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政經學院著名學者格雷伯（David Graeber）2013年一篇短文轟動社會，主旨是「那些不知道為什麼要存在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文章轟動社會，某種程度上證明了許多人對他的理論非常有共鳴。5年後，他接受《經濟學人》訪問，再度指責這些「根本上無用的僕役」。他相信，「其實每個人都渴望一種感受：他們多少可以用一種正向的方式，改變周遭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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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專訪內容：
《經濟學人》：什麼是「狗屁工作」，可以給一些例子嗎？
格雷伯：所謂的狗屁工作就是，連從事這份工作的人，都偷偷覺得這些事其實不需要、不應該存在。如果這份工作，甚至整個產業消失了，大概也不會對任何人造成影響，這個世界甚至還會因為這份工作絕跡，變得更好一些。
根據調查，37至40%的人認為他們的工作不能帶來任何改變。
根據這些人的說法，可能可以分成兩種狀態。第一是，他們自認工作毫無意義，但其實從更大的視角來看，他們其實有所貢獻，至少對組織來說是如此。如果是這樣，那這些人該想的是，為什麼沒有人告訴你這一點？
而另一種狀態是，有些人自認工作是有意義、有貢獻的，但從更大的格局來看，根本沒有，比方說他的使命根本是個騙局，或是他辛苦做了研究，但往上呈報後根本沒人看。
如果我的研究有一點參考價值，我所發現的是，「狗屁工作」其實不特別集中在文書、行政、管理和監督角色。許多中階管理階層、人資、公關、品牌經理、創意副總裁、財務顧問、法務主管自認自己的工作沒有意義。
《經濟學人》：現代職場中，為什麼會有這些無意義工作存在的空間？
格雷伯：其中一個原因是，「隨時準備好接受挑戰」這樣的想法，通常會加諸在有生產力的人身上，而非加在坐在有隔間辦公室的主管身上。而相信許多職場人對以下劇情並不陌生：高層主管一面縮減做事員工人數，卻又把一部分省下的錢拿去填補自己辦公室的「無用僕役」。
主管們組了「無用僕役團」幫忙設計報告格式和圖表，出版沒人看的內部報刊，或是很多時候，什麼也不做，搞得這些人只能幫貓照片配對白，或是玩電腦遊戲。但他們的職位還是被保留了，因為許多主管的薪水，經常是靠著他底下帶幾個人來衡量的。
當一家公司的獲利，有更大的比例來自投資，而非真的靠生產和銷售，上面的趨勢就會更加明顯。我稱此為「管理的封建主義」。
《經濟學人》：你提到許多需要創造力的有趣工作都集中在富裕的城市。那麼，你覺得這些「狗屁工作」是造成民粹主義和兩極化的原因之一嗎？
格雷伯：我的確這麼認為。許多對於「自由派菁英」的不滿，是根基於那些勞工階層認為，菁英們佔據了那些薪水好，而且有趣、可以有創意，很多時候更是對社會有益的工作。
而勞工們無法負擔送小孩上頂尖大學，也不能讓孩子連續到紐約或舊金山這樣的大城市無薪實習兩、三年。而如果你做不到，那麼就被排除在外吧。
除非你非常幸運，否則通常只有兩個選擇：接受無意義的狗屁工作，這樣的工作或許得以讓你付得起房租，但你也會陷入一種被強迫、偏離自己意願當個寄生蟲的罪惡感。
或者，你也可以選擇非常有益的、幫助人的工作，製造、運送或維運人們想要或需要的事物，但薪水很可能顧得了自己，但要顧全家就很困難。
你的工作直接嘉惠他人的程度與薪酬高低，幾乎呈現完美的負相關。結果就造就了充滿憤恨的毒性政治文化。
做著無意義工作的人，默默的不滿老師們或甚至汽車工人，因為這兩種職業似乎在做有意義的事，然後做無意義工作的人也深覺，這兩種人可以同時享受好薪水、醫療照護和有薪暑假是不合理的事。
勞工階級則是憎恨自由派菁英，不滿他們掌握有用、有益的工作，而且還領高薪。
然後，人人都討厭政治人物，認為他們基本上就是一堆騙子。不同的人，彼此憎恨，於是大家根本很難聚在一起做任何事。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社會被嫉妒和憎恨黏在一起：不是對富者的憎恨，在許多情況下，其實是充斥著對道德優越者的嫉妒，以及對偽君子卻自以為道德優越者的不滿。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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