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學測，數學滿級分的有一萬多人，全部科目滿級分的也多了起來，大考中心主任因此而辭職，網路上的討論很多，到底大考是競爭型，還是門檻型？到底大學怎麼看選才以及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想，這些都不會有一致的答案。在發表對這件事的看法之前，我想講一個故事。
多年前，我收過一個學生，他可以說是我收過的學生之中最優秀的之一，不僅學業成績名列前茅，我也能跟他談比較抽象的系統軟硬體問題以及實作。那時，我帶他做的題目是跨平台以及語言的平行運算架構與中介軟體，我只要把想法畫在白板上並且做簡單的說明，他就知道我想做什麼，不久後回饋更好的想法，連測試的單元都寫好。
某一天開始，他與我的對談開始走了樣。我說的他不再可以聽懂，他說的話前後邏輯開始不清楚，嘴巴說的與寫在白板上的接不上來，跟他討論從愉快變成如墜五里霧。一陣子後，我開始感到不耐。
漸漸地，我發現，他寫的符號跟他說的話，跟我的經驗完全對不上，他說的話可以理解，但不管是手寫還是打字，我都看不懂。
然後，我接到輔導老師的訊息，然後他的父母親也來學校找我。我才知道他生病了，這是一種我聞所未聞的病。那是神經系統出了問題，類似神經搭錯了線，舉個例子，視神經接收到的訊息，經過大腦解讀後要轉成手寫時出了錯，訊號在神經網路裡亂跑。那時我頗為自責，難道是我給他的題目太難，還是我給他太大的壓力呢？總之，他必須休學接受治療。
治療期間，他一直不能接受這個事實，也不願意休學，他覺得是我們不了解他，他並沒有病，也一再給我訊息要我協助他，不要讓他休學。他是真的對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很有興趣，要我繼續指導他。但是隨著情況愈來愈嚴重，他自己也屈服了，就此辦理休學。
經過半年以上的休學治療，有一天他又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我說，我只有一個條件，不要再做那個題目了。因為我曾與輔導老師以及父母親通過幾次訊息，知道他給自己太大的壓力，一旦超過臨界點，又會再發作。經過一、兩週的堅持，他最後答應了，我為他安排一個他可以勝任的題目，後來也完成了畢業專題的製作。
時至今日，我們還是時常碰面，我會給他一些專案題目，這些題目都是目標很明確的實作問題，對一般學生來說應該很有難度，對他卻相對輕鬆，只是以前的他可以做出更厲害的研究。我為他選的題目都是可以幫助別人，尤其是偏鄉小朋友的學習，這個比做什麼高大深的題目對人類更有貢獻。我以自己為例，我曾經發表的論文都比不上我辦的偏鄉與弱勢課程，這是他被我說服的點。
有一天，他對我說，他準備修教育學程，以後想當一個數學老師、資訊老師或是生活科技老師。以目前學校的事務繁雜，壓力那麼大，雖然他的專業能力遠超過一般人，但是我怕他會受不了那些雜事，所以一度勸他還是換個方向。
「我現在覺得，我一生中有一段時間一定要當老師，所以決定要早一點開始，」他說，為了當老師，他可以到偏鄉去，也可以教弱勢的孩子。他說他知道說話不被了解，是一件痛苦的事。
我們到現在還是經常在聊天。我很少教他什麼知識了，因為他自己可以慢慢學得會，雖然看得出來，有時他會覺得現在比以前的他要笨，而感到困擾。
前幾天，他對我說他想要來唸研究所。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對尖叫實驗室在做的音樂研究很有興趣，而且他想多唸點書。以初期的成績，他隨便甄試都會上，但是現在不行了，要靠考試，一次考不上就再一次。
我對他說，「我有一個條件，每週有兩天要待在家，什麼事都不幹，只聽音樂、睡覺、閒蕩，不准讀論文、看code，甚至不准讀書，還要規律運動，你能做到這點再談。」
在考試制度下落後，就不是英才了嗎？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可能是每一個老師的期望，可是什麼樣的學生是「英才」呢？每一所學校都要英才，我們判斷英才的標準是考試成績嗎？如果是這樣，那麼確實是需要在考試上比個高下，而且還要訂出幾個百分點之內的才算。
我想問的是，在考試制度下落後的人就不是英才了嗎？而不是英才的人，要誰來教呢？
對於一個老師來說，當一個學生來到你的面前，他不放棄自己，我們就沒有放棄他的理由，不是嗎？
對我來說，不管這位學生過去如何、現在如何，我都是把他當作英才來教，只不過方式不一樣而已。我相信他以後會是個好老師，會幫社會教出更多像他這麼暖心的英才。
讓我們回到2020年學測滿級分與數學滿級分人數，所謂「過多」這件事上面。很多人質疑這樣子的考試沒有所謂的「鑑別度」，假如要有足夠的鑑別度，現行「門檻式」的級分制應該比較難做到，那麼最好的方式應該還是回到「競爭式」的舊式聯考（對這點我是反對的），從60級分回到700分，考試題目從很難到很簡單都有，這麼做，同分的人數自然而然會減少，鑑別度也就提高了。（延伸閱讀：學測滿分學生暴增 為何家長也要抗議？）
