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細胞已經擴散到他的股骨上緣和腸外黏膜。
他偶爾會吮著嗎啡棒棒糖。用特定角度躺在床上睡覺時，他看起來就像一堆發黃的枯骨。他已經無法行走了。「他不會感覺到痛的。」護士伊海姆要我放心。根據磁振造影掃瞄的結果，他的大腦沒有癌細胞。
我前幾次去探望，他還能吃一點東西。（他依舊挑剔，如果不同種類的芒果在碗裡互相沾到了，他就會轉頭拒吃。）這次去看他，他只能吃流質食物，叫全靜脈營養（簡稱TPN），每晚透過靜脈輸液，不足以讓他增加體重，輸液過程每小時提供他一百五十大卡熱量。
這一次探望，我爸看起來並不特別想看到我。他叫我離開房間，好讓他跟弟弟一起看電影。他已經無法走路，也不能進食，但我仍妄想般地相信他還會活很久。他病了這麼久，久到我都沒有發覺，這場病不知何時已邁向死亡。我迴避他的房間，只偶爾強迫自己進去看看，而且總是希望我進去時他已經睡著了。那次探望的最後，我心想我大概不會再回來看他了，因為每次都令人空虛不滿。
但一個月後，他傳簡訊給我──他平常不會這麼做。他請我週末過去看他，蘿倫和弟弟妹妹那個週末不在家。我從舊金山機場搭輕軌去帕羅奧圖。
這六個月來，我持續服用小劑量的可那平錠，這是一種抗焦慮藥物，每天服用零點二五毫克，宣稱能減緩大腦杏仁核的戰或逃反應。雖然我爸曾堅持，或許就是因為他堅持，要我試試看大麻或LSD迷幻藥，藥物以前在我眼裡反而並不吸引人──兩者我都從來沒有用過。但每個月搭飛機來回探望他，研究所也正逢畢業前夕，媽媽又生病缺錢，我發現自己不能專心，做事和說話愈來愈快。我出現一種狂熱的特質，希望讓他人分心，而不用暴露我自己。我侷促不安、戒心變強，而且很不自在，深怕我爸會說出一些可怕的話，然後就死了，所有疑慮都無法解答。
電影裡常有垂死之人道歉的一幕，但這是現實人生。
我走進屋裡，停在我爸書房的門檻前，這裡現在改成他的寢室。裡面有一張艾格頓（Harold Edgerton）拍攝的照片，是一顆蘋果被子彈穿過，彈孔周圍的果皮磨損。
我繞過轉角到他房間。他用枕頭墊著坐直身子，兩腿蒼白細瘦，像兩根毛線棒針。抽屜櫃檯面擺滿裱框照片，每一幀都斜過來面向他的床。抽屜櫃有兩排等寬的抽屜，後來我會看到每一格裡面都是他整理過的藝術作品和攝影照片。他一個人，醒著，好像在等我。他對我笑了笑。
「我好高興你來了。」他說。他的溫暖令人放下戒心。眼淚從他臉上滑落。他生病以前，我只看他哭過兩次，一次在他父親的葬禮，另一次是在電影院看《新天堂樂園》看到最後，當時我還覺得他在顫抖。「這會是你最後一次見我。」他說。「你得放手讓我走了。」
「好。」我說。但我不太相信他的話，我也不會相信他再過大約一個月後就走了。對於他會活多久，我的想法始終模糊不清。我傍著他在床邊坐下。
「你小的時候，我陪你的時間不夠多。」他說。「真希望我們有更多時間。」
「沒關係了。」我說。他是這麼的虛弱又脆弱。我在他床上這一側躺下，臉朝著他。
「不對，有關係。我沒有花夠多時間陪你。」他說。「我應該要花時間的，現在已經太遲了。」
「我們大概沒遇上對的時機。」我說，但說出口的同時就連自己都說服不了。事實上，我最近才意識到我的好運：我有幸在他還沒大紅大紫以前就認識他，他還很健康可以溜滑輪。
我曾經想像比起陪我，他花了更多時間陪伴其他每一個人，但我現在不再敢斷言了。他看著我的眼睛，淚水湧上眼眶。「我欠你一回。」我不確定該怎麼理解這句話。那個週末，他一遍又一遍重複：「我欠你一回，我欠你一回。」我在他小睡之間進去看他，他總是哭著說。我真正想要的、我真正感覺虧欠的，是在他愛過的人之中擁有一個清楚的階位。
除了每六小時輪班一次的護士，屋裡只有我和他。有一些他不認識的人登門求見，帶著包裹或空手在花園徘徊。身穿莎麗的陌生人懇求與他說句話。還有一名男子走進圍籬柵門，說他遠從保加利亞飛來只為了見我爸一面。成群的人聚集在側門，相互交談，不久又各自散去。
「你記得你做過的夢嗎？」
我躺在他床上的這一側。他睡睡醒醒。
「記得。」
「每次都記得？」
「大部分。」
「你都夢到什麼？」
「大部分是工作。」他說。「想要說服別人某件事。」
「什麼樣的事？」
「一些點子。」
「你在夢中想到的點子？」
