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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一向懷藏自以為是的樂觀。這期《天下》周年專題「我們的時代」,某種程度印證了我的樂觀。
這幾年的親身經歷,我看到一個更有創意、更有活力的新世代。整體而言,他們成長於相對自由的教育與家庭環境裡,或許比較不守常規,但也勇於挑戰權威;他們或許經常困惑,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但他們更願意脫離上一輩的期待,邁步實踐自己的理念。
就以媒體這一行來說,當主流媒體還在努力轉型突圍,已有不少年輕人跳進來,自己捲起袖子,以一種「小米加步槍」的克難,提槍快跑前進。《眉角》、《問紙》、《風土痣》、《透南風》、《五花鹽》、《貌似實驗室》,它們或許都很小,或許不會萬壽無疆,但它們活潑、勇敢、充滿想像力,讓人記起新聞產業崛起之初的「車庫精神」。
類似的無畏風格,普遍瀰漫在新世代身上,這期《天下》專題也在尋找這種精神,那是迥異於台灣過去半世紀的創新力量。
第二個樂觀理由是,我在二、三十歲的年輕世代身上,看到他們與社會連結的強烈欲望。若說,戰後台灣第一代是「脫貧世代」,讓整體社會邁向小康;像我這樣的嬰兒潮世代是「狩獵世代」,主流基調是累積個人財富。在此過程中,經濟性需求壓倒社會性需求,加上專題主文提到「新自由主義」等全球性因素,台灣漸往財富競爭傾斜,忽略了社會流動與分配正義。
然而也因如此,當下無論參政者、運動者,甚至創業者,我們看到更多強調社會公義與社群連結的行動提案,他們或許還在萌芽,或許會遭逢挫折,但是,台灣社會「利他」、「共好」精神益發浮顯,且不再侷限於宗教、公益領域,某種程度上,將有助我們度過未來的險峻時光。
第三個理由,是我看到台灣社會裡,部分擁有資源者的傳承善意。當社會新聞聚焦於貪婪的商人、惡質的開發者,我們亦應鼓勵那些樂於分享的「狩獵世代」,他們東奔西跑大半生,若有更多人願如鄭志凱所說,「我們這一代挪一○%時間、五%財富,就可以幫忙下一代。不只是分配價值,還能共同創造價值」,讓我們從單打獨鬥的「狩獵世代」,轉為合作分享的「漁牧世代」,以台灣豐厚的社會力,仍有不必悲觀的理由。
閱讀本期《天下》之際,我看到另一則動人新聞,幾年前,蘇格蘭藝術家派特森(Katie Paterson)發起一個「未來圖書館計畫」,每年向一位文學家邀書,但書稿會封存在挪威的奧斯陸圖書館,直到一百年後才出版。
為了確保屆時仍有充足的木料印製這些作品,這個經由信託的「未來圖書館計劃」 ,在奧斯陸種下一千株雲杉樹幼苗,一百年後,這片參天巨木就是最佳印書原料。
著有《使女的故事》、《盲眼刺客》、《雙面葛蕾斯》等佳構的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graret Artwood),是該計劃第一位邀請的作者,今年五月底,她交出了書稿,一部名為《草寫月》(Scribbler Moon)的作品,將由奧斯陸圖書館封存一世紀,預計2114年出版。
終其我們一生,都無緣目睹此書,我們甚至無法得知,一百年後是否還有紙書,甚或人類是否仍存活地球上。但若放開視野,眺望遠方,我們不只看到一個浪漫且瘋狂的出版計劃,而是人類社會自我學習、自我修正的永續信念。
無論台灣的近未來如何艱難,挑戰如何巨大,但願我們不只注目當下,但願當我們遠眺二、三十年後,也能看見一個雲杉挺拔的世代。至於此刻,正是他們的時代,也是我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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