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亂發錢、社福五成給老人　「南歐病」讓台灣老中青世代三輸

根據他的統計，我國社福支出中，每年撥給高齡者的比重最大，是給家庭和子女生育、醫療補助等的近十倍。而且，過去十年來，比重不減反增，從2007年的48.9%，2017年增至50.8%。在國家財政開源有限下，逐漸排擠其他社福預算。

來自醫界、曾任台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感受最深。

四年多前，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許立民接手局長，他馬上被一筆快速膨脹的預算吸引注意力。重陽敬老金的預算從2012年2.5億，隔年暴增至6.3億。

原因是重陽敬老金的發放不但未排富，且請領年齡從70歲下調至65歲，發放金額也加碼。台北是六都最老的都市，再過兩年，每五人就有一人是老年人口。因此台北市府限縮發放對象，只保留中低收入戶和年滿99歲以上長者，預算從7億降至3700多萬。

「一年領一次1500塊，能為老人帶來健康嗎？能讓失能的長者得到照顧嗎？」許立民反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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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陽敬老金也凸顯地方政府濫發非法定社福預算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社福預算分成依中央「老人福利法」和「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規定，依法須補貼中低收入戶的法定福利預算，以及由各縣市政府評估自身財政，自訂的非法定社福預算。

但四年一次的首長選舉，候選人靠加碼福利爭取選票。光重陽敬老金，全台一年要發出40億。其他像老人健保費補助、老人假牙補助、老人三節禮金等，五花八門。許立民感嘆，其他縣市局長都說廢除發放是對的，但沒人敢跟進。

解方1：托兒＋托老——提供服務，取代發放現金

重建社會信任，必須先化解不同族群間的相對剝奪感。呂建德建議，優先解決托兒和托老，「因為它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做下去以後，大家能馬上獲益。」

台灣應效法北歐，讓托老不只光靠現金給付，而是提供照護服務，讓老人愈活愈健康。

社福界愈來愈推崇北歐的社會投資模式，社福政策以提供服務取代發放現金，藉此提升婦女勞動力參與率，創造經濟產值，增加福利國家的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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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省下的7億，仍原封不動地用在台北市老人身上。

上午9點半，木柵興隆路馬明潭公車站旁，一間不起眼的公寓一樓，十多名老人家，正聚精會神地在牌桌上對弈。

94歲的張先生，原是當地明興里里民，兒女考量老公寓沒電梯，讓父母搬到忠孝東路的電梯華廈居住，但他每天不辭辛勞地搭一大早的公車回到木柵，找熟悉的牌咖打麻將。

另一桌在玩桌遊「拉密」，熟練的老太太一邊帶孫子，一邊摸牌，一邊像總司令般，指揮輪到誰出牌。

明興里里長鄢健民告訴《天下》記者，其中有一位老人家曾因喪偶，獨自一人在家，久而久之被判定為失能。但在鄰居鼓勵下，參與社區課程、共餐。半年來，失能狀況逐步好轉。

四年多來，北市積極擴建類似的共餐據點，已經從一百多處成長至四百處。靠著補貼餐費，讓老年人走出家門，加強社交、促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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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轉到台中市太平區。約一年前，家長蔡宣慧把兒子送到領袖甜心托嬰中心。這家托嬰中心是獨棟三層樓，周圍都是傳統加工廠。蔡宣慧的先生也在附近開工廠。

她原本在銀行當理財專員，懷孕後打算請育嬰假，直到剖腹前一天，覺得沒辦法自己帶小孩，才開始找保母和托嬰中心。

當時她才發現，即使她請育嬰假，領六成薪，可領到兩萬六千多元，但送托費用就吃掉一半；假如她重返職場，不但可領到全薪，還可領政府每個月托育補貼六千元。

「我6個月（育嬰留停）沒放滿，趕快回去上班，才能領補貼，」蔡宣慧笑說。

台中市在林佳龍任內，推動托育一條龍，規定雙親提出在職證明，才能拿到政府補助。

領袖甜心托嬰中心負責人李織州觀察，政策上路後，送到托嬰中心的家長，大部份都是雙薪家庭。連他們自己也受惠。未滿兩歲的兒子就在自家托嬰中心，因為太太有在職證明，所以也有6000塊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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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德表示，台灣婦女勞參率僅51%，低於韓國59%，也低於OECD平均64%，而北歐四國都超過七成。因為台灣托兒與托老的公共投入不足，長期以來責任轉嫁給女兒或媳婦。

