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可風　大師歸來　只為香港而拍

「我沒拍過一百部電影的話，不可能得到這個電影，」杜可風如此說，另一方面也將他的創作突破，歸功於與他合作的年輕團隊。

近十年來，可能有不少華語觀眾誤以為杜可風淡出電影圈了，因為二○○四年拍完《二○四六》後，他揮別了「王家衛御用攝影師」的頭銜，拍的華語電影也少了。

但其實，這些年在國際影壇，杜可風的拍片量比以往更大，諸多名導也紛紛慕名邀他掌鏡，共同創作出風格各異的迷人作品，包括葛斯．范．桑的《一九九九驚魂記》和獲得坎城影展六十週年紀念特別獎的《迷幻公園》、吉姆．賈木許的《極限控制》、巴瑞．李文森的《飛揚的年代》、奈．沙馬蘭的《水中的女人》等。

從好萊塢主流到獨立製片，他悠遊其間，甚至還慷慨地為許多初出茅廬的年輕導演，拍攝短片或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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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談間，杜可風幾乎不提及那些名導們的名字沾光，卻數度主動談起從那些少人知曉的國外新銳導演身上學到的，「我和很多二十幾歲、第一次做導演的年輕人合作，拍片的時候，我必須跟著他們走，這樣我們才會有共同的語言，這過程給我很多東西，」他喜歡這樣的與時俱進，為自己的創作開展更多可能性。

「以前在王家衛的年代，他是個攝影師，但現在他是真正的大師，為什麼？」以第三部電影《踏血尋梅》入圍金馬獎九項大獎的香港新銳導演翁子光，也邀請杜可風為《踏血尋梅》擔任攝影指導。原為影評人的翁子光剖析，杜可風已進入了新的美學階段，「在王家衛的年代，他是在表現。現在是用一種收的方式，把所有的東西都埋在背後，非常低調地和你分享美，非常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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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導演身分，其實杜可風並無太大企圖心，通常是機會上門時，才順勢創作，因此繼一九九九年的《三條人》、二○○六年的《巴黎．我愛你》之後，上一部作品已是○八年拍的、以波蘭語發音的波蘭電影《華沙之夜》。

不過這一次，杜可風卻是以捨我其誰的心情擔當導演。

原本，杜可風只是受香港電影節之邀，拍攝短片《香港二○一四：仝人教育》，呈現香港兒童的真實生活與心底話，然而雨傘運動的發生，激使杜可風將短片擴展為長片，更全面性地記錄香港的三代人。

於是，雨傘運動期間，杜可風經常在清晨四、五點，進入還在寂靜沉睡中的運動現場拍攝，曾遇到許多值勤警察想與他自拍合照，也有陸客對他說：「謝謝你幫我們開口。」

「我有一種責任感，不能不拍。因為香港給我很多東西，我必須還給它一些，」杜可風不保留地說，「我做不做導演不重要，我合作過那麼多好的、有想法的導演。做這件事，出發點是對一個地方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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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進入雨傘運動現場拍攝之前，杜可風已經做了心理準備。因為採用了雨傘運動的影像，意謂著放棄中國市場，或者帶來更多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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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被中國抵制的心理準備

「怕什麼，我們不開口誰會開口，我們必須有這種精神，我們必須要有艾未未的精神來面對這個社會，」杜可風快人快語地說。或許他在一三年為中國維權藝術家艾未未拍攝MV《傻伯夷》時，已思考並做了決定。

「政治壓力肯定在的，」《香港三部曲》的製片孫明莉則理性地說，「我沒有說我們不害怕，因為大家都不希望被列入黑名單，老杜非常喜歡做攝影師、在國內拍片，我也非常喜歡去上海、北京，但是害怕也沒用啊！害怕只會自我審查，創作的目的就完全不在了。」

「我是有皮膚病的中國人，」這是杜可風每每用來介紹自己的開場白，表明自己的白皮黃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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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蔑俗輕規的資深文青，知道自己得之於香港太多，在六十三歲時，他還想為這世上最摯愛的城市，在二○四六之前再多做一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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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杜可風

1952年生於澳洲雪梨，18歲時放棄大學學業，跑船當水手，住過泰國、以色列、印度，最後落腳香港。

曾在台灣參與蘭陵劇坊創團，並為雲門舞集和香港表演團體「進念二十面體」拍攝照片，也曾為電視節目「映象之旅」、「六十分鐘」擔任攝影及剪接。

而後受導演楊德昌之邀成為電影《海灘的一天》攝影指導，從此進入華語影壇，作品包括《阿飛正傳》、《暗戀桃花源》、《東邪西毒》、《重慶森林》、《紅玫瑰與白玫瑰》、《墮落天使》、《春光乍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