府不大負責。」

　住民自救活動的壞處是「可能會打架」，好處卻是民眾能有共識，環保局的工作執行也就比較容易，「民眾的力量比較大，現在有幾百個人會替我們在管，」呂局長瞇眼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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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頭對準大企業

　在求生存的壓力和政府的放縱下，住民自救活動層出不窮，而且矛頭也專門對準大企業。

　台中縣仁化村附近儘管各種污染性產業雜處－農藥、防腐劑、電鍍、養豬等，但被居民四次集體砸廠的，卻是天下一千大中排名第四九○的三晃農業。

　李長榮化工污染新竹頭前溪水源案，經新竹地檢處判定停工後，已有改善。但附近居民仍不滿李長榮製造胺類過程中，漏出的魚腥臭味。於是住在附近的清大教授屢次集體陳情，要求整治。

　高雄縣永安鄉的漁民，一再為牡犡死亡，要求台電負起賠償的責任。

　彰化縣中庄里的居民，也曾在前任里長鍾應生領導下，從民國六十三年起，每年都向中央陳情，抗議台北廢氣的臭味。

　這些抗議，有些並不是非常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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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屢被抨擊的硫化氫臭味，歷年來在花下二億八千萬台幣整治後，已經遠低於政府所訂的安全標準（政府最新標準每日每半小時平均排放空氣中，硫化氫不得超過○•一ＰＰＭ；台化的紀錄是○•○八ＰＰＭ）。是仍然臭味可聞。因為只需○•○二四ＰＰＭ的硫化氫，就有味道。為了杜邦事件，一個月需接受十幾次採訪的台北協理曾金源說：「臭就不好？這是很不公平的。我們再跟他們怎麼講，他們都聽不進去。」

廢水才是問題

　事實上，台北較嚴重的污染是在廢水，六年來並未符合政府標準（目前台北廢水生物需氧量高達六七○ＰＰＭ，而政府規定紡織業廢水排放標準生物需氧量不得超過一○○ＰＰＭ），但除少數農民因農地受污染索賠，並未成為批評抗議的重點。

　台北總經理室的高級專員龔志明承認，世界上唯一一貫作業的台北嫘縈廠，因為過程複雜，廢水內容也「百味雜陳」，特別難於整治，目前除了一套濃縮廢水中廢物焚燒的處理設備外，其他廢水就經由廠內、外的明溝直接排進大肚溪。

　台北勞工安全衛生室的許繁雄說，為了考慮大肚溪的污染，台北的排水口還特別遷至大肚溪較下游的所在。

　雖然居民的抱怨可能非理性，但是居民的要求卻未必不合理。越大的企業，廠牌與成品越廣為人知，黑煙和污水就越難逃眾人的耳目。

　中研院院士許悼雲在「企業該為劇變中的台灣負什麼責任」一文中指出，社會公評通常是由「當時當地的社會群眾來決定」。決定的標準就很可能非理性：「越是微小的個人，越是不受社會公眾的注意。反之，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必是社會上比較顯著的目標。」（見天下雜誌第六十一期 ）正說明居民對大企業「非理性」要求的心理背景。

是機會，也是責任

　大企業可以因聲名顯著而有許多商業上的好處，但「這是今天企業領袖面臨的機會，卻也附帶了不能逃避的社會責任，」許倬雲痛下針砭指出。

　中化、台化、中油、公賣局、台電等具二十年以上設廠歷史的老店，所以一直無法完全改善污染的情形，除了政府法令不周全，取締不力；民眾環保意識不足之外，中油科技顧問兼副總經理俞培新認為關鍵還在企業家沒有能隨著大環境的改變，而肩負起「新的社會責任」。

　事實上，社會公評對大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隨著過去三十年全球經濟的快速發展，已經有了改變。

　傅雷赫希所著「成長的社會極限」書中描述，二次大戰以後，全球的貧窮讓亞當史密斯的自由競爭式資本主義（liberal capitalism）大行其道，企業家的唯一天職就是追求合理的利潤，降低生產的成本。直到一九七○年代，「社會資源有限」（socialscarcity）觀念發展，才讓人重新反省亞當史密斯所定義的企業家角色。（見本期一四六頁）

