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文革時代的紅衛兵　如今最想對台灣說的事

當年高中畢業的徐友漁是文化革命紅衛兵的首領，滿腔熱血的他慶幸自己這一生有機會參與這場「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當時面對有人對於文革的質疑，他還安慰大家說，「你看到的是局部，我們看到的是整體；你看到的是現象，我們應該知道的是本質。」

但是，當他參與得愈深，愈發覺其中的黑暗與悖離事實，曾經信以為真的政治理念一步步瓦解。

自始至終，紅衛兵只是毛澤東用來打倒政敵的工具。成功鬥倒劉少奇之後，紅衛兵成了毛澤東眼中必須除掉的大麻煩，於是把紅衛兵當成垃圾般，一股腦地全掃到農村去，開始了新一波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沒想到的是，這波運動卻也是知青們對中國社會主義理想幻滅的開始。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這一代人是受騙了，我們的理想和熱情被玩弄了。」徐友漁在〈我對文革的總結和反思 〉文章中寫道。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提供）

一天收入買不起一顆蛋，人的價值不如一隻雞

1968年，徐友漁21歲，採訪時他笑說當年自己是「走火入魔的革命者」，故意讓自己吃苦，未來才能「幹一番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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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農村的貧窮與落後，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農民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為了娶媳婦，讓家裡看起來體面些，不得已只好向知青們借行李箱暫時擺放在家中，一等到提親隊伍離開，再趕緊把行李箱還回去。甚至有農民窮到一家人只有一條褲子可穿，一次只能有一個人穿，其他人就捲縮在角落裡。

在某些偏遠地區的農村，一個人一天勞動的收入，還不夠買一顆雞蛋，「一個知識青年的勞動價值，甚至比不上一隻母雞，」徐友漁說。

農村生活的貧困讓徐友漁那一代的知青們認清了真相，曾經被灌輸的中國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神話，至此已徹底破產。

30歲才上大學，從此走上學術研究之路

1977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決定恢復大學高考，成了徐友漁人生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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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高齡」30歲的徐友漁和當時已懷有身孕的太太，一起報考高考，最後太太順利考上，他卻意外落榜。「原本我是志在必得，所有人都覺得我一定能考上，沒想到竟然落榜。」徐友漁說，「當時我的臉都不知往哪放。我太太進了大學，我卻要繼續當打鐵工人。」

但是，徐友漁的落榜根本是「非戰之罪」，當時所有考生都必須接受「政治審查」，能否順利進大學，看的不是分數，而是家庭背景。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等「黑五類」，只有落榜的命運。

之後因為鄧小平的強力要求，這些原本有資格入學卻因為家庭背景而落榜的學生，重新獲得入學機會，徐友漁順利進入四川師範學院數學系。1979年，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取得碩士學位之後，便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工作，開始學術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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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一代的許多知青來說，文革的10年是他們人生中失落的10年，荒廢了學業，斷送了大好前程。但是對於徐友漁而言，弔詭的是，拜文革之賜，他因此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西方政治學與社會學經典，成為日後學術研究的養分。

地下讀書運動興起，遇見影響人生最深的3本經典

中共雖然對人民進行思想控制，但是面對黨內高級幹部，卻希望他們能夠了解西方最新思潮，因此黨中央不惜砸下重金，動員大批學者譯介西方書籍。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這些被嚴格管制的「禁書」全數流落到市面上，許多開始反思文革與紅衛兵運動的知青，掀起一波波的讀書運動，這些禁書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於毛澤東神話的批判。

對徐友漁影響最深的第一本書是《杜魯門回憶錄》，書中對於朝鮮戰爭的詳盡記敘，戳破了毛澤東建構的朝鮮戰爭謊言——當時中國人都堅信，美帝為了侵略中國，把朝鮮作為跳板，中國為了捍衛正義，所以派志願軍攻打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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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國可以在這個問題上撒下漫天大謊，就很有可能在其他問題上說謊，當時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生活在系統性的謊言之中，」徐友漁說。

美國記者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所寫的《第三帝國的興亡》，讓徐友漁恍然明白，上山下鄉運動並非是毛澤東創建的偉大戰略，在希特勒領導的德國就已經出現過，中國人只不過是步希特勒後塵，走上法西斯的道路而已。

前南斯拉夫副總統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著作《新階級》，更讓徐友漁那一代的年輕人，對社會主義不再抱有幻想。書中大力批評社會主義運動者，當年以人民的名義反抗地主與資本家剝削的這群人，後來成了人民的統治者，形成新的特權階級。

對照當今中國政治的發展，這些經典書籍所描繪的歷史，不免讓人產生強烈的「既視感」（déjà vuu），歷史永遠都在重複。當年對中國社會主義理想幻滅的知青一代，成了日後改革開放政策的中堅份子，人們曾期待，當這一代知青成為領導階層的一天，能真正改變中國。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提供）

知青一代不是曠世奇才，就是大奸大雄

習近平上台之後，「知青」再度成為熱門關鍵字，因為他有過知青的經歷， 很多人對習近平與「知青治國」抱著莫大的樂觀想像，認為他們曾經和中國最下層的民眾同甘共苦，了解社會的現實。面對輿論的一面倒，徐友漁是第一個跳出來唱反調的人。

「中國著名的理論家李澤厚很早就看到，知青一代終有一天會成為掌權者。但是他認為，這一代人要不就是曠世奇才，要不就是大奸大雄。很不幸的，我的判斷不是前面那一種，而是後面的。」徐友漁說。

在徐友漁看來，當今中國領導人過去的知青經驗，並沒有對他們的政治領導產生任何正面的影響，「他們崇拜的是毛澤東，他們的內心世界是一個小毛澤東……我們沒有理由把知青治國當成中國政治發展的正面因素來看待。」

對於當前中國政局，徐友漁是悲觀的，甚至是感到絕望。當年文革結束，所有人都以為，這場歷史悲劇不會再重演。但如今，文革已經回到中國，成為現實，「中國的領導人在模仿文革，他們想當毛澤東第二。」徐友漁說。

不再自稱是改革者，只想成為歷史學家

然而，中國的強勢崛起卻帶給對岸的台灣無比的壓力，甚至產生自我懷疑。

座談會後的提問時間，龍應台詢問徐友漁：「如果現在有兩種人出現在你面前：一位充滿自信、趾高氣昂的中國強國主義知識分子，並認為現今局勢證明中國道路是正確的，民主是失敗且錯誤的；另一位是自我懷疑，在中國崛起的情況下，對於努力走過民主之路開始產生懷疑的台灣人。這時候你會說什麼？」

徐友漁當下說出了「痛心疾首」這四個字。對於台灣人對自由民主價值產生懷疑，徐友漁沒有端出學者的姿態長篇大論地提出論述或批判，他只是簡短地回答：「如果遇到了這些台灣人，我會把我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對方，倘若他有基本良知與判斷，他會被我打動！」

這正是他未來最想做的一件事。如今的他早已不再是當年那個走火入魔的改革者，「如果我再說自己是改革者，會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因為我已經無法再進入體制內改革。」

現在的他將自己視為歷史學家，他要做的就是告訴後人，當年那一場大倒退、大黑暗時期是如何發生的？如此可怕的人類悲劇，為什麼現在又再度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