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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檢察官的起源嗎？」
端著咖啡坐定，M起了頭，「那是法國大革命之後，人民和國家對立的理念下，設計出來分割法官權力（代表王權）的角色，」個性溫和的他，眼神突然有銳光。
M是個十幾年資歷的中生代檢察官，大學念法律系時，教授教的都是「警察、檢察官是國家權力的迫害者」，直到不小心考上司法官訓練所時，當紅的日劇《Hero》讓他心生嚮往，「我是為了要節制警察、監督法官，才決定當檢察官的。」
和檢察官給外界「濫權」的刻板印象不同，M對這份工作的看法很古典。他特別相信檢察官有「節制權力」的天職，至今還是沒有變。「檢察官要透過偵查，讓真正的涉嫌人進入司法程序得到判決，給冤屈的人不起訴處分，」只是真正進入實務界，他才發現理想和現實的差距。
M相信檢察官是「監督國家權力者」，希望辦黑金或貪污這類案子，但現實中，基層檢察官每日面對的，有九成是酒駕、車禍這類無關乎公共利益的日常；重要的大案，是由檢察長分案，主任檢察官有建議權。
真相即正義
然而，要伸張的正義是什麼？許多檢察官的回答都是：「真相即正義」。
真相像一只打破的花瓶，永遠都不可能拼回全貌。為了追查真相，檢察官擁有國家授權的偵查權，就像雙面刃，一面是正義，另一面是暴力。但許多人認為，手握權力之刃的檢察官，的確需要更多的內部自律和外部監督機制，而且不能忘記，真相的基礎必須是證據。
這種尋找真相的熱情，是每個檢察官的共通點。
入行五年，35歲的陳宗元本想當法官，直到在地檢署實習才發現，相較於法官不告不理的被動屬性，檢察官可以主動挖掘事實，讓一個案件從零到有，是這個工作最迷人之處。
檢察官有案件發動的主動權，因為是積極蒐證、權力很大，一出去就很容易傷人。陳宗元常常自問，會不會因為自己預設讓無辜者入罪？行使權力的過程會不會造成侵害？
「所以我們有很多程序正義要遵守，我們最大任務就是透過合法程序蒐證，發現真相的犯罪偵查，」陳宗元認為，「透過程序正義，達到實體正義」的理念，是多數基層檢察官的理念和共識。但他也坦承，平日案件量大，基層檢察官也常力不從心。
正是如此，近日司改國是會議針對檢察體系的改革聲浪，反映長期以來台灣社會的高度不信任，也讓陳宗元一批年輕檢察官有危機意識，積極投書言志。
神秘的檢調系統
「為何要把我們當毒蛇猛獸和罪人？」許多批評和現實有差距，讓陳宗元憤憤不平，「我們年輕一代也是看著冤案長大，一股熱血，守著這份薪水，束縛很重，卻得不到肯定，還一直被指責。」
外界對檢察體系的想像，還停留在威權時代，但這裡不是鐵板一塊。解嚴後長大的檢察官，價值觀已經不大一樣，世代差異是外界難以看清的地方。這些長官的確會以威權心態管理，但不至於影響個案。反倒是結案量的管考制度，對基層檢察官的殺傷力比政治干預更大。
「在台灣，實務界很容易被打成反動保守派，學界就是進步改革派，這樣很難開啟對話，」這屆司改國是會議委員、41歲的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曾是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和拉法葉軍購案案的公訴檢察官，是一線檢察官的中生代代表。
林達認為，檢察界需要改革，但外界設定「法官恐龍、檢察官濫權」，因此著重懲處淘汰評鑑機制，以實務界來看，更根源的問題可能是案件量過大，導致起訴品質低落，卻沒人願意解決這段，「我自己當檢察官的頭兩年，管考壓力大，每天做到晚上11點，一個月300多件，一個月要結掉80、90件，沒有太多時間勸和解。」