　現代社會對「企業家社會責任」的新要求，在日本法院對水俣症事件判決中，有很好的說明。法院裁決窒素廠商儘管符合政府標準，但只要對居民造成生命財產上的損害，仍然要負法律責任。

利潤之外

　雖然直到今天，還有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等，認為企業唯一的一種「社會責任」，就是妥善運用社會所託負給企業的生產資源，在市場與法律的規範下，賺取利潤。但今天一般人民對企業的要求，除了賺取利潤之外，還有別的。

　以台北為例，台化因總公司設在彰化，彰化廠的稅都須繳給彰化縣政府，去年達八億二千萬台幣，今年預估將達九億。（其中國稅需繳給中央政府部分，佔六七•二％，所以彰化縣府實收二億七千萬台幣）雇用的六千名員工中，有七○％是彰化縣籍。公司人事雇用規則中並有規定，優先雇用彰化縣民。

　彰化縣長黃石城承認台化對地方的貢獻，卻也指出台化的「貢獻是過去的事情」。二十幾年前，彰化縣鳴炮歡迎台北帶來地方的繁榮和居民的就業機會，黃石城指出那是當時彰化縣需要。現在地方已經繁榮，人民財富已經增加，「現在不是賺生命錢的時代，所以就不歡迎了，」縣長毫不留情地說。

　這類嚴酷的談話，事實上正說明台灣經濟已跨入另個階段。「我高中的時候，根本沒有聽人講污染的問題，」工業局副局長林茂宗笑著回想：「當時只想先要吃飽，然後出口擴張。」今年台灣外匯存底已衝破三百億，並且一再被國內外提出來，做為台灣已經富到不知如何是好的證據。

　整個政經環境有了改變，社會對企業也有了不同的要求，但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台灣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還停留在亞當史密斯的階段。省環保局的李澤民觀察，企業家仍認為：「我只要繳稅，污染是你政府的事。」

符合政府標準就好？

　環保局局長莊進源指出，認同傳統「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台灣企業從事污染防治工作，都止於「符合政府標準」就好。

　李長榮化工的態度是明例：「我們廠商只要求在平靜中能夠全能生產，要儘量把外界干擾減到最低，未來趕快賺錢最重要，」一位中級幹部滿頭大汗急切地說。

　在被動的心理下，環保小組蔡勳雄 認為，企業的污染防治工作就「得過且過」、「能拖就拖」。而且台灣企業防治污染的另個原則，是「只要有回收，他一定做；沒有利潤的，他就等下來。」

　譬如一向追求「合理成本」的台化，就讓基層的防治污染工作有這種傾向。台化廢水污染處理設備遲遲沒能裝設，照總經理室高級專員龔志明的說法，就因為執行人員一直「要用各種方法來找到最符合經濟的那點。」台化人員一直怕選出來的設備及處理過程「不是最經濟的，營運成本會比較高。」

　所以儘管董事長王永慶指示台化執行人員「不計代價要做好」污染防治工作，但是一名技術部門主管卻理所當然的說：「我們吃頭路的人，不可以不計任何代價，我們要幫他省，」來達成最好的效果。

　台化的問題，在國際管理文獻上也不乏例證。組織管理學新秀，加拿大國家研究院院士亨利明茲勃格（HenryMintzberg），在加州管理評論中指出：「現代企業管理素以合理化聞名，企業經理人幾乎本能地追求效率，」所以「即使上層經營者個人非常認同社會責任，公司內部的控制系統也足以阻止他。儘管他可能一再歌頌企業的社會責任，可是他的員工卻苦於業績、成本的壓力，並且埋怨他們的主管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事實上，隨著科技的進步，產業分工越來越細，怎樣才能真正做好污染防治，還是只有生產線上的執行人員最清楚。「我們不是專家，」時常輔導企業做污染防治的工研院化工所污染防治研究組副組長阮國棟說：「現場一個值班工程師，知道的都比我多。只有靠他們自己去找最好的改善辦法。」

　但是否企業就應該獨力負起所有防治污染的責任？中油公司的俞培新就不以為然，「我反對污染者應該付所有的污染防治成本，他也是個有貢獻的人。」

　的確，三十年來，我國工業生產值增加五十餘倍，出口成長超過八百倍 ，平均國民所得也提高七倍，都是台灣企業奮力上爭的成果。民國七十四年，我國出口達三百億美元，其中有將近五十億的外銷工業品，是屬於政府所列十五項「特殊嚴重污染性工業」產品，占總出口額的六分之一。

