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遇見我唯一的青春

但多數蘇格蘭年輕人還是選擇了Yes（獨立）。他們對現行體制早已產生陰鬱的敵意，近而演變成二○一四年九月十八日公投結果否決獨立後，他們沮喪且憤怒地在街頭飲酒、互毆、罵髒話。

青春對他們而言，豈只是迷惘，是沒有止境的掏空；「體制」如截肢手術刀，一段一段切斷他們的青春。

蘇格蘭公投獨立失敗，才剛下戲一幕，歐洲緊接著迎來另一樁「民族自決」。

九月二十七日，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馬斯簽署不拘法律約束力的「公投獨立法令」。在此之前，西班牙中央政府總理拉霍伊已表明，「西班牙憲法不允許獨立公投。」

加泰隆尼亞眼中的祖國

加泰隆尼亞是西班牙最繁華的地區之一，自治區首府巴塞隆納充滿高第夢幻般的建築氣味，迷幻且炫麗。但當地沒有太多快樂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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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泰隆尼亞的近代革命史可溯源至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內戰時期，大蕭條讓大量西班牙失業的青年於軍方叛變後，轉變為「無政府主義革命者」。他們登上裝甲戰車，一會兒錯亂地舉著「加泰隆尼亞」的紅藍黃國旗，一會兒高喊無政府主義的口號。

事實上，當時這群加泰隆尼亞「革命青年」打起了反偶像、反舊習、反聖職、殺教士的恐怖革命風潮，結果七千多名神職人員慘遭殺害，加泰隆尼亞六千多座聖像遭到破壞。那一場加泰隆尼亞的恐怖活動，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歐洲絕無僅有，各方領袖譴責。

二○一四年「加泰隆尼亞諮詢性獨立公投」已是當地自治區政府近年來的第三波獨立運動。

歐債高峰時（二○一二年）人口僅七百五十萬的加泰隆尼亞，約三分之一人口、二百五十萬人走上街頭，巴塞隆納街上滿是人潮揮舞獨立旗幟，其景象之壯觀遠遠超過蘇獨群眾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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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示威人數雖已略為遞減，但歷史、語言、文化與馬德里迥異的加泰隆尼亞，仍然再度渴望獨立。原因之一當然還是西班牙揮之不去的經濟惡夢。全西班牙青年失業率至今仍高居四五％左右，西班牙已如一艘沉落海底的艦隊，沒有人看得到未來。

巴塞隆納的年輕人只有兩個選擇：離開清澈碧藍的家鄉，或者加入「獨立」風潮吶喊，想像如何甩掉這個早已看不順眼的「祖國」。

加泰隆尼亞青年形容他們的青春不是迷惘，是出走。對他們而言，那些還可以談「迷惘」的青年算幸運的，表示他們的生長地還沒「爛到盡頭」，所以才有時間多愁善感地捏塑無意之空洞形容詞。

「感覺燈光都要滅去了，」一名支持獨立的巴塞隆納青年如是說。

獨立後，真的會更好？

金融海嘯或者經濟學者定義的「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危機聲雖已遠去，但窒息般的「零成長」並沒有過去。它好似一場澎湃的鼓聲，轟然演出時我們還抓得住自己；等鼓聲停止，一片靜寂，我們愈走愈害怕，愈走愈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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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看著賈伯斯、中國人看著馬雲，都說要做有追求的人，但那是一段長程奔跑的路程。在奔跑時隨時一個岔路出現嘆息的聲音，很容易引發你的寂寥；隨時一個高亢的憤怒聲，會把你牽往另一場無謂的吶喊。往左往右，歷史重複的例子何其之多，雖然它從來不是答案，卻往往成為眾人之追尋。

因為奔往目的地的路，比我們想像中的時間還要長、還要艱難、還要顛簸。克服不了，半路停下來，那是人性。幸運的體制，來個嘉年華會的胡鬧，無傷大雅；不幸的，從此經濟陷入更大的惡性循環。

