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獨立時代

對寫作一向有興趣，戲劇也從來沒停過，黃春明即使在病後仍堅持工作，凡事自己來，「我最後一定會死得其所，死在舞台、死在講台、死在稿紙旁邊。」

面對高齡的未來，台灣顯然要從觀念和文化開始改變。台大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陳雅美，每年面對20幾歲的研究生，都會問他們，「想像你活到100歲，失能了，誰來照顧你？」

每年都有7成的學生回答「家人」，「當你們步入老年，2060年左右，台灣的老年人口已近40％，身邊還能有家人照顧嗎？」她反問。

繪圖製表／劉姿嘉

30歲的人現在就要開始準備老年，40歲的人更需要加緊腳步，因為擺在眼前的事實是，將下一代從職場上拉回來，對社會經濟會造成重大影響，未來很難再由家人照顧，和子女同住可能是奢侈。

「我們的文化希望子女陪在身邊，老年要兒孫滿堂、含飴弄孫，人生才圓滿，子女也自覺要盡孝心，」陳雅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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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不久的將來，「好命」的定義勢必會隨著時代改變，不是依賴家人，而是依靠社會支援系統。「政府要快點把體系架起來，幫助老人家獨立，」陳雅美說。

黃春明的兒子黃國珍，一雙眼睛經常跟著父親打轉，「爸爸一直是條漢子，到現在仍不斷創作，創作的世界比現實世界大太多，」他說，「我所能做的，只是陪伴。」

如何陪伴父母老去，這不只是黃春明與黃國珍的個別家庭情境，而是整個社會的寫照。

許多人在小學課本讀過黃春明的作品《魚》，讀他在1969年創作的短篇小說《兒子的大玩偶》，那時台灣農村經濟才開始發展，人口結構年輕化。

隨著黃春明的生命歷程推移，台灣的社會也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據內政部的最新統計，台灣在1993年時，65歲老年人口首度超過7％，成為高齡化社會，今年2月已經升高到13.3％，預計明年衝破14％，成為高齡社會。（見下表）

繪圖製表／劉姿嘉

今年，台灣更成為老年人超越小孩的社會。少子化和高齡化的雙面夾擊，讓台灣的老化指數在今年2月破百，達到100.2，意謂老年人口數第一次超越14歲以下的幼年人口。（見上表）

相較2011年時不過72，顯示台灣的老化速度愈來愈快。預計到2026年，老年人將佔總人口的20％，和日本同樣並列超高齡社會，距今剩下不到10年的時間，屆時每5個人就有1個是老年人，到處都需要「博愛座」。

不久的將來，台灣更將拿下世界第一。根據聯合國人口發展司資料，以年齡中位數觀察，2015年年齡最老的3個國家為日本46.5歲、德國46.2歲，義大利為46.1歲，台灣去年達到40.6歲，似乎還有段距離。

但以台灣目前的老化趨勢，到2050年時年齡中位數達56.2歲，從彎道快速超車躍登全球最老的國家，韓國以53.9歲居次，日本則落到第三位為53.3歲。

到時的台灣社會，會面臨什麼樣的景況？「我們已經走入不歸路，這是事實。但老人要怎麼辦？」瑟縮在椅子的黃春明，沉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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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曾在2005年發表一篇短篇小說，內容描述他去日本東京大塚地區拍攝紀錄片時，無意間走入一家咖啡廳。一推開門，放眼望去，在座者中有8成都是老人，或沉思、或呆坐，還有人對著虛空比手劃腳。身型臃腫的老闆也是個老人，只是沒有那麼老。

黃春明將小小咖啡店所展現的老年百態，稱為「沒有時刻的月台」。「我們現在都在月台上坐著或走動，班車來了就上去，」他巧妙地用月台來形容老年與人生，「總是會在這月台上車的。」

當台灣的老年月台愈來愈擁擠，人數已經超過315萬人，社會也面臨巨變。

晚婚、晚生，又有一雙老父母

過去所仰賴的老人照顧體系，也就是家庭結構在解體重組中。黃春明和太太林美音，兩人住在台北市福林橋畔的公寓，兒子黃國珍、媳婦就住在隔壁棟，一雙年幼的孫子女每週有兩天放學後由阿嬤照顧，黃國珍則隨時到父母家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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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台灣農村社會動輒三代、甚或五代同堂的結構，如今幾乎全面崩解。家戶人數在1996年還有3.57人，到2015年僅剩下2.77人，一個家庭2到3人成為主流，而老夫妻相互照顧的老老家庭，在過去10年增加幅度高達62％。（見下表）

繪圖製表／劉姿嘉

晚婚、晚生，又有高齡的父母，黃國珍的處境映照出台灣中壯年人最真實的一面。

身為品學堂、同時也是《閱讀理解》雜誌創辦人，黃國珍遲至42歲才生子，一雙子女仍在就讀小學階段，他不僅要負起養家責任，還要隨時關注父母的狀況。

等到他年屆65歲晉升老人行列時，兒子不過才剛大學畢業，準備進入社會。「我現在不僅要照顧爸爸老後，也要準備自己的老年，」從醫療到長照，黃國珍現在就在收集資料，了解台北的資源。