但是後遺症就是，因為學生要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回答這麼多題目，尤其裡面又有很難的題目，勢必要花更多時間練習解題，恐怕多元學習、探究實作與生涯探索這類對學生來說，可能對他們的人生更重要的東西，就沒人願意花時間在上面。
為什麼學生對分數更斤斤計較了？
多年來在大學現場，我感受到的是，因為教改與入學方式漸趨多元，在校園裡會遇到以前連想都想不到的厲害學生，這些學生的實作能力往往可以直接KO老師與助教。可惜的是這類的學生數目很少，更多數的學生卻比前代（現在大約3到5年就是一個世代了）的學生更斤斤計較分數，更不願意花時間在實作的課程上，甚至是選修這類課程，更希冀老師趕快提供答案與「正確」做法，對於沒有答案的深度題目感到不安與不耐。
我一度對這種現象感到不解，因為既然採用的入學方式是以門檻思維且更趨多元，學生應該有更多時間去學習學科外的事物，但是從結果來看，卻不是如此。
淺薄的我能猜想到的原因也許有三：第一，制度雖然改變，但是千年來的競爭習性已經深植多數人的心中。其次，多數學生會選擇繼續念研究所，但研究所入學方式比較接近舊式聯考，而且因為報考人數過多，為了在很短的時間內閱卷完畢，很多研究所採用的是選擇題的方式。第三，最近20年因為網路與搜尋引擎，聚積的知識量太大，在沒有老師適當的引導下，已經超過一般人可以負荷的了，所以快速得到「答案」變成學生應付學業的不得已方式。
作為學校與老師應該很清楚，不管是「門檻式」還是「競爭式」思維，都不足以解決大部份學生的學習問題，我們不可能依賴一種制度思維來解決所有的問題。可惜的是，當這個社會還在用「公平」來要求入學考試，甚至是所有的教學現場時，大家都會被逼要做到「一致」這件事。
競爭式思維的教育方式，需要改變
請大家回到前面的故事，故事中的這位學生本來是可以「為我」、「為台灣」甚至「為這個世界」做出很大貢獻，卻因為生病，原本的研究能力下降了，但是他還是同一位學生。身為老師、作為一所好學校，可以放棄他嗎？在與他相處的過程裡，我要考量的是保護他的健康、諒解他的狀況，維持他對學問與人生的熱情，以及怎麼做才會對他的未來更好，其他都不在我的思考範圍之中。
當一切都以學生的絕對能力（我需要在這裡提醒大家，這邊說到的絕對能力是很單一的喔！）來衡量時，家長、學生與老師之間的互諒，以及這個社會最需要的良善，就被扭曲、甚至喪失了。
親子關係與師生關係不是人的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人際關係嗎？我們要用「能力」這麼功利與現實的條件，來定義這些關係嗎？
我不認為紙筆測驗的絕對能力差一點點，而本來不該進成功大學的學生，因為現行門檻制的級分式學測而進了成功大學唸書，是一件不對的事。既然這位學生已經越過了成大的門檻，那麼其能力與其他成大學生即使有一點差距，諒也不會太遠。（延伸閱讀：不會考試、很懂NBA 交大搶著要？）
其次，一位學生到了課堂，老師要求的往往是學習態度與熱誠，而不是很會考試與實作。「考試好」這件事在出了社會後會變得無用，而實作能力終會因為學習態度與熱誠而愈來愈好。作為一個老師，把一個初始能力稍差的學生帶起來，不是更有成就感嗎？
反過來，當然會有紙筆測驗的絕對能力本來可以進入成功大學的學生，反而掉到排名落後一點點的學校，仔細想想這也不絕對是壞事。我在私立大學與公立大學都教過很多年，不僅排名差距不遠的學校老師，平均素質相差不遠，私立大學老師的素質同樣一點也不輸公立大學。
現行的考試制度還是有鑑別度的，也就是認真、成績好的學生有更大的機率會進入公立大學。換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在排名較後的大學唸書，對學業又很認真的學生，有更多機會得到老師悉心指導以及學校資源，因為排名在前的大學老師不僅比較忙，同時要指導的學生也多。
最後，我認為我們需要改變過去競爭式思維的教育方式。台灣的少子化是全世界最嚴重的，大學與老師實在不能再用學生的某個或少數幾個能力來分群，例如這一群可以唸成大，那一群不能來唸成大。或是這群是我想要教的學生，那一群不是我想要教的學生。（延伸閱讀：減少考試、停止學校排名 新加坡教改轉向：學習不是一場競賽）
不管是哪一類的學生，進到大學、進入課堂，只要願意學習、只要他自己不放棄，我們都必須設法把他們教好，讓他們畢業後作為未來社會的中堅，帶領社會繼續往更幸福的生活邁進。
關於作者 蘇文鈺
為美國紐約大學電機博士，現為成功大學資工系教授。他關注高等教育之餘，更於2013年創辦Program The World Association，與研究生從嘉義過溝村開始，培力偏鄉老師與志工群教孩子寫程式，足跡已遍佈中南部八個縣市。從程式教學出發，目標卻是指向生活與生命教育，希望有一天孩子們能靠著教育脫貧，也找到屬於自己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