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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義大利打算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激化了義大利國內不同黨派的辯論，也引起西方輿論與歐盟、美國官方的高度關注。中國的影響力，不僅已經從東亞擴散到全球，更從國際舞台逐漸滲透到各國國境之內。「中國因素」（China Factor）在各國內政經濟社會激起的漣漪、甚至衝擊，已經不再是台灣與香港獨有，而是個全球現象。
在台灣，首先提出這個名詞的，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介民，台灣中生代中國研究學者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以「中國因素」取代過去以「中國機會」與「中國威脅」二分法看中國的角度，稱之為「第三種中國想像」。多年來，他一直呼籲大眾關注「中國因素」對台灣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的全面性影響。
有輿論批判吳介民提倡「中國因素」，是在台灣內部製造不必要的恐中氛圍，但他強調的「中國因素」，並非意識型態口號，而是有扎實的學術理論與田野調查研究做基礎。
吳介民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師從美國漢學大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他跳脫台灣的傳統中國研究方法，用一個全新的視角與觀點看中國，兼具宏觀的理論研究和微觀的田野調查，實屬難能可貴。
最近，吳介民出版了新書《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是他在中國進行台商田野調查超過二十年的心血結晶，從台商在中國的發展經驗，全面總結中國崛起的起點—廣東模式。在序文中，吳介民寫道，他的終極關懷是台灣的出路，因為只有深入理解中國崛起的本質，才能從中尋找和中國打交道的方法。
受到曾任職報社記者、常在家談論政治大小事的父親影響，吳介民從學生時代就積極投入公共事務和社會運動，參與過野百合學運。最近，吳介民在他中研院的研究室中，與我們暢談新書想要傳達的訊息及其發現。以下是專訪內容摘要整理：
1990年代初期，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拍攝了一支《台胞》紀錄片，我們想要用拍攝紀錄片的方式來研究重大社會與政治議題，把它當成一個運動的議題去推動。
我們在台灣和大陸訪問了很多台商，談他們在大陸現場的經驗，對中國大陸的觀感，對台灣的評論。
在這部紀錄片中，我們提出了一個在當時不是很成熟，或者說是很前衛的觀念，就是我們發現，台商的大陸熱帶動了整個台灣産業的西進，將會很深刻地影響到台灣的經濟社會結構，以及政治。我們把這個議題在紀錄片中拋了出來。
我們也訪問了一些學者，有一位今天想都想不到會是他，就是劉鶴（中共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美中貿易談判中方代表）。他當時大概40歲初頭，以學者的身分到美國羅格斯大學訪問，然後去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念了一個碩士。
劉鶴：中國經濟有很大灰色空間
他的訪問我們只剪了兩句話，一句是鄧小平講的黑貓白貓理論，另一句就是後來我一直在做的研究，他說，中國經濟有一個很大的灰色空間。灰色空間就是學術研究上講的「尋租空間」，一個不是非黑即白的、可以操作的曖昧地帶，裡面有很粗略、很抽象的政策規定，身在其中的人常常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尋租」（rent seeking）在政治經濟學中，其實是個已經用了半世紀的概念，意思是通過壟斷或管制獲得的超額利潤。例如做一雙鞋子本來只賺五塊錢，我通過壟斷或管制，就可以賣到七塊，多了兩塊的額外收益。
中國到處都有管制，所以到處都有尋租空間。我在中國觀察那麽久，發現中國的尋租除了無所不在之外，最大的特色就是中國的尋租是集體性的，而且各級政府都參與其中，我稱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
例如以前中國在推動出口加工模式的年代有外匯管制，官方匯率和黑市匯率有匯差，地方政府叫企業匯外幣進來，換成人民幣去繳工資，中間的匯差就當作「人頭稅」，分給各級政府機構。
後來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尋租模式。1994年中國匯率改革後，沒有了匯差，尋租空間就沒有了。但地方政府就換一個方式，資金匯進來時，給你收20到25％的管理費，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費用」。最近幾年一直提到中國企業的各種「費用」負擔很大，指的就是這個，尤其是社保費用愈來愈高。
中國的社保還沒有做到全省或全國統籌，所以地方政府的權力很大，工廠和政府關係好，需要繳的社保費用就給你打五折，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常常根據財政狀況、經濟好壞一些大環境的變動，時緊時鬆。鬆的時候，地方政府睜隻眼、閉隻眼，讓工廠把尋租所獲得的超額利潤，留在自己手中。緊的時候，就會用各種方式迫使工廠把超額利潤吐出來。2015年就發生台商寶成被要求一次補繳27億台幣社保費用的事件。
又例如政府規定企業聘雇的員工中，殘疾人士要達到一定的比例，地方官會教企業，繳一些錢到勞動局幫你做文件，就可以不用聘殘疾人士。這些錢有些進了地方國庫，有些就官員分掉了，這就是集體性的機構化尋租。
其實，尋租、索賄是全世界商業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在中國特別猖獗，而且是集體化、機構化，政府也參與，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大部份是個別官員的腐敗行為不一樣。
又尋租、又發展，中國獨有
另外一個中國特色，就是其他國家的經驗顯示，一個社會陷入尋租就不會發展，但中國卻是又尋租、又發展，而且發展的又快又好。其實就是因為大家都能在這個體制內發大財，所以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地方官和企業在過去三、四十年來會有強烈的動機，舉國搞發展。
但我想強調的是，中國政府官員透過尋租分到的錢，也不是全吃掉，也有拿去做事。這是事實。所以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兩面性。
中國尋租最大的得利者，分到超額利潤最多的，就是內外資企業和各級政府。進城打工，貢獻大量勞動力的農民工雖然也受益，工資一直增加，讓經濟生活獲得改善，但分到的份額很少，是被相對剝奪的階級。很多原本他們應得的福利，都在尋租的過程中，被包括內外資在內的資本家和政府分掉了。
不過，這套又尋租、又發展的模式，經過三十幾年的好光景之後，現在是走不通了。
習近平打貪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打壓這個集體性的機構化尋租。這就是為什麼最近常聽到中國官員「怠政」，因為沒有了尋租空間後，地方官搞發展的動機減弱了。
但更重的原因，是這套模式是過去在發展勞力密集型加工出口產業的時代，靠大量民工的勞動力支撐起來的。現在中國的人口紅利一直在減少，這個模式已經愈來愈難擠壓出經濟價值。所以中國必須要往自動化、往高新科技發展，透過高技術、高資本投入的「中國製造二○二五」，推動大躍進式的產業升級、發展紅色供應鏈，就是這個意思。
「中國製造二○二五」會不會成功，我不敢說絕對不會，深圳現在發展得就很好，有華為、有生產無人機的大疆。但也有很多問題，像半導體已投入大量資本，但產品良率一直沒辦法有效提升，所以中國半導體産業要升級，需要依靠從台灣、韓國日本挖人才。（未完）
書名：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社：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19年3月19日
【吳介民小檔案】
出生：1962年
學歷：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經歷：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專長：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與政治社會制度變遷、台灣社會民主化、兩岸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