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樂町，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然後又交錯而過。」
這是陳芳明先生1987年發表於《當代》的文章「相逢有樂町」開頭一句，當時我離家當兵，讀來心中漣漪陣陣。如同他所述，我們的父親都是成長於日治殖民教育、少時遭逢戰爭，後又歷經時代轉換的一輩；我們也都是戰後教科書中的日本與父親口中的日本，互相矛盾的一代。
記憶中的童年，父親每隔一陣總會在假日拿出西門子地板蠟，把家裡地板拋得光滑雪亮，我們孩子們也樂得跟在後面，隨父親放的東洋唱片節奏，邊打滾邊擦亮地板。印象中フランク永井唱的濃濃東洋布魯斯「相逢有樂町」「東京Night Club」「西銀座駅前」總令他陶醉地跟著哼唱。
直到我上小學的某天，課堂上、電視上突然不斷罵起日本忘恩負義（原來是台日斷交），電視播了好多抗日電視劇和紀錄片後，我好奇問父親當年有無英勇殺敵過？父親說戰時他是松山機場的高射砲部隊，負責戍守台北領空。再問父親有無擊落過敵機？父親說其實很難打中，有次部隊好不容易撃落一架，掉到圓山附近，警報結束後大夥跑去看：「殘骸附近煙霧一片，空氣中充滿汽油燃燒的臭味…。」父親說得讓我如臨現場般興奮之際，卻又說：「有人跑去把駕駛員拖出來，那美國人一半都燒黑了！」
「蛤！美國人？」我說。
「是啊！打美國的飛機啊」父親說。
聽到是美國人，我心裡著實震撼。因為父親說的前半段，我都想成敵人就是日軍，從沒想過父親當的是日本兵。況且那時電視、電影裡的美國人都是好人，殺紅番、殺德軍、殺日本鬼子…。
沒多久的一個假日，父親又拿出西門子地板蠟，再度大聲放著フランク永井的「相逢有樂町」，年幼懵懂的我，似乎自認能辨別些什麼，擔心左鄰右舍聽到，便悄悄走近電唱機前，偷偷將音量關小。
這種感覺，我40多歲後在大江健三郎最平易近人的《為什麼孩子要上學》（時報）找到些許共鳴。這位致力反戰與反安倍新安保法案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一篇「新加坡的橡皮球」中，憶及幼時父親說過一句讓他覺得「非常可恥」，日後卻令他回味再三的話。
因父親工作關係住在森林附近的大江，小學二年級時日軍佔領南洋掌控了橡膠資源，學校便發放橡皮球購買券給學生，但數量有限，只能用猜拳來分配。有天大江興沖沖將學校猜拳贏得的橡皮球購買券秀給父親看，卻得到父親冷冷回應，並要他把購買券讓給猜輸的同學。父親的理由是「如果某個國家擁有勇敢又強大的軍隊，攻入我們的森林，他們也把我們的乾柿子收集起來，運回給他們國內的小孩吃，你會有什麼感覺？」
這番話招來大江內心強烈不滿，因為他相信學校教的：不會有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比日本更「勇敢又強大」。但大江說歷經日本戰敗，他終能漸漸領會父親這番良心話語時，可惜其父已去世了。
我好像比大江幸運，高中時因書沒唸好而不甩學校教的一切，加上又迷上山口百惠，那陣子我在家放的山口惠唱片音量，就怕鄰居聽不到似的，可比當年父親放的「相逢有樂町」還大聲。有時順便還會幫父親買些當紅的演歌手八代亞紀、五木ひろし專輯，一起分享。
曾問父親戰時何以躲過征派南洋噩運？他說戰事最吃緊時，都已待命要赴南洋了，結果他眼中的「敵機」在廣島、長崎投了兩顆原子彈，就不用動身了。父親說反而戰後不久他曾打算和朋友到南洋做生意，但最後一刻因我祖母反對而作罷，結果那艘船在菲律賓海域竟誤觸日軍未撤的水雷，友人不幸葬身海底。
再過幾天就是父親辭世七週年，謹以此文紀念他，還有與他同樣成長於日治殖民教育、少時遭逢戰爭，後又歷經時代轉換的台灣父親們！
本文獲資深影評人褚明仁授權刊登
フランク永井「相逢有樂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