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高銘和在新竹美術館舉行「百峰人生」攝影展覽，這是他的第17次個展，百岳的巍峨崢嶸，風貌累次震撼國人，大家見證的其實是他求生、愛生的勇氣；他確實是20年前聖母峰山難中罕見的幸運者，不但從鬼門關回來，且能夠不畏艱辛，再接再厲的親近荒野，以稀世的影像記錄，殷殷提醒世人高山的獨特與尊嚴。反觀以《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宋碧雲譯，2014。原著出版於1997）揚名立萬的美國作家及登山者強克拉庫爾（Jon Krakauer），著有目擊山難事件、不可取代的傳世傑作，卻不大愛談聖母峰了，並曾多次表示，試圖攀登聖母峰是他畢生最大的錯誤，隊友的死傷，帶給他永恆的傷痛。
至於羅布霍爾（Rob Hall，1961～1996）與史考特費雪（Scott Fischer，1955～1996），當年兩大登山名家，在全球矚目之下，各組成登山隊伍，團費一人65,000美元至70,000美元，聲稱經由完善的準備與訓練，任何人皆可登上聖母峰，結果兩人都死在1996年山難。他們的登山技巧與知識，或許在眾人之上，當然亦不乏勇氣，甚至還霸氣十足，但就是運氣不佳。誠如那些協助攻頂的雪巴人常說的：「人不能決定是否登頂，這是聖母峰決定的。」
攀登聖母峰的南坳與東南稜路線。1996年山難主要發生在這條路線上。圖片來源：鳳凰資訊。
任何人都可以登聖母峰？
1996年聖母峰攻頂，世人議論紛紜，本出自霍爾與費雪的設計。兩人曾多次登頂聖母峰，年輕、壯碩、自信，深深以為商業性的登頂具有正當性，會給他們帶來無盡的名利，費雪隊伍裡不乏紐約的公關高手如珊蒂希爾（Sandy Hill），讓雪巴人挑夫揹著沉重的通訊器材，以便隨時「與棚內聯絡」，報導最新的登山現場實況，霍爾則只收取《戶外》雜誌一萬美元，目的也是讓他們指派強克拉庫爾隨隊採訪，為日後拓展業務多作宣傳。他們未登頂先轟動，大家事先的期待太高，一旦山難發生，戲劇的張力也特別大。
強克拉庫爾固然在《聖母峰之死》中譴責尼泊爾政府貪圖暴利，每隊7人以下收取70,000美元登山費，多一人多10,000美元，那年登山人數超多，聖母峰側翼竟有30支登山隊，其中至少10支是營利的商業隊伍，總數超過300人，都打算在天候特別好的5月中旬、下旬攻頂，因為登山客生手太多，導致熱門的東南路線大塞車，妨礙了上下山的行進速度，對全體登山者的安全有莫大影響。可是，克拉庫爾自己不也是「聖母峰大拜拜」的成員之一，能怪誰呢？
書中詳述南非隊的種種瘋狂行徑，以及對台灣隊的登山實力嗤之以鼻，都多少有些種族歧視的味道，事實上強克拉庫爾的那些隊友們，怪象也不少，例如最後根本沒有攻頂的貝克威瑟斯（Beck Weathers），眼睛在幾年前動過幅射線角膜切開術，自己是個醫生，卻「忘記」告訴領隊這件事，以致於人到了南坳上方，就因氣壓太低而看不見，卻還拗著不肯立刻跟雪巴人下山，希望視力能因陽光漸大而改善，直到完全無望，只好坐在路旁等隊友帶他下山。威瑟斯才真正拖緩了隊友的行進速度，終於走不下去，昏倒於途，被再趕上來援救的費雪隊醫師判定無法救援，不料奇蹟似的自己站了起來，走回不遠處的營區。
《聖母峰之死》也沒有指責韓森（Doug Hansen），一位來自美國華盛頓州、47歲的郵差，前一年參加霍爾隊伍，只差峰頂100公尺便因到了必須下山的下午2點，被霍爾斥阻回頭；這次韓森捲土重來，收了很多人的捐款，加上死命工作存下來的錢，想一圓聖母峰登頂大夢，卻仍敗在身體狀況，他遲在3點半以後才勉強登頂。霍爾為了等著陪他下山，自己被困在南峰，韓森先他而逝，他則在第二天下午失去和基地營的聯絡，後來遺體經其妻指示，就雪埋在聖母峰。
《聖母峰之死》更沒有指責來自日本，在聯邦快遞工作的難波康子，她雖數度登過高山，卻幾乎無法順利與隊友以英文溝通，比較信實的電影《挑戰巔峰》（Into Thin Air：Death on Everest，Robert Markowitz導演，1997，得利影視）有一幕，康子在固定繩索尚未綁好之前，便已誤聽指示開始攀登，發生意外，差點讓費雪隊嚮導貝德曼（Neal Beidleman）墜落崖壁。