美國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在蘇格蘭公投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專訪，他明白點出，「如果蘇格蘭決定獨立，不僅是個經濟錯誤，對西方國家也是地緣政治的災難，」「獨立的經濟後果遠比蘇格蘭民族黨（SNP）對外宣稱嚴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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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前首相梅傑接受CNN專訪時問，「重點不在蘇格蘭人是否是傑出的民族，問題在獨立後，會讓他們變得更好嗎？」「主張獨立的人，不願正視獨立的代價，即使事實擺在眼前，他們也會說對方說謊……蘇獨說獨立後可以直接加入歐盟，歐盟已表示不行；然後蘇獨就說歐盟說謊，他們甚至認為可以加入北約；蘇獨說他們沒有自己貨幣沒關係……長期來說他們要用的貨幣是什麼？他們也沒有答案。」

但蘇格蘭青年的血液裡仍流著蘇獨「風笛」後代民族自決的召喚。蘇格蘭公投之後，即使否決了獨立，許多國際企業開始將當地投資列為「高政治風險區」。因為在完全欠缺明確財政經濟前景下，蘇獨仍獲得四五％的得票率。

依照魁北克獨立於加拿大的公投經驗，蘇獨依法可以五年、十年或十五年捲土重來。如果屆時蘇格蘭經濟仍是一團糟，或者倫敦政治出現重大變化，蘇格蘭不顧一切尋求獨立，一舉五○％跨過Yes，機率不會是「零」。

混亂中響起「民族自決」

「民族自決」，為何成為這些看不到未來的青年，擁抱的「人生路徑」？對於閱讀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戰歷史的人，那是一場由西歐及天真地美國闖禍，引發人類原始的渴望、卻往往墜入毀滅的長征歷史。

每次「民族自決」在經濟衰退或政治失序的時代總會號角響起，它的聲響壯如華格納交響曲，除非你耳聾了，那如母親溫潤聲音的召喚、如父親雄邁肩膀的鼓舞，貫穿著你全身。尤其此刻你是如此無助、如此迷惘、如此孤獨……你曾經那麼懷疑過自己存在的價值，你痛恨體制的不公；那些「貨幣」、「經濟藍圖」、「國際現實」當然是虛偽的謊言，母親是河，父親是山，在每一個共同的音律中我們找回了彼此堅強的臂膀。

「如果免不了貧窮，請至少還給我尊嚴！」

民族自決 非唯一解藥

於是在愈徬徨的時代，愈無助的土地，「民族自決」永遠是至高無上的真理。而歷史上人類依「民族自決」原則，劃分國之疆界高峰期正在一次大戰後。當時舊俄沙皇、哈布斯堡王朝、鄂圖曼三大帝國皆解體，歐洲及中東留下一大片空白土地，急待填補其歸屬。

尤其俄國大革命已然發生，戰勝國（以西歐與美國為主）為了抑制「俄國共產制度」在各國的擴張，便在美國總統威爾遜隔海倡導下，呼應各地民族主義者，將歐洲依「民族自決」原則，劃分國土疆域。某些地區依「凡爾賽條約」，曾在二戰前建立了獨立國家，例如波羅的海三國、斯洛伐克、摩爾多瓦。但在語言、種族多元交錯的土地，從此引發了不斷的武裝鬥爭、甚至大屠殺的慘劇，其悲劇一路自一九一八年延續至一九九○年代（南斯拉夫）。

沒有人有能力徹底否決「民族自決」的觀念，但不只所謂的「民族界線」概念不清晰、經常引發認同衝突，它更從來不是解決青年失業、迷惘、經濟衰退、貧富差距的真實答案。

回答那個上海外灘年輕人的問題，如果我現在屬於青年世代，我知道自己的青春已被上世紀失衡的虛假經濟揮霍掉了一大塊，我會做什麼？

我會緊緊地抓住自己的命運。過去的世界或許可以奪走我的部份青春，但我不會把剩下的奉送給他們，我會狠狠地、牢牢地抓住它，「遇見我唯一的青春」。（作者為知名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