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一所紀念大學，孕育出「矽谷之父」？史丹佛傳奇幕後

學校和企業端雙向的「人才交流」，甚至聯合成研發團隊，就是產學合作成功的最佳保證。否則如同台灣普遍的情況，產業界常由創辦人或執行長帶著一隊研發高層到學校走馬看花一遍，只做到表面功夫，對實質產學合作無益。

比交流人才更積極的方式，是讓雙方人馬直接「在一個屋簷下」，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研究園區（Stanford Research Park）。

史丹佛如何吸引高科技公司進駐？

關於史大研究園區，歷史不但有趣且發人深省：史丹佛的正式校名是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創立之初，史丹佛家人似乎並未期許它成為一所「偉大大學」，只是為了紀念創辦人夫婦早逝的愛子，小利蘭．史丹佛（Leland Stanford, Junior）。

史丹佛如何走到今天這般茁壯？首功應屬二戰後首任工學院院長，當時從麻省理工學院學成後，回母校任教的特曼（Frederick Te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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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特曼向校長獻計：史丹佛不夠資源聘請更多和更好的教授，但校園有地9000英畝，何不鼓勵北加高科技產業遷入校園？只要這些公司願意提供相當數目的研發合同、資源和講座教授基金，讓史大據以在全球網羅最有能力的教授來校任教。

他的絕妙主意起先乏人問津，因校地雖大，除產柑橘外別無他物。特曼只好以身作則，先訓練自己的博士生惠利特（William Hewlett）和普克德（David Parkard），他們創立頂尖企業惠普（HP）；羅素與西古德．瓦里安兄弟（Russell and Sigurd Varian）創立瓦里安聯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尤金．利頓（Eugene Litton）創立利頓工業（Litton Industries）以率先響應。

此後，年復一年，愈來愈多的高科技公司都紛紛搬進史丹佛，緊密又有效的產學合作使史丹佛的教研質量大幅提升。業界與學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終成就了矽谷。而世人尊特曼為「矽谷之父」的確實至名歸，更造就史丹佛成為一所名副其實的「偉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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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曼的另一位傑出弟子，交大校友潘文淵，就是當年將CMOS積體電路從RCA技轉回台灣的總計劃主持人。而時任政委的李國鼎先生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提到曾就如何創辦新竹科學園區向特曼請益。

台灣法規，如何扼殺產學交流？

反觀台灣，上述兩種產學模式都窒礙難行，癥結部份出在法規。

大學教授，尤其是年富力強者，如想到產業交流一段時間，首先得通過系院校三級三審，要求同意延遲升等程序，加上承諾各種回饋機制、暫停眷屬與子女公、健保，層層關卡障礙，相當程度扼殺學界與產業界的交流管道。

校地使用規範更不用說，只要見到大學用地要行產學合作，就有無數黑函飛至立、監二院，使其立馬質疑「利益輸送」，把產學合作疑同貪贓不法，但轉頭又糾指大學教出的學生有「產學落差」。

對比美國產學合作傳統，反是「鼓勵」大於「糾責」，白紙黑字明訂遊戲規則和IP權利歸屬，而非從源頭就扼殺了產學合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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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台灣整體的規範尚未開放，但近年來還是有一些進步。以交大而言，近期在台南新校區興建的「致遠基金會」產學中心，就是由校友、學界、政界、產業界合作大步向前的一個前導創例。

這個中心將結合台南市政府、工業局、教育部，國有財產局，在籌備的過程中，對法令與執行細節「依法想辦法」來解決各種問題。這個中心若能辦起來，對其他研究型大學會是一個可供參考的模式。

在交大原新竹市博愛校區，也開動新一波的產學合作典範：世界頂尖EDA（電子設計自動化）公司新思科技（Synopsys）最近已率先進駐跨領域研究大樓賢齊館的八樓。預期該公司會有三到四百位世界級EDA專家進入校園與交大師生密切合作，研發五至三奈米系統晶片的EDA工具系統。

最後我想強調在本專欄談過很多次的觀念，國內研究型大學該追求的不是弭平「產學」落差，反而是如何創造「學產」落差。大學的價值在於「發明未來」、走在產業界的前沿，而不是落在產業的後面，替產業打工補強。（責任編輯：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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