「有時候是。但通常我在夢裡都說服不了他們。他們常常笨到聽不懂。」
「你很多點子都是那樣來的嗎？在夢裡想到？」
「對。」他說，然後又睡著了。
隔天我陪他去醫院輸血。這件事花了幾乎一整天，因為他太虛弱走不動，必須由人協助從輪椅抬上車，再抬上輪椅，再推進醫院，再抬上輪椅，再抬上車，再換回輪椅，最後再回到他的床上。血袋裡的血色深濃稠，看起來像糖漿冒充的德古拉的血。院方從一臺乍看像冰箱的機器裡拿出一條加溫過的毯子給他。他一會兒冷，一會兒熱，然後又發冷。
我坐在病房裡的一張椅子陪他，聽著機器嘶嘶作響。我很好奇他輸的是誰的血。我很想問，但我不想引來注目。他大約每隔十天就要輸血一次，每次要花好幾個小時。結束之後，他臉上比較有血色。
「他好像會冷。」輸血快結束前，我跟一位護士說。
「我很好。」他說。我坐在角落的椅子等他。
「我覺得他可能會冷。」幾分鐘後我又說了一遍。我能感覺到通風口吹出陣陣冷風。
「我沒事。」他說。之後我因為一些原因要離開病房一會兒，等到我被叫回來，坐回角落的椅子，護士拿了一條毛毯給我。
「他說你會冷。」她說。我都沒發覺我真的會冷。
「我很抱歉沒多花時間陪你。我真的很抱歉。」他從病床上說。
「我猜你太投入工作，所以沒寄電子郵件也沒回我電話？」他很少回覆我的郵件或電話，也不記得我的生日。
「不是。」他停頓了一下。「不是因為我很忙。是因為我氣你沒邀請我參加哈佛的週末。」
「哪個週末？」
「新生入學週。我就只收到學費帳單。」他說，話中帶了哽咽。
大學入學。我後來想起來，當時十八歲的我小心翼翼地安排我爸媽錯開，他們不想同時到場，我的諮商師也幫忙協調，最後我們決定，雙方也都同意，入學那個週末媽媽先來，他過幾個星期再來。那時他也同意這樣子最好。
「你為什麼不跟我說？」
「我不太擅長溝通。」
「我很希望能收回決定，或是改變決定。」我說。這看似很不可能，甚至有點離譜，我們多年來的關係竟然得歸罪於一個週末。我不相信。我原本設想他有過人的智慧，但盼望挽回錯誤的將死之人，不一定能清醒地反省。我不接受這個說法，我不接受一個邀約、一個週末，就能合理化他這十年來幾乎斷絕音信，合理化他在我大學最後一年拒出學費。
在他家中的那天傍晚，他用平常呼喚護士的虛弱聲音喚我進去。「小麗。」裝著全靜脈輸液袋的背包馬達正在運轉，像繞著鐵軌的玩具火車一樣發出喀答喀答的聲音，乳白色的液體流進他的靜脈。他躺在床上曲起膝蓋，墊著枕頭。他異常地瘦，很難看著他，而不被他的四肢和枯瘦的臉奪去注意力。
「我們先前聊到的事──」他說。我很意外他居然會提起之前關於情感的對話，他從沒對我做過這種事。「我想說句話：那不是你的錯。」他哭了起來。「要是我們有一本說明書就好了。要是我聰明一點就好了。但那不是你的錯，要責怪的人不是你。我希望你知道，那半點都不能責怪你。」他非要等到生命快消逝了才想道歉。我一直在等這句話，就像是清涼的水流過燙傷。
「對不起，小麗。」他哭著搖頭，坐起身，把頭埋進雙手。由於他體重驟降、全身縮水，雙手看起來大得不成比例，脖子細到彷彿支撐不住頭顱，彷若羅丹的加萊義民雕像。
「我真希望能回到過去，我希望可以重新來過，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我現在能做什麼？真的已經太遲了。」他哭得全身顫抖，嗚咽哽噎，我希望他停下來。
之後他又說了一遍：「我欠你一回。」我依然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只是一直坐在他的床邊。即便此時此刻，我還是不太能相信這一切，我想像他如果奇蹟康復，一定會回復原樣，忘記現在曾發生的事，回頭依然像從前那樣子對我。
「至少我現在在這裡啦。」我說。「也許，如果還有下一次機會，我們可以當朋友？」這也是一記輕柔的反擊：我們只會是朋友。然而事實上，在接下來幾個星期乃至於他死後，我最哀痛的就是我們錯失了做朋友的機會。
「好。」他說。「但是對不起，我欠你一回。」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小人物：我的爸爸是賈伯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