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造假　揭開台灣學界黑幕

陳震武寫論文不但快又多，更名列全球論文被高度引用的學者之一。

「除數量之外，論文被引用次數代表的是『質』，」陳炳煇說明，全世界論文被高度引用的學者不過三千多人，所產出的論文必須在同領域中被引用次數高居前一％。

相對之下，在台大任教長達二十六年的陳炳煇，只有一一三篇SCI論文，被引用次數僅八七五次，為其他學者所引用有八一一次。雖然曾經三度獲得國科會傑出學人獎的肯定，陳炳煇卻沒有任何一篇論文名列高度引用。

「台灣很少學者能和陳震武匹敵，」陳炳煇對這樣的數據嘆為觀止，「透過引用次數多寡，才知道論文對全世界學界的貢獻，沒想到會有人這樣濫用。」

因為陳震武的論文多出現在名不見經傳的國際期刊，而且自我引用的比率高達四二％，也就是每十次中，至少有四次都是他重複引用自己的文章；而對期刊來說，只要刊登的論文被引用，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增加，就會決定該期刊的排名，形成彼此互利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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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陷入「Ｉ」魔咒中

陳氏兄弟鋌而走險，幻化出一個又一個「假象」，顯示的是台灣學界一味追求SCI和SSCI，讓學者全都陷入框架中。

台灣學術界多年來深陷「Ｉ」的魔咒中，為何無法脫離？

歸根究柢，從邁向頂尖大學計劃到教育部補助，都是視各校教授比例以及學校評鑑結果而定。

學校評鑑，有多少人拿到科技部（前稱國科會）傑出獎，以及科技部計劃更是至為關鍵，而先決條件就是每位學者的著作目錄，有沒有累積足夠的論文數量。

政策導向，造成大學重研究而輕產學。多數學校為了鼓勵教師，只要拿到科技部傑出獎就直接頒予特聘教授。相對之下，經濟部的產學貢獻獎只有加分的效果；教育部的學術獎與國家講座，更是奠基在傑出獎之上。

另一方面，科技部的計劃所代表的不只是資源，更確保未來的康莊大道。以台大來說，即訂出教師只要連續二十年拿到科技部計劃，就可以免教師評鑑，「要拿到計劃，就要衝論文，」一位不願具名的學者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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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科研經費有限，通常都是擁有權位的學術大老、拉幫結派的學閥獨佔，造成排擠現象更惡化。

這意味著，學術界所有的桂冠和資源，全都建構在SCI、SSCI論文之上。

「我們沒有反對發表SCI、SSCI論文，而是反對獨尊，」政治大學教育系教授周祝瑛在今年初和亞洲、歐美學者共同出版《高等教育中的SSCI症候群》一書，強烈抨擊台灣一味追求論文數量和引用係數，不但影響大學教學品質，更讓研究和台灣本土問題、產學合作產生疏離感。

學者研究和台灣社會脫節

「老師其實是制度下的弱勢和受害者，」多次幫忙學者處理不續聘和升等爭議，律師許文華感嘆，要有SCI論文才能升等，讓大學老師幾乎將心力都放在研究，有人兩度拿到優良教師，卻因大學重研究、輕教學，而慘遭不續聘。

直到現在，會讓許文華懷念的大學教授，不是寫多少篇SSCI論文，而是在課堂上認真授課，「願意為學生指引人生方向與價值觀，也給我們生涯規劃指引的老師，」他說，但在校園中逐漸變調，甚至劣幣驅逐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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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SCI、SSCI，也讓研究的方向逐漸偏離，甚至和台灣社會脫節。

因為台灣論文要進入Ｉ級國際期刊，都是以英語世界為標準，尤其是美國，「社會科學本來是立基於解決本土問題，但美國期刊不見得對台灣問題感興趣，」聯合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李威霆說，完全以美國標準為主的結果，反而鼓勵研究脫離台灣社會脈絡。

另一方面，期刊論文的寫法，是要給同領域的學者看，這也和社會科學訴求給有需要的讀者和使用者，或是提出解決台灣社會問題的政策建議，完全背道而馳。

「這樣的制度製造出一堆垃圾論文，」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的話，說得很不客氣。以二○○八年來說，台灣生產的論文中有高達六成從未被引用，代表的是學術界根本沒有人在乎。

有人形容學界一味衝Ｉ，猶如「新八股運動」，在這樣的氛圍下，訓練出來的學生更缺乏思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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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要拿到博士，要通過資格考，」黃光國指出，現在多是規定要拿到一至兩篇SCI或SSCI。要成為學術菁英前，要先看國外期刊接不接受。

「這不但是自我殖民，更造成學術社群辯證風氣愈來愈弱，學生只會套用，而不會判斷，」他說。

事實上，國科會和教育部曾經試圖解套。國科會在二○一二年宣布，全面捨棄以往「論文計點」的評審模式，改以研究成果的「實質影響力」做為評分標準與經費補助的依據。

啟動變革的關鍵在科技部

教育部也提出，大學系所評鑑不再以Ｉ為唯一參考標準，今年開始試辦拿到五年五百億的頂尖大學，和教育部補助金額三千萬元以上的大學，共計三十八所，由學校自行評鑑。

但情勢並沒有獲得紓解。「這是宣示意義大於實質意義，」李威霆說，教育部期待藉由校園自主，各校針對自己特色提出新標準，但擺在眼前的事實是，教學難以量化，因為學生涉及不同群體，很難加以比較，學校提不出新標準，只有繼續往Ｉ看齊。

不可諱言地，重建制度的關鍵啟動者仍是科技部。

「科技部要多擔負責任，」曾經擔任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秘書的陳炳煇坦言，早期國科會設計制度鼓勵大家發表論文，學術界全部往這方向衝。若能從制度上調整，給予從事產學合作的學者更多肯定，獨尊SCI的現象自然會逐漸消失。

其次是，資源分配有新標準做為依據，自然會帶動學校進行改革。以社會科學而言，強調的是社會影響力，對社會是否造成良性影響、增進國民福利或是有助社會進步。

即使是自然科學，「一個好學者，一輩子就是解決一個問題，回答一個問題，」黃光國以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做說明，而不是廣泛做研究、拿計劃。

「台灣教育界需要有個徹底自覺運動，」他強調，研究型大學升等評鑑應該選出代表著作，交由同儕或是跨領域的人審查，才能培養出具有辯證和判斷能力的社群；科技大學則要訓練社會需要的人才，不要全都陷入SCI的困局中，否則只會讓下一代年輕人更難翻身。

下一任教育部長，更是任重而道遠。

台灣在犧牲一個教育部長之後，能否產生新變革，為學術界帶來新希望和新氣象？

這關係的不止是學界，還有台灣高等教育，以及更長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