一位資深的司法記者觀察，部份檢察官的確有濫權問題、需要評鑑來節制，但外界可以給檢察體制多一點信任，帶著有色眼光不大公平。他認為現在民眾濫訴情況嚴重，如果不根本解決前端問題，偵查品質不會高，後面也懲處不完。
檢察體系是否可能獨立？
雖然年輕檢察官對外界的指責不服氣，但長久以來，檢察體系的政治鑿痕的確無所不在。這次司改國是會議，讓檢察官反彈最大的「司法官」或「行政官」定位問題，說穿了，就是在偵查獨立與民主問責間的權衡。
主張檢察官應改成行政官屬性的律師尤伯祥認為，目前檢察官宣稱是司法官，看似獨立，政治干預卻很嚴重。他以民主問責主張，貌似獨立反而形成責任真空，「不能不想被監督時就說是政治干預，檢察體系是個封閉系統，權力又很大，檢察官頂多可說是要行政中立，而不是獨立。」
「檢察一體」是設計來預防一線檢察官濫權，「上命下從」的監督機制，但也形成層級分明的官場文化。再加上一、二審的檢察官工作量差距大，檢察體系有種「辦案不是為了辦案，而是為了升官」的官場文化。
從案件開始，檢察長分案時，主任檢察官有很大的建議權。辦案時，主任也可協助和指揮辦案、掌握進度。只要檢察長可任命主任檢察官，檢察長的人事權又是部長決定，層層的權力結構上去，政治就有空間介入。
一位辦過不少政治性案件、三年前轉任律師的前檢察官回憶，自己經手愈多大案、涉及層級愈高，更看到政治力介入的手法有多細緻。上級的政治壓力大，連他尊敬的長官都擋不住。
「我現在回想年輕時辦案，有時主任把我叫去討論案情，會不會其實都是在引導辦案？我會不會也曾被當作政治工具？」因為完全不能信任體制，他決意離開。
行政官和司法官是假議題，重點是如何將上級對案件的指示文書化、透明化，來避免不當干預。即使政治性案件可能只有檢察官案量的1％，但這類敏感案件，總讓檢察官更添「國王的人馬」的爭議色彩。
林達、陳宗元等基層檢察官成立「劍青檢改」，推動「主任檢察官票選」和「一二審輪調」的人事改革，法務部長邱太三也積極響應。但最近公布的主任檢察官圈選結果，桃園、台南地檢署的票選第一及第二名檢察官未入選，令基層檢察官十分失望。
「對法務部和行政體系來說，主任檢察官是他們最想掌握的，只要檢察長和主任檢察官的人事可由部長決定，偵查就很難不受政治干預，改革還是失敗，」M不改對保守體制的悲觀。
各種複雜的總和
外部不信任和內部政治外，檢察官的工作也充滿挑戰。
警察和調查局不好指揮、科技進步導致辦案難度更高、案件過多壓力，就連檢察官介於司法和行政、偵查和預審的定位，檢察一體和檢察獨立、保障人權和偵查效能的衝突，檢察工作可說是各種複雜的總和，很多問題，連檢察官自己都沒有答案。
林達認為，法官是被動聽審，律師是全力捍衛當事者，正因為台灣檢察官的定位有太多面向，才會爭議很大。但每個案件都是一個人的故事，有人委屈、有人真的很壞、有的亂告，檢察官可說是看盡千奇百怪，人生百態。
他也害怕冤案。曾將一個販毒共犯入罪，兩三年後聽到監獄耳語那是冤案，他又把當時卷宗調出來，細細重想過一次，確定自己的判斷。他坦承，是非很分明的案子大概一半。
「每天我們的工作都活在選擇的掙扎中，有些案子還有疑點，要不要查？徒勞的機會太大，但縱放怎麼辦？案件量大，你要查到多仔細，關係時間和資源分配，」陳宗元體會很深。
對他來說，心證的困難，在於無法標準化，追查事實已不容易，常常起訴不起訴也會糾結，「因為我真心愛這份工作，掙扎雖然難過，但有掙扎好像比較對得起人家。」（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