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渴望淋漓盡致的答案。不管世界如何複雜,人們渴望有一把「刀」,鋒利地斬斷一切,「擦」。然後我們對於世界的憤怒有了答案,開始行動吧!
那把刀下去時,爽!於是時代劃出了一刀,歷史出現了轉折。
可惜這個世界只有一刀切的豬肉,沒有一刀切的議題。於是「一刀切」形式的運動,儘管曾經風起雲湧,等所有激情逐漸褪去時,那些被掩蓋的「真實」,逐漸浮現出來。
「運動」後的真實,往往令人格外心酸。
近日重閱余英時編著《重尋胡適歷程》,以及李敖編著的《胡適選集》,更加感慨歷史的複製及人性「一刀切」思考的惰性。
閱讀胡適在近代史中對「運動」、「學潮」的態度,隨著事件變化、知識成熟,以及國際局勢的理解,終而從「青年導師」落入「鎮壓學生運動劊子手」的罵名。
胡適是近代中國最有名的自由主義者,人們對他的尊崇來自兩個相反的現象——一個是「五四」青年導師的胡適,當時他談問題是「一刀切」的模式;另一個是不斷反省修正後的自我,是晚年提倡「容忍」比自由重要的胡適。
胡適四十歲之後,數度公開「洗自己的腦子」,批判「學潮」,並明指「強烈伸張自己的意見,卻不能容忍別人有所不同。這種主張自由的人,最終便成自由的敵人。」
胡適於一九二○年五四運動一週年後,從全然支持轉變為反省其中的好與壞。他與蔣夢麟先生聯合發表一篇文章〈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
無法負責任的抗爭
胡適本人是起草人。對於五四運動,胡適認為它強化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豐富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培養學生追求知識的慾望。這是舊日課堂中,北京大學給不了學生的。
但是他對五四運動以罷課為手段進行鬥爭,開始反省。他認為五四留給學子們三大危害。
第一,在學生運動中有些人不敢自己出面,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第二,罷課時間長,有些人即養成逃課的習慣,不再能專注學習;第三,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
胡適大概從五四隔一年起,對於「學潮」態度,開始持保留態度。
儘管在歷次五四紀念活動中,他仍為學子的熱情鼓掌,但那是因為「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荒廢光陰」、「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凡在變態的社會與國家內,政治太腐敗了,而『無代表民意機關存在著』;那麼干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五四運動時胡適才二十八歲,九週年時,胡適三十七歲。他在上海光華大學發表一場「五四運動紀念」的演說,先談背景,接著描述發生經過,「奔到趙家樓胡同曹宅(曹汝霖),撞破牆壁,突圍而進,適遇章宗祥在那裡躲避不及,打個半死,後腦變著重傷」、「當場即被捉去學生二三十人,各校皆有……」、「最後勝利終於歸學生界了」,「而日本也終於把山東,交還給中國。」
三十七歲的胡適結語這場讓他成為「中國青年導師」的運動,仍多方肯定;但在演講末了,他認為學生非僅犧牲學業、少年的幸福,他們的意志尚未成熟,他們的行動,自己負不了責任……。
他還肯定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體會議中議決的宣傳大綱,即「禁止青年學生干預政治。意味年輕學生,身體尚未發育完全,學問尚無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預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脫離政治運動為妙。」
這些部份肯定、部份覺得不宜的談話,直到一九三○年後,胡適開始全面與時髦青年們衝突。
一九三一年,日本佔領東三省後,民族存亡的激情愈來愈濃烈。年近四十、不再是二十八歲的胡適,不斷呼籲年輕人要冷靜,「應把握時機追求知識」、「把自己鑄造成器,以為將來救國的憑藉」。咒罵胡適的惡毒話語愈來愈多,北大學生也愈來愈疏離這位昔日的「青年導師」。
昔日導師 今日仇人
胡適和學生最慘烈的決裂,發生於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學潮。當時胡適已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知道學生要罷課,他在日記中寫下:「真是幼稚至極。我與夢麟、枚蓀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
胡適最終不只沒能挽救,北大加入了罷課,他到學校教課,「只有學生周祖謨一人來上課!談到四點」。
而且當日胡適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
《塘沽協定》簽字之後,你曾幫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唉!我的胡適之老師!在這樣的危急環境之下,凡屬熱血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
基於愛國的熱情放出一聲慘痛地呼喊……,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這你能說是軌外行動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
今天ㄧ院的(罷課)通告,你親自撕下去了!在你撕的時候,你的耳朵還紅了ㄧ紅!我們看見了你那樣的心情,真哭笑不得!
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ㄧ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通(原文是錯字,應是痛)快嗎?
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於你有什好處?……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了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為言之不豫也!」
將來殺你的人啟
十二月十日
胡適收到這封威脅信時已經四十四歲,離五四時的他老了十六歲。對國內外局勢,他的看法是——中國剛完成北伐統一,尚不足以和日本決戰,而所謂「喪心病狂的軍人把華北賣給日本」,他查證後,知道這是地下組織煽動學潮空穴來風的謠言。
我給不了「低級趣味」
當時「一二.九」學潮期間,城外的人謠傳城裡打死了多少學生,城裡的人謠傳城外打死了多少學生。除了不實謠言之外,學生領袖們對於不肯參加罷課的學生們,往往以極卑劣的語言攻擊。
胡適牢記這件事,並把這封威脅信,收錄在他的日記裡。
「一二.九」學潮後一個月,胡適再與周作人通信,道出他對這場學潮的心痛:
你(周作人)說,我們平常以為青年是在我們這一邊。我要抗議。我從來不做此想。
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
一九五四年,國民黨戰敗,胡適於台灣「自由中國歡迎茶會」上,對自己在「五四」時期社會主義的跟風,表達了懺悔。
他承認自己變了,而且不只他該向大家懺悔,當年支持共產社會主義的人都應該懺悔。「我們應該自己洗腦」……「所以我今天當眾『洗腦』給大家看。」
胡適著名的語錄包括——多說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歷經多少批鬥、「劊子手」的帽子、「賣國賊」的指控,最終體悟的智慧之語。
胡適可能想不到,在他死後半個世紀,這些爭議仍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歷史框架下複製。那些古老的語彙,以及激進學子與他的對話,竟恍如昨日。(作者為知名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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