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底召開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依法治國」，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作為中國未來法治改革的路線圖，是近十幾年來，中共針對法治建設，最全面、完整的論述。
不過，這並不意謂著中國將從此向民主法治國家，大步邁進。
在社會主義體制下，習近平高調推動的，並非民主國家的「法治」，講求三權分立，行政、司法、立法各自獨立，相互制衡，而是比較偏向「以法治國」或「法制化」。
中國的法律制度，其實是遲至一九八○年代才開始建立的。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根據共產主義意識型態，全面廢除了他們眼中由國民黨政府制定，是「資本家統治階級壓迫無產工農階級工具」的《六法全書》。
毛澤東時代，可說沒有法律可言，國家治理全部透過政治運動與行政命令完成。說的更直接一點，就是「毛主席決定」。
直到八○年代，因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逐漸淡化意識型態，中國政府才開始制定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種法律。一九九九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首次將「依法治國」四字寫入憲法。
確保反貪、深化經改
但在中國政治的現實中，黨領導一切，政權凌駕法律，所以只講「依法治國」，不講「司法獨立」這個民主國家才有的觀念。中共政法委這個黨的機關，仍然掌控政府的檢察、法院、公安體系。
因此，習近平高唱「依法治國」，應是為了讓他的反貪大業和深化經濟改革「法制化」。
習近平上任兩年多來的反貪成果，靠的是他在黨政軍中的個人威望和手腕，以及他的政治盟友，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不是制度。
但王岐山預計在二○一七年中共十九大，屆齡退休。習近平在二○二二年後的繼任者，也不一定有他的威望和手腕。
避免人亡政息，確保反貪戰果，事關中共政權存亡，所以習近平必須想辦法在任內，建立一套以法律為基礎的反貪制度。
另外，深化經濟改革，若要讓市場發揮分配資源的決定性角色，勢必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市場才能健全運作。同時減少由政府「審批」（審查批准）分配資源，縮小有權審批者的貪污空間。
所以，習近平講的「法治」，應該理解成中共治理國家的「法制化」，更多是為了改善、強化中共的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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