　前省環保局長呂世宗形容過去台灣追求經濟成長的急切，是「企業家過去拼命要賺外匯，結果賺到的是污染錢。」他正因為強調企業對台灣經濟發展的貢獻，企業家與政府在執行污染防治時，又增一層顧慮。

　三年前，李長榮化工被控污染水源，剛從台北地檢處調任新竹地檢處任主任檢察官才四個月的林朝宗，就面臨過嚴重的心理衝突。「多少年來人心都在衡量，每次殺手鐧下去都考慮，到底保護水源重要？還是經濟發展重要？」仍然年輕的他沉重地回憶。

　停工對任何工廠都是財務上的大負擔，但是瘦削的林朝宗認為「這種案件沒有一個開始的話，環境污染不曉得又要拖到什麼時候才能改善，」於是提起公訴，造成台灣刑法介入工業污染案件的第一個「停工」。

　從這個轉捩點以降，台灣人民對環境的需求就越來越明顯。環保局長莊進源分析，人民越富有，對生活品質的要求就越高，以往只求溫飽，後來關心乾淨的水和空氣，最近環保局又新增噪音管制的業務，未來可能連景觀都有牽涉。

　但是到底台灣是否富有到能夠負擔經濟成長減緩的風險，還是值得質疑的問題。於是行政院長俞國華在今年七月三日的院會中宣告，今後政府將採「經濟與環境並重」的政策，同時兼顧經濟的成長與生態的保護。

平衡點難尋

　大原則有了，地方執行官員卻很難依此解決問題。彰化縣長黃石城就認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無法相輔相成」。於是如何捏拿「並重」的均衡點，又是個技術上需克服的難題。

　工業局副局長吳惠然在解釋處理杜邦鹿港事件中，政府面臨選擇的困境時說：「若是能平衡應該很好，現在就是沒有辦法取得平衡。」

　這種目標選擇上的決策困境對一般企業來說也是如此，中鼎工程公司環 工部經理曾聰智諒解地指出，當競爭越來越激烈時，控制生產成本就成生存要件。增加污染防治設備的投資和維護，都會增加生產成本，削弱產業競爭力。

　重要污染源之一－中油公司的俞培新卻不同意，他認為所有企業家都傾向「把現在的死說得很嚴重」，事實上台灣企業真正競爭上的負擔不是污染防治設備的投資，而是生產效率（力）上的不足。

　把台灣企業的成長形容成熱帶植物，俞培新指出，因為生長太快，熱帶樹的枝幹很空，纖維也不夠長，不是很好的材質。可見台灣企業還有很多「無效率」的地方值得改善，也正可以用改進效率節省下的成本去負擔防治污染的投資。

沒有失敗的機會

　台化董事長王永慶也表示樂觀。他指出防治污染最成功的工廠，也該是最有效率的工廠，只需加強管理，絕不可能因投資污染防治設備，而影響企業的成長。「只要下決心，天下沒有做不到的事情，」七十歲的王董事長堅決地保證。

　台化已經準備在今年內，投資四千萬台幣，整治仍為人詬病的臭氣。另外，要花一億五千萬，在明年七月底以前，「急就章」地完成一座生物廢水處理設備。王永慶指出二年內台化彰化廠將共花約四億四千萬台幣來防治污染，數目幾乎和以往二十一年的投資相當。

　「這次有點面子問題，沒有失敗再來的機會，」台化的龔志明說：「要是台塑還失敗，其他人就有更多藉口了。」

　國營企業也紛紛編列防治污染設備的預算，行政院俞院長已批准到民國八十二年，要投資二千億台幣到國營事業的污染防治設備。

　台電準備在未來七年中投資八百億 來改進火力發電的污染，行政院環保小組執行秘書張祖璿說：「我們現在經濟力量應該可以負擔。」

　一連串的住民運動，敲醒了台灣企業家對新「社會責任」的認識，但是李長榮化工總經理室協理林達聰卻憂慮環保意識過分高漲的惡果：「民眾心就認為工廠就是壞東西，對國家發展會很有影響。」