他認為，台中市政府透過補貼，發展照顧服務業，提供婦女就業機會，也讓原本有工作的婦女，不要中斷就業。

解方2：所得重分配——檢討綜所稅，擴大稅基

從北歐經驗也發現，讓婦女從家庭走入職場，可減少家庭暴露於貧窮的風險，穩固中產階級。

受到高齡化與少子化夾擊，台灣社福預算很難減碼。考驗的是，如何增加國家收入？

「台灣的問題不是所得稅稅率高或低，而是很多人真的課不到稅，」連賢明指出。台灣一年總預算大約兩兆，稅收佔了八成。

2015年申報所得稅家戶裡，所得淨額為零的免稅戶，最高所得稅組亦有8000餘戶。代表台灣有高所得者，在台灣不用繳一毛稅。

連賢明分享他最近去新加坡開會，坐他旁邊的是一名台灣女性，她告訴連賢明，是去新加坡坐移民監。意思是，在當地住滿一定天數，取得當地公民或稅務居民。若是高所得者，在新加坡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22%，只有台灣的一半，且海外所得在新加坡是免稅。

「在台灣繳40%的人都是高階白領，心理一定不平衡，為什麼自己要傻傻繳稅，」連賢明說。

該繳的稅少繳或不繳，不只侵蝕台灣租稅收入，也加劇貧富差距。國外文獻發現，台灣8%的重分配效果，9%來自社會福利，所得稅是逆分配負1%。

學者建議，除加強追討富人的海外所得，應同步檢討過時的綜所稅減免稅。

全球版「肥咖條款」CRS上路，跨國交換海外金融帳戶資訊，成為國稅局追討逃漏稅的利器。明年9月，我國將率先與日本、澳洲交換。但學者呼籲，台灣最需要交換的是中國大陸、香港、加拿大和美國，財政部須加快腳步。（延伸閱讀：CRS助中國追稅　台商小心了！）

政治大學財政系副教授羅光達建議，可模仿國外遞減式扣除額的設計，有錢人少扣一點。原因是，現行很多扣除額，其實是所得愈高愈有利。以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為例，每戶上限27萬。財政部統計2015年申報戶，最低所得組每戶申報金額僅3.7萬，但最高所得組用好用滿，平均儲蓄所得有八成免稅。

挑戰：讓90%的人支持改革

眾所周知，台灣綜所稅的最大違建，在於資本利得都輕課或不課。

根據世界不平等資料庫，台灣所得前0.01%的家庭，資本所得佔全部家庭所得的比例，從1999年的64.58%，2015年上升至82.18%。（延伸閱讀：台灣最有錢的0.01％　七成收入都靠「它」）

「有錢人跟我們真的不一樣，八成以上來自資本利得。大家不爽是因為都知道國家財源不足，但加稅的都是薪資所得者，」羅光達說。

為什麼資本利得這麼難課？

租稅改革的困境，學者連賢明和張金鶚兩人心有戚戚焉。

張金鶚當台北市副市長時，推動房屋稅修正，持有第四戶房屋，視為非自用，稅率調高最高至3.6%。市府曾統計，一個家戶有四棟房子，只佔2%，張金鶚以為會得到98%的民意支持，風氣推廣到全台，但結果事與願違。

類似的稅改失敗，也在證券交易所得稅上上演。連賢明說，大部份股市的散戶都賠錢，不會被課證所稅，但大戶告訴散戶，沒有他，股市沒有資金動能，就沒有漲跌，散戶更難賺錢。散戶不支持，加徵證所稅就更難了。

「本來98%的人應該支持，因為幫他達成公平，但實際上並沒有，2%的人拚命靠政商關係阻撓改革，任何租稅改革，最後都碰到一樣的問題，」連賢明語重心長說。

但是台灣如果不能解決重分配的問題，在社會安全網底下的貧困將會反噬社會，應該借鏡北歐的創新福利做法，不是直接發放現金，而是同時能扶持一個就業或產業的生態圈，提供社會福利，並且改善擴大稅基，才是全民之福。（責任編輯：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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