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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總部前任工程師經驗分享:海外求職,你可以這麼做

邱哲良一開始在 Google 台北分公司服務,後來申請轉調到總部,之後陸續轉換工作,曾服務於舊金山灣區的新創 Sift Science 與 Uber 位於匹茲堡市的自駕車部門。從台灣跨洋到美國求職,一路走來他希望能以過去的經驗,提供給讀者一點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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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職涯發展路徑,我在此分享個人經驗供讀者參考。如果我當年沒有參加 YEF,在學期間,大概會順從眾人的腳步,畢業後走上差不多的道路;參加了 YEF,讓我看見更寬廣的道路,促使我去探索許多以前不會去嘗試的機會,雖然失敗的多、成功的少,但我也學到了不少經驗。

我畢業的時候,全球已經走出了次貸危機的谷底,景氣正在復甦。在學校的最後一學期,收到 YEF 學長即時傳來的訊息:有新職缺招募。在此之前,因為各種嘗試而得到的經驗,幫助我在應徵第一份工作時順利通過面試。

海外求職,你可以這麼做

過去,我只有從「求職者」與「面試官」的角度經歷過求職,如果讀者有朋友剛好是招募人員或獵頭,或許也可以問問從他們的角度如何看待求職的過程。想要到美國科技公司求職有許多途徑,以下是我所見所聞的幾種方式:

如果想從台灣跨洋求職,我自己的感覺是這幾年軟體開發的知識傳播愈來愈容易,即使沒有身處舊金山灣區,也有很多機會學習相關知識。例如,在 GitHub 上參與開源專案就是一個好的起點;在台灣一邊學習相關知識、一邊跨洋求職,我認為這幾年相對比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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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來美國讀相關領域的碩士學位,仍然是最容易的求職方式(雖然不便宜)。這個方法的優勢包括:學校會舉辦招聘會協助求職、在學期間可以參加實習生計畫、畢業後可以短期使用 OPT 工作簽證。實習生計畫是個很好的求職機會,台灣的企業似乎把實習生計畫當作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環,旨在協助學校彌補產學落差。但是,美國科技公司一般把實習過程當作長時間的面試,表現好的實習生會轉為正職;而且在實習的過程中,你能看到公司內部真實的狀況,而不是普通的面試裡,面試官與招募人員刻意呈現的樣貌。

最後,如果只是想體驗舊金山灣區的新創公司氛圍,但卻不想跨海求職,這幾年也有許多美國的新創公司在台灣設立分公司、招募工程師,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不同職位,不一樣的面試策略

關於面試的流程,在我的經驗裡,大公司似乎有趨同的傾向,新創公司則歧異不小。如果讀者在求職之前,有認識在該公司任職的朋友,或許可以先打聽一下那間公司面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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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的面試,面試官通常是照著流程走:前五分鐘簡單問候、面試中詢問兩到三個演算法問題、最後五分鐘讓你問他一個問題,所以建議可以準備好幾個問題,到時候可以問各個面試官。

如果你申請的是基礎職位(假設你剛畢業),面試官通常只會問關於演算法的問題,但其實這種面試的名聲不太好,常常有工程師在網路上抱怨,明明經驗豐富、戰功彪炳,卻因為面試時不會二元樹反轉而被大公司拒絕。然而,由於演算法是相對容易有答案、客觀標準的面試問題,所以大公司的面試還是會繼續使用這種方式。反過來說,演算法問題也相對容易準備,網路上俗稱刷題,若是有心求職,這類問題上題庫刷好刷滿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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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申請的是高階職位(假設你已經工作數年),除了演算法,招募人員還會安排面試官詢問有關系統設計的問題,這一類的題目並沒有像題庫那樣的練習資源,只能靠工作經驗,以及在網路上蒐集他人的心得。此外,招募人員也會安排面試官詢問職涯中指導經歷與領導能力的相關實績。如果沒有在過去的工作中刻意為之,面試中十之八九答不出來,這也許是台灣與美國文化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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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司 v.s. 新創,企業文化大不同

最後,我想分享一下過去工作的心得。Google 是一間很大的公司,成立至今超過二十年,公司文化發展了好幾個世代。雖然對於 Google,我只能分享我所看到的一小部分,但與其他我待過的公司相比,Google 企業文化上的特別之處在於對技術、程式碼品質的重視,有時甚至會讓人感覺走火入魔、錙銖必較。不過,我覺得 Google 的發展得利於天時、地利、人和,讓它既能賺錢,又有餘裕維持程式碼的品質,而其他公司沒有這樣的際遇,即使有心大概也沒辦法模仿。因此,如果想要學習任何技術,除了少數機密 (例如搜尋排序的參數) 之外,其餘都對內開放;此外,Google 內部有許多教學文件,即使是陌生同事,也很樂於回答有關技術上的疑惑。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學到了不少,有些觀念也在自己的個人項目中試驗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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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換工作到新創公司 Sift Science,公司的兩位創辦人來自西雅圖。雖然公司上下皆有盡力維持程式碼的品質,但卻沒有時間與資源做到如 Google 那麼徹底。同事大多是美國的千禧世代,比我在 Google 的同事年輕很多,一次閒聊時,有位同事還表示臉書都是老人在使用,我聽了之後默默地把臉書關掉。同事工作時很安靜,創辦人常常抱怨太安靜了,所以有點不自在;然而同事彼此並不是不熟,反而待人和善,我覺得這還挺不容易的(尤其跟我任職的下一家公司相比)。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期間後,找到了 Uber 自駕車部門的工作,於是提出離職。由於我在公司裡面還滿「閉俗」,因此沒有期待會被歡送,但同事卻特地一起手繪了一張卡片祝福我。我覺得 Sift Science 溫暖的公司文化,是兩位創辦人悉心培養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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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Uber,也許我的感覺有點偏頗,但像是電影裡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蘇聯步兵:第一天報到,給你一把步槍,也不管你會不會用,政委就叫你衝鋒。雖然 Uber 的規模小於 Google,但公司高層之間上演的「冰與火之歌」,精彩程度連我這種階級不高的二等兵也時有所聞。

我現在服務的公司 Waymo 是從 Google 自駕車的研究部門分割出來的,就我個人的觀察,過去的 Waymo 似乎有點猶疑不決:被「研究機構」、「新創公司」和「Google scale」這三種頗為不同的文化拉扯,顯得左支右絀。這大概是有像 Google 這一個富爸爸的公司才有的煩惱,而現在的 Waymo,似乎決定偏重於「新創公司」這條路,我希望能走得順利。

過去十年,美國科技業景氣非常好,不論是大公司或新創公司都能快速成長,募資也很順利,因此要找工作、換工作就相對容易,薪水也很不錯。這次 COVID-19 所引起的經濟衰退是一次巨大的轉折,雖然不曉得在危機結束後,舊金山灣區的科技業會變成怎樣,但還是希望能以我過去的經驗,提供給讀者一點幫助。

【作者簡介】

邱哲良,2004 年參加時代基金會 YEF 計畫,目前於 Waymo 任職。2010 年 6 月踏入職場,一開始在 Google 台北分公司服務,後來申請轉調到總部;之後陸續轉換工作,曾服務於舊金山灣區的新創 Sift Science 與 Uber 位於匹茲堡市的自駕車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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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前往時代基金會 Epoch School 時代學院粉絲專頁,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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