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向政策　該怎麼個新法？

事實上，如果將二○○二年台灣加入WTO視為迎向全球化競爭的起點，距今已超過十年。檢視台灣這十幾年來的「成果」：一、國內民間投資，扣除折舊之後的淨投資（固定資本形成淨額）自二○○四年以來持續下滑；二、外人投資金額自二○○七年達到高點後，即日趨減少；三、台灣經濟成長重要的出口部門也出現問題，台灣在中、日、美、歐等主要市場的進口市場佔有率不斷下滑，出口品附加價值也同步呈現向下趨勢；四、出口對經濟成長或國內所得的貢獻降低，也壓抑了受雇者的薪資成長空間，不同技術程度的人力皆面臨薪資下滑、價值被低估的困境。

重要經濟及分配指標「下行」的信號，不僅突顯台灣經濟向已開發國家轉型不易的困境，也昭示了過去以大量減稅、融資補貼、土地優惠、外勞引進等降低生產成本為主的產業政策或經濟發展策略，已面臨成長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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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二○二三年之後，泰國、越南、印尼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工作人口將陸續邁入零成長至負成長。換言之，在東南亞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勞動力輸出將逆轉。而台灣目前倚賴產業、家事外勞支持低成本的產業發展及照護需求，未來也將無以為繼。因此，台灣勢必要揚棄低成本掛帥的思惟，以創新驅動經濟成長。

在台灣經濟轉型的大戰略下，對於新南向政策的定位及策略也不能再如同過去，只追求更低成本的代工產業。事實上，東南亞及印度等國近年來經濟快速成長，甚至在後金融海嘯時代，當中國、日本等主要亞洲經濟體陷入困難時，它們的經濟成長表現相對亮眼。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和印度官方預估，印度未來兩年經濟成長仍可維持在七％至七．七五％，是世界成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而東南亞五國泰、越、馬、印、菲，經濟成長率將從二○一四年的 四．六七％提升至二○一九年的五．五七％ ；相對同一時期，中國則可能從七．三八％減速至六．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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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強勁也帶動中產階級人數成長；東南亞二○一四年中產階級人數已比五年前增加一倍。未來，東南亞和印度將是持續成長的龐大市場，如何藉由新南向來增加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將是新政府可以思考的地方。

而要深入了解南向市場，過去由台商單打獨鬥的時代已不合時宜，未來要靠的是集體作戰。但這就必須解決過去政府協助的政策力道和機制，不論廣度或深度都不如中日韓等國的問題。

不論是日本的貿易振興機構（JETRO）與「酷日本海外戰略室」，以及韓國的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KOTRA）、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CCA），都有針對東南亞市場進行終端消費需求調查分析、上位市場發展策略擬訂、細部市場拓銷協助機制等完整規劃及執行做法。反觀台灣仍有努力空間，新南向政策首要應解決這部份的問題。

善用移民臍連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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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了解及掌握市場需求，就必須貼近在地、誠心深入交往，而非只是將對方視為經商對象。因此，要摒棄過去原本不該產生的「低階外勞」歧視心態。

政府可藉具體政策做法來引導，例如目前台北車站及周邊地區已成為在台回教徒每年慶祝開齋節的聚會場域，未來可利用台北車站特定專用區C1、D1聯合開發案，將台北車站周邊打造成穆斯林特色場域。其他縣市也可視其空間，發展南向文化特色空間。

另一方面，台灣擁有逐漸成年的新移民二代，藉由母系人際網絡，可與東南亞在地形成具信任關係的社會資本，政府可善用他們兼具新移民與華人等多元文化特色，配合前述政府對海外市場需求的調查結果，鼓勵產業投入面向南向市場之新型態服務與新創產品的開發與試驗，以需求面驅動產業創新，同時積極培養南向所需的多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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