台灣到最近才開始覺察認知「老」這件事，「如果我們對老沒有準備，那可能就成為社會問題，社會對老沒準備，就會成為更大範圍的問題，」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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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圖製表／劉姿嘉

老人照顧已經是人人的必修課題，但社會的準備似乎仍不足。政府在過去建構長照長達10年，但多數人仍不了解或誤解長照的用途，甚至是不知道。

《天下》記者在採訪過程，約訪一位前政府官員談面對老化，對方客氣回覆，「長照的對象是貧困無依的老人，而我幸而有家庭子女，衣食無慮，故亦無代表性。」字裡行間透露出，他和絕大多數的國人有著類似的想法，不知如何用長照補個人及家庭的不足。

去年端午節，黃春明跌倒了。「我在客廳，聽到好大一聲，砰！趕快跑過去，看到他直挺挺躺在走道上，」林美音邊說邊將雙手往兩側夾緊，描述她看到的景象，「他嘴巴還一直唉啊，唉得好大聲。」

78歲的林美音趕緊將丈夫扶到床上去。這一跤摔得不輕，雖然到醫院住了一天，確定沒有留下後遺症，黃春明卻不得不服老。

「老人要量力而為。譬如說我要站起來往外走，不能像年輕人這樣，」黃春明作勢從椅子上彈起，隨即往門口踏步走，連續動作看來流暢，但是「這樣頭會暈，容易跌倒，」他說。

他又走回頭，示範老人「分解」動作，手撐在桌面緩緩起身，挺胸暫停幾秒，待身體穩在地上，再抬腳起步慢行。

雖然父母尚能相互照顧，現年50歲的黃國珍仍無法放心。「爸爸摔倒後，媽媽若不像現在這樣身體健康，我會開始有『動作』，」皮膚是健康的小麥棕色，常常在興起時和父親鬥嘴的黃國珍說，「但我花點時間跟他聊天。我說要你遵守醫師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否則找十個看護還是會發生問題。」

黃春明有老妻、身體也堪用，黃國珍評估後，終究沒引進外來資源進入家中。

同樣的，國內多數家有生病或失能的長輩，最終仍由家庭扛起責任。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在2007年進行調查，有家人失能的家庭約3成聘雇外籍看護工、自行照顧為55％，而使用政府提供的長期照顧資源不過才15％，包括居家看護、日間照顧等。

繪圖製表／劉姿嘉

勞動力大撤退　每年13萬人為家庭犧牲

因為照顧資源無法滿足需求，讓勞動力不斷從社會撤離。家庭要獨力照顧，往往有人需要犧牲，家總秘書長陳景寧對家庭照顧者發出問卷，推算國內每年有13.3萬名工作者，因為要照顧家人而離開職場，「相較日本的每年10萬人，台灣的狀況看似相差不多，但不要忘記，日本的人口是台灣的5倍。」

照顧者回到家後平均的照顧年數高達9.9年，等到責任結束時，多已沒有能力再回到職場，也沒有退休金作為保障，最終走入貧窮。

甫上路的長照2.0，能否填補家庭解構的空白尚是未知數。前衛福部次長、陽明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教授李玉春認為，關鍵是政府的補助額度要增加，讓人人都用得起。

其次為醫療和長照體系的結合，將醫院的出院準備和後續照顧評估充分結合；以及支付模式的改變，從現今的政策採購招標改為特約管理，以減少不必要的行政流程。

但制度外，還要多數人懂得運用資源。「照顧者要能善用資源，更要打開家門，讓資源進入，」陳景寧提醒，人生關係進入老年後可能重組，從過去偏重家庭，逐漸轉往朋友、鄰居、甚至專業人員進入，成為支持老後人生的一部份。

活下來的時間，你想怎麼活？

一個新的獨立時代已經來臨，不僅是身體、還有精神上的獨立。黃春明在接受化療後，用他擅長的撕畫作了一幅畫——一個老人滿臉疲憊地坐在石頭上，他的後面用阿拉伯數字寫著大大的3、6、7、12。

老人問「時間」，他還有多久？「時間」回答說，多久並不重要，而是活下來能做什麼？

黃春明想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他不喜歡用電腦，到現在還保持用手寫作的習慣，邊伸出布滿皺紋的右手5根手指，「再不寫，手都要僵掉。」

他寫的童話繪本至少還可以出5本，還有一些劇本要改寫成兒童文學。

「我不想成為家庭包袱，所以能做就自己做，」為了怕「腦筋壞掉」，他隨時提醒自己將遺忘的撿回來，遺忘的字快查字典、遺忘的名字快問出來。

前一陣子去參加余光中的詩歌朗誦，當《隨風而逝》的樂聲響起，他跟著哼了起來，「這是巴布狄倫的歌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啊，」他跟坐在一旁的中山大學校長鄭英耀說。

如何讓逐漸老化的身體依然活得快樂有尊嚴？這個世代的人不能期盼依靠子女，更顯得長照2.0的急迫性。

〈禮運大同篇〉的「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正是新獨立時代所需的互助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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