《聖母峰之死》當然也沒有指責始作俑者霍爾與史考特，前者既然對團隊成員耳提面命，「下午2點，不在峰頂吐口水可達範圍內的人，都必須掉頭下山了。你絕對不會希望自己在山上過夜，那是呼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就好像在月球上一樣。」那麼他為何要等韓森登頂，等到下午3點45分？至於史考特的隊伍，全部登頂後，等了他們的領隊史考特將近一個小時，只為了拍張合照，最後有人警覺不行，大家才悻悻的走下山，但就是那要命的一小時，使他們深陷驟起的風暴，瞎摸硬闖的找不到營區，幸好嚮導貝德曼先趕回營區報訊，等到該隊嚮導波克里夫（Anatoli Boukreev，1958～1997）匆匆趕到，才分兩次將三名隊員帶回營區。
史考特登頂前幾天，為了一些隊友高山症的救援就醫，上上下下奔走於幾個營區，把自己體力耗盡，不但當天很遲才出發並攻頂，回頭下山時已完全走不動了，死在距離高銘和被困住不遠的地方。史考特隊隊員酷寒與缺氧，沿途驚惶萬狀，《聖母峰風暴》（Storm Over Everest，David Breashears導演）記錄片中，生還者倒述經過，夏洛蒂佛克斯（Charlotte Fox）曾一路說：「我要死，讓我死，讓我死了算了。」希爾斯則狂呼：「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若沒有貝德曼經驗老到，鍥而不捨的找路回營報訊，一行人恐難在冰風暴中脫困。
無論怎麼攀爬都不安全？
究竟如何攀登聖母峰才「安全」？或是無論怎麼做，攀登聖母峰時只能聽天由命？
基地營（5,365公尺）的氧氣量約等於海平面的一半，峰頂（8,848公尺）則只剩三分之一，海拔一升高，人體往往需要好幾個禮拜才適應，因此登山者3月便已抵達基地營。調適不成的人會罹患高山症，頭痛、頭暈、煩燥不安、胸悶心慌、全身軟弱無力、噁心、嘔吐、口唇乾燥、心跳加快等，嚴重者會肺水腫、呼吸困難，是可能致命的。據《聖母峰之死》說，霍爾好像覺得這根本不是問題，他曾遠征聖母峰7次，已擬就一套相當有效的高度適應計畫，只要從基地營往山上走，來去3次，每次多攀高600公尺，人的身體就能充份適應，足以安全走到8,848公尺的頂峰。
強克拉庫爾的說法是：「霍爾的海拔適應速成行程非常有效：登山者在標高5,200公尺以上度過短短4個星期，包括一次連夜短途健行，然後走到7,300公尺高度，就可以攻頂了。不過這個策略的先決條件是，人人在7,300公尺以上都有源源不絕的筒裝氧氣。情況一旦有變，就滿盤皆輸。」事實上，5月10日攻頂當天，不僅攀高過程中便有多人缺乏氧氣筒，下山過程亦若是，克拉庫爾回到7,925公尺高的四號營時，中途已經歷了高山症的嚴重幻覺，只剩下一口氣鑽進營帳。
事實上，攀登聖母峰絕對是群策群力的活動，從攀爬開始，已有雪巴人受僱在破碎的冰山、冰河表面，綁上4,000公尺長的固定索，以便登山客可以扣住索繩，安全上下；沿路有60個左右的冰河縫隙，有窄有寬，都需鋪上鋁梯固定，讓登山客逐一渡過。更不要說登山的路線了，從1830年代起，尤其是英國人，便藉於當時印度是他們的殖民地，已無數次探勘，加以二次戰後飛機可拍到清晰的空照圖，綜合地理與氣候資訊的仔細研判，才歸納出幾條攀登聖母峰的「可能」路線，但沿路仍隨時可能發生意外，例如身處三號營的台灣隊員陳玉男，只是圖一時之便，沒穿冰爪走出營帳尿尿，便滑入不遠的冰隙，雖跌入不深，被救起後看似沒事，開始有病況後，也有兩名雪巴嚮導陪同他下到二號營就醫，當天卻死在前往二號營的途中。
曾參加6次聖母峰遠征（4次是國家地理、2次是NASA），1996年也在登山現場的醫生卡姆勒（Ken Kamler），日後在做山難演講時，常講一個笑話，說是攀到聖母峰頂，也仍然要小心，若掉到尼泊爾這邊，山的斜斷面長達2,700公尺，若掉到西藏那邊，斜斷面長約4,000公尺，所以掉在西藏那邊會晚點觸底。根據所有記錄，聖母峰上有高速氣流，風速可達每小時200至300公里，登頂者只能在上面待個幾分鐘，拍拍照就下山了，因為此時才走到一半的路，下山更危險。
1992年，與霍爾同是紐西蘭籍的希拉瑞爵士（Edmund Hillary，1919～2008，首位登上聖母峰的人）批評，霍爾等人把一堆登山生手拉上聖母峰，是對山的大不敬。然而許多頂尖的登山家，為證明自己的卓越，還另有癡想，例如義大利登山家梅斯納（Reinhold Messner）與夥伴，1978年首次不帶氧氣筒登上聖母峰，從此登山界便常有人極度推崇不帶氧氣筒登上聖母峰才是「王道」，不怕死的登山者莫不躍躍欲試，其中頗為有名的俄籍登山者波克里夫，在全球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中，曾不帶氧氣筒登上10座，其中登頂聖母峰2次，1996年，費雪隊以25,000美元聘他為頭號嚮導。費雪本期待他押隊，協助隊友下山，可是由於他不帶氧氣筒攀登，體力消耗得特別快，又不能停駐等隊友登頂，必須不斷走動，才不致快速失溫，所以登頂後便匆匆回到四號營。