　經建會主委趙耀東也指出：「不能說環境污染的罪魁禍首就是經濟發展，這不公平，」

　把工業污染的責任硬推到大企業的頭上或許並不公平，但是在台灣學著處理環境危機的關鍵時刻，這也許是個好的開始。「我喜歡說：保護環境，人人有責，」新就任的省環保局局長李公哲說：「但是更大的企業，有更大的責任。」

　該是大企業面對新的社會責任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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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公賣」－煙酒為害外一章

全國最賺錢的公司，煙酒公賣局多年來一直是嚴重污染者之一。為什麼最有錢的公營事業卻無能購買污染防治設備？這其中顯露了哪些觀念與制度問題？

　煙酒公賣局是台灣最賺錢、也最會賺錢的公司，去年盈餘達四百五十億 台幣，獲利率高達六六•六％。但過去十二年來，公賣局也是台灣最嚴重的污染者之一。

　煙酒公賣局全省有十四個酒廠，除二個已裝設污染防治設備外，其餘都是嚴重污染源。尤其是米酒釀製過程，因為採用蒸餾法，酒槽廢水濃度特別高，經常生物需氧量超過二萬ＰＰＭ（一般廢水排放標準都在三百ＰＰＭ以下）。

從國營事業開刀

　七月初，剛成立的行政院環保小組急急找國營事業開刀，下令國營事業盡速處理污染，公賣局首當其衝。

　「國營事業政府容易推動，私營企業我們沒有辦法，」環保小組執行秘書張祖璿說明從國營事業開刀的苦衷。但是國營事業防治污染也有苦衷，尤其是國營事業組織體制上及經營觀念上的限制，使公賣局雖為全國最賺錢的公司，但無論在防治污染的經費及技術取得上，都難以伸展。

　四年前，公賣局在環保單位的壓力下，開始準備進行污染防治。當時曾有大批銷售污染防治設備的中外廠商湧進，提出各種解決方案，但因國營事業採購過程的種種限制，一直無法選定一家。

　公賣局的生產組長吳萬煌說，因為國營事業採購進來的設備「不容許失敗」，非要能夠徹底解決問題不可，否則「對社會沒有辦法交待，而且所有經辦人都脫不了干係」，所以要特別謹慎。

　在唯恐出錯，沒有人敢負責任的情況下，公賣局想出「一舉數得」的方式，將防治污染工作轉委託工研院化工所研究，也希望藉此帶動國內發展污染防治技術。

雙重打擊

　接受了公賣局一七○萬台幣的研究委託，化工所卻在兩年後才提出初步研究結果，還需要進一步在公賣局進行「中間實驗」才能證實技術發展成功。這個技術上的燙手山芋，一直到今年初，才由中鼎工程公司接下，完成細部設計。」

　緊接著，公賣局又面臨錢的問題。身兼國營、省營事業的公賣局，必須有兩本預算，同時向立法院、省議會負責。每一項支出，必須同時通過立法院、省議會的審核才得動用，對經費的取得有很大的牽制與拖延。

　譬如，污染防治技術發展初期，化工所對防治設備估價過低，等進入實施過程才發覺預算不足。過去每一公噸廢水處理費用毛估只有七千五百台幣，最近重估竟漲至五萬八千台幣，增加將近八倍。於是原先編列的一億 七千多萬污染設備費用，一下膨脹至十五億多台幣。而公賣局七十五年度預算早已編訂，加上總預算在省議會中又遭打八五折，突如其來的雙重打擊，公賣局的污染防治就更加捉襟見肘。副局長黃秀植窮則變的因應之道是：先做，不夠的「只有用再下一年的預算。」

　最近，在輿情壓力下，環保小組壓力增強，威脅自九月一日起，凡是沒有廢水處理的酒廠，每天罰款六萬元 ，直到有設備為止。公賣局只得匆匆招標，分別在八月底及九月初，為七 個還完全沒有處理酒槽廢水能力的酒廠開標，購買設備。

　可見公賣局污染防治遲遲難行的最基本問題，還在觀念。當初問到為什麼公賣局十幾個酒廠，十二年來不斷污染水源而未得改善時，副局長黃秀 植靦腆笑說：「以前沒有人管嘛，就讓它排放了。」

　吳萬煌認為，公賣局應該感謝環保局，「如果不是他們這樣逼我們，我們也沒辦法做到今天的程度。」（吳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