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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演員柏金（Jane Birkin）在巴黎往倫敦的班機上，不小心把爆滿包包裡的東西全灑了出來，其中之一就是她的愛馬仕（Hermès）日記；時任愛馬仕執行長的杜馬斯（Jean-Louis Dumas）殷勤地撿了那本日記。
兩人聊了聊包包爆滿的問題，特別是柏金那實在不合適的周末包。杜馬斯不但有禮，也擁有極佳的商業嗅覺。他依照柏金的需求設計了一款包包，這款包包後來也成為世上最昂貴的手提包，起價為7,000美元；6月時，香港佳士得賣出了一款喜馬拉雅鱷魚皮鑲鑽白金扣柏金包，價格為30萬168美元，相當新台幣破千萬。
為什麼柏金包這麼貴？
柏金包如此昂貴的原因之一、也是愛馬仕最愛強調的因素，就是精緻無比的匠工。每只柏金包都是由一位工匠親手製作，最少得花費18小時方能完成。
愛馬仕表示，柏金包的價格是以其成本為基礎；不過，工時和高檔材料或許只佔總價的一小部分，法國巴黎銀行證券部門Exane的分析師索卡（Luca Solca）估算，基本款柏金包的生產成本約為800美元。
此時，經濟學家常會引用美國經濟及社會學家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的說法。
1899年，范伯倫在《有閒階級論》提出了「炫耀性消費」這個概念；所謂的范伯倫商品也就是「炫耀財」扭轉了一般的經濟邏輯，對大多數產品來說，價格上升會壓低需求，但對炫耀性商品而言，價格愈高，需求就愈高，也愈能彰顯 擁有者的地位。
就柏金包的製作成本和訂價差距而言，柏金包應該屬於此類商品。
不是典型的炫耀財
但從不少角度來看，柏金包並不像典型的炫耀財。
其一，它們的炫耀效果並不是那麼好；幾乎所有人都能認出滿是雙G圖案的古馳（Gucci）酒神包，但只有內行人才能一眼認出柏金包。因此，范伯倫的理論得有所調整，才能解釋昂貴又不具炫燿性的商品。
〈以奢侈品展示地位：品牌顯著程度的角色〉的作者群，將富有者分為兩種；想與其他富有者連結、突顯自己與窮人不同之處的「新貴」，以及只想相互展示地位、不想向一般大眾釋出此訊息的「貴族」。
他們的理論是，瞄準貴族的高檔奢侈品，品牌的顯著程度會比較低。他們也發現，古馳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那些比較低調的手提包，價格會比較高，賓士也會在低價車款放上比較大的標誌。
無力負擔、但想看起來有能力負擔奢侈品的人，會追求大商標；偽品製造商通常也會仿製比較高調的商品。
其二，炫耀財的製造商，應該要持續提高價格、直到一般經濟法則即將再次適用為止。但以活躍的二手市場來看，柏金包的訂價可以再提高許多；愛馬仕並未以價制量，而是以排隊制量。你沒辦法直接走進愛馬仕買柏金包，而是得下訂，然後等待。
以排隊制量
曾在巴黎工作的勒布蘭（Hélène Le Blanc），幾年前曾在聖奧諾雷郊區街的愛馬仕旗艦店吃了閉門羹，等到她終於說服店員自己真的想買也願意等待，店員才拿出滿是皮革樣品和各種配件選擇的文件夾，准許她下訂；約某兩個月後，她收到了一封掛號信，告訴她包包已經完成。
正因為如此，柏金包才會有自身的次文化，昂貴但不難取得的香奈兒（Chanel）2.55則沒有。《慾望城市》的其中一集裡，莎曼珊宣稱自己是幫演員露西．劉買包包，所以不必等上5年。馬丁（Wednesday Martin）也在《公園大道靈長類動物》一書中，紀錄了柏金包在富有紐約客之間觸發的競爭性消費行為。
那麼，為何愛馬仕要讓柏金包如此難以取得，而不是增加銷量好賺取更多收入？
愛馬仕表示，原因在於高品質皮革和合格製作者都十分有限。愛馬仕的皮件部門一年會雇用200名工匠，並花兩年的時間訓練他們，包包的製作量自然有限。
但索卡的觀察是，以排隊制量有非常好的商業理由。
其一，那讓愛馬仕有了緩衝；就算需求下滑，銷售量也不會下滑。其二，那為柏金包創造了剩餘需求，這樣的需求也會溢往愛馬仕的其他產品。愛馬仕的業務大多與銷售補償品有關，例如皮夾、皮帶、海灘巾等等。巴黎高等經濟研究學院的卡普費羅（J.N. Kapferer）表示，等待會促使缺乏耐心的買家購買愛馬仕其他產品，好在最渴望的目標達成之前，先行緩解心中的渴求。
其三，滿足所有的市場需求，可以提高短期獲利，但長期而言，那也會讓法國女性不再喜愛柏金包，讓柏金包的主要買家變為新興世界的新富階級。如果優雅的巴黎女性失去了興趣，其他女性最終也會如此。
然而，這是種非常微妙的平衡，產量得少到足以保持消費者的渴望，又要多到足以確保品牌知名度。
千萬別想像愛馬仕的產能極低，專為少數鑑賞家服務；索卡推測，愛馬仕一年製作約7萬個柏金包，市面上則有約100萬個柏金包在流通。
如果獨尊之感完全出於稀有性，柏金包就得讓路給部分競爭對手。
成立於1829年（比愛馬仕早了8年）的比利時品牌Delvaux，一年總計製作6萬件產品，亦自稱品質可與愛馬仕比擬，然而，Delvaux的Tempête包，價格比凱莉包（知名度不比柏金包，但同樣難以取得）低了15-20%；正如Delvaux藝術總監錫勒（Christina Zeller）所言，部分原因在於，與愛馬仕相比，Delvaux有如小矮人。
柏金包和凱莉包得多到許多人都知道，又不能多到傷害自身價值。因此，獨尊之感取決於比例：想要某樣商品的人，除以能用來滿足需求的商品數量。
愛馬仕能否繼續將此比例維持在高檔？
柏金包的力量之一就是，它創生於機緣巧合，而非行銷。
回想一下杜馬斯和柏金那場命運相會，他是在協助她、為她妝點，他是在解決問題，而非簽署代言合約；一如錫勒所言，柏金和柏金包背後有個「完整的故事」。提供愛瑪仕鱷魚皮的農場被控虐待動物之後，柏金威脅禁止鱷魚皮版本的柏金包使用她的名字；由此觀之，與一般的產品代言相反，是愛馬仕對它的繆思負有義務。
機緣巧合的問題即為無法製造。
研究公司Bernstein的奧特里（Mario Ortelli）指出，愛馬仕已有長達32年無法推出新的代表性包包。愛馬仕可以好好保持現有兩款知名包包的殘餘光環，但此事也有可能愈來愈難。精通時尚的買家，對卡黛珊（Kim Kardashian）、埃克萊斯頓（Tamara Ecclestone）等擁有大量柏金包的名人並沒有太大認同感。勒布蘭表示，看見名人提著某個包包跨出休旅車，包包的神秘感也就少了一層；她擔心，柏金包可能已經「過度曝光」。
所有的精品品牌都擔心過度曝光的風險，但就連在這個問題上，柏金包也與其他產品不同；柏金包過度曝光的風險，並非出自狂潮似的行銷，而是源於粉絲那烈火一般的熱情。（黃維德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