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即將膨脹成一個紅色巨星，吞噬地球。在這威脅人類存續的一刻，拯救世界的將是中國人。中國又出現超爆紅鉅片，3D電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
改編自劉慈欣原著的《流浪地球》耗資5000萬美元（約台幣15億4200萬元）拍攝，不論是技術或投資都讓中國其他電影難以望其項背。電影界認為此片代表中國電影製作進入新時代，《紐約時報》甚至用「中國電影加入太空競賽」，來形容中國的雄心勃勃。
《流浪地球》敘述科學家發現太陽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它的光芒開始增強，體積開始膨脹，表面逐漸接近原本距離太陽表面1億5000萬公里的地球軌道。為了拯救人類，科學家孤注一擲，要讓人類利用地球上的行星發動機驅使地球逃離太陽系。
在「國產科幻片」、「賀歲強檔」等旗號之下，《流浪地球》上映6天，票房已突破20億元人民幣（約台幣91億）。但如果沒有科幻小說家劉慈欣，這一切大概不會發生。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嚴鋒眼裡，是劉慈欣「單槍匹馬，把中國科幻文學提升到了世界級的水平。」
文革時代 偷偷摸摸讀那本扭轉人生之書
孩提時代，劉慈欣最愛的一本書是法國小說家朱爾•凡爾納（Jules Verne）的《地心歷險記》，以科幻小說來說，這的確是本入門書。
但由於50年前，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西方文學被列為禁書。當住在山西礦城裡的劉慈欣，在父親藏匿的一個舊箱子裡找到了《地心歷險記》，他只能偷偷摸摸的讀。他那時候大概不知道，那會成為改變他一生的書。
55歲的劉慈欣如今已著有多本知名的科幻小說，揚名於中文與英語世界，《三體》（The Three-Body Problem）讓他在2015年獲得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是第一位華人得主。
回憶兒時，劉慈欣說：「當時沒有科幻小說，人們對科學意象沒有概念。而來自西方國家的小說都被禁，所以我只能偷偷地讀。但就是那一本小說，把我變成了科幻迷。」
直到70年代晚期，中國經歷了經濟改革，對西方文學的審查也放寬了。撰寫科幻文類的中國作家暴增，劉慈欣加入陣容。但他不是文學科系出身，而是在山西陽泉電廠當工程師。電廠和寫作看似八竿子打不著，但在他看來，正是安穩的工作讓他可以致力寫作。
他告訴《衛報》：「約莫30年間，我都待在同樣的部門，做同樣的工作，我這樣的年紀，少有人這樣。我這樣選擇，是因為這讓我能致力於我的小說。」
「年輕時，我計畫未來，我當時希望當個工程師，這樣我就能從事技術工作，並在下班後寫科幻小說。我當時覺得，如果夠幸運，我就能成為全職作家。現在回望我的人生道路，幾乎與我的計畫密切吻合。我想，少有人能這樣幸運。」
他的第一部作品《魔鬼積木》出版於2002年，但真正將他帶向顛峰的作品是2006年連載於中國《科幻世界》雜誌的《三體》系列。
《三體》這個名稱來自於軌道力學的一個物理問題，故事情節落在三個時間點，分別是1971年文化大革命期間，2005年前後，以及一個擁有三個太陽的遙遠世界。
2013年，紐約的托爾出版社將《三體》介紹給了西方讀者。劉慈欣認為，中國的科幻小說其實和西方國家的科幻小說關注類似的主題，「我們可以說，歐美科幻小說探討過的所有主題，也都出現在中國科幻小說中，如太空探索、外星人接觸、人工智慧和生命科學等。現代社會發展過程遭遇的問題，如環境危害因素和新技術帶來的弊端，在科幻小說中也有涉及。不過，中國的科幻小說確實也有自己獨特的主題，比如試圖從科幻的角度重新演繹、重新展現中國古代的歷史。」
半世紀前，劉慈欣必須偷偷摸摸讀科幻小說的時代已經消逝，但他也坦言中共的審查陰影仍在。他說，自己和出版商曾一度擔心《三體》會因為觸碰文革而遭到刁難。「但這本書出版至今已經10年了，我們沒有受到來自當局的任何審查。許多政府官員也看過這本書」。
寫的是科幻小說，劉慈欣卻特別安於現實。《紐約時報》記者問他，寫科幻文學意味什麼，是逃避現實？映射現實？還是預測未來？
他回應，「寫科幻文學絕對不是逃避現實，我與現實相處得很融洽，現實也沒有迫害我，根本沒有逃避的必要。」
他告訴紐時，「我小說裡的人，富有超人氣質和獻身精神，是極端理想主義者。但是我自己在生活中是很普通的人。我的政治觀點溫和，我也不主張革命也不是特別保守，我既不左也不右，我遵守所有的遊戲規則，我和我的行為準則與別人沒有什麼兩樣。」
「我特別喜歡美國科幻作家羅伯特•安森•海因萊因(Robert A. Heinlein)的一句話，『我寫科幻小說就為了換倆小錢喝點啤酒，』」劉慈欣說。
但對於《三體》在中國以外的國家大受歡迎，劉慈欣還是有些驚訝的。「我想這印證了我說過的一個想法，科幻是最共通、最普世的一種文學，它能被所有文化當中的人理解。科幻作品處理的是威脅全人類的問題。這是這個文類獨有而珍貴的特質──它確定人類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資料來源：The Verge、The New York Times、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