雖然波克里夫後來兩次上山，自身亦瀕臨衰竭邊緣，但悲劇業已造成。《聖母峰之死》多處質疑他的職業倫理，波克里夫與人合作寫了本書《攀峰：聖母峰的神秘野心》（The Climb: Tragic Ambitions on Everest，1997）做反駁，這下子連梅斯納都看不過去了，公開表示，身為嚮導的波克里夫不帶氧氣筒攀爬聖母峰是錯誤的，缺氧容易體力流失，神智也較不易清晰，如何協助遇險的登山客安全抵返營區？
桀傲不馴的波克里夫，1997年12月在攀爬尼泊爾安娜普納山群的某一座山南坡時，因雪崩遇難，時年39。據2002年他的傳記說，他的女友回憶，早在山難9個月前，他便曾作夢自己將喪命，連如何喪命的細節在夢中都出現了。
1953年3月攻頂前的希拉瑞與丹增諾蓋。圖片來源：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艾瑞席普頓是希拉瑞的啟蒙師。圖片來源：英國皇家地理學會。
弔詭的登山倫理
關於如何攻頂才不失對於聖母峰的尊重，則爭議更多了。
英國人曾八度組成遠征隊攻頂聖母峰，都無功而返，但是1951年的英國及紐西蘭遠征聯隊，在艾瑞席普頓（Eric Shipton）的領導下，攀登上昆布冰瀑，證明從尼泊爾攻頂聖母峰確實可行。當時西藏這邊已落入中國之手，不對外國人開放登山，尼泊爾政府又是一年只批准一個國家攀登，英國人正想趁勝追擊，尼泊爾卻將1952年批准給瑞士遠征隊，幸好瑞士隊的蘭伯特（Ramond Lambert）與雪巴嚮導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在1952年只爬到8,595公尺（一說是8,611），和聖母峰只差250公尺，就上不去了，那年11月，兩人再試一次，到聖母峰下的南坳，被高速氣流吹得無法直立，只好轉返。英國鬆了一口氣，卻發現尼泊爾1954年的許可是給了法國遠征隊，也是攀峰強手，於是遠征的主辦單位皇家地理學會立刻大肆張羅錢與人，準備放手一搏。
1953年的英國遠征隊異常浩大，總共有2支分隊，第一隊僱有150個尼泊爾挑伕，在3月10日從加德滿都出發，第二隊有212個挑伕，在3月11日出發，運送物資總重高達10,000磅，隨隊雪巴嚮導多達20個。由於志在必得，皇家地理學會決定拉下當時聲望最高的領隊人選席普頓，他們嫌他的登山風格略嫌保守，因為他宅心仁厚，過去向來不願讓隊友或雪巴人冒任何險，光是為登頂而攀爬。
1953年席普頓沒能當上領隊，對英國乃至歐洲登山界而言，都是大事一樁，因為席普頓多年來出入聖母峰，他的探勘成果，為後來所有的尼泊爾的登山者，打下重要基礎，可以說，當時他是對聖母峰登山路線最了解的人。領隊確定不是他之後，有好幾名登山好手退出遠征隊，包括希拉瑞在內，經過席普頓的勸說，希拉瑞才改變主意。後來希拉瑞成為第一個登上聖母峰的人，英國舉國歡騰，對於拉抬英國在二戰後衰頹的國民士氣，顯然頗有貢獻。
希拉瑞是個有原則的人，登頂後，有幾年尼泊爾人一直在吵，說是雪巴人丹增諾蓋，才真正是第一個登上聖母峰的人，那麼，到底誰才是「第一個」？希拉瑞的回答很簡單：「我們兩人同時到頂尖的。」丹增諾蓋的傳記裡也記載，登頂當天，希拉瑞幫諾蓋拍了一張照片，輪到諾蓋要幫希拉瑞拍的時候，希拉瑞卻搖搖手說「不必了」。這樣一個希拉瑞，登頂後運用個人的影響力，在尼泊爾設立了20幾個小學與醫院，充份回饋給尼泊爾民眾，也透過喜瑪拉雅基金會，四處募錢改善雪巴人的生活。
原應「第一個登上聖母峰之頂」的席普頓，日後並未再涉足尼泊爾的群山，他常強調，爬山就是爬山嘛，為何要那麼大張旗鼓呢？爬山就是三兩人帶著嚮導或不帶嚮導，除了為一探山峰之妙，為人類添加幾筆山的知識，為何要冒那麼大險呢？他直到60多歲都還四處旅行、演講，把他知道的關於高山的一切，介紹給世人，並留下幾本登山界至今仍樂於閱讀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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