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志凱：從一位軍人之死說起

一個生命的逝去，有如蠟燭驟然熄滅，留給家人的只剩永恆的黑暗，所有跟這個生命相牽繫的歡笑、快樂、希望，頓時喪失了未來。

這樣的哀痛，全世界每個角落每天都有人經歷、承擔、負荷。有人悼悔懊惱，有人氣憤難平，有人墜入沮喪深淵，有人寧願選擇遺忘；也有許多人，在這些情感的廢墟上，一磚一石，重建起一座座刻著亡者名字的殿堂。

這樣的人在美國似乎特別多。

酒駕肇事是現代人生活壓力的副產品。一項統計數字顯示，美國自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六年的酒駕肇事事件增加了二二三％（同期駕照數量僅增加四二％）。另一項統計數字卻顯示，自一九八○年至二○一二年，酒駕肇事逐年降低，幾乎減少了一半。

一九八○年，正是ＭＡＤＤ組織成立的年份。

ＭＡＤＤ的全名是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反酒駕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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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年，加州一位十三歲小女孩走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被一位喝醉酒的駕駛撞死。她的媽媽悲憤交集，喪禮後的第二天，在家裡成立ＭＡＤＤ。三十年後，ＭＡＤＤ在美國各州都設立了辦公室，每年募得的款項高達四千萬美元。

ＭＡＤＤ的使命是，透過立法和教育降低酒駕肇事，同時協助受害人家庭治療事件後的創傷。

一九八五年後，美國許多州紛紛透過立法，限制年輕人必須年滿二十一歲，才能購買含酒精飲品，這是ＭＡＤＤ在國會和各州遊說的成果。另外，酒醉的標準從血液酒精濃度（BAC，blood alcohol content）○．一五％降至○．○八％，最近又在討論降到○．○五％，也多虧了MADD多年鍥而不捨的努力。

相對於意外死亡，老病更遠為常見。眼見親人一天天走近死亡，自己既無左右能力，也無從分擔，這種刻骨銘心的心路歷程，許多人都曾經驗。但也有人能在這種失衡無力的真空中，孕育出另一種新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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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orbes》上排名全國第三十大的慈善組織「蘇珊．寇門基金會」的誕生，便出於此。

一九七七年，蘇珊．寇門（Susan G. Komen）被診斷罹患乳癌，一九八○年去世，享年僅三十六歲。她的妹妹南希，在姊姊死前答應她，盡自己一生之力跟乳癌奮戰。兩年後，南希成立了蘇珊．寇門基金會。

三十年間，基金會總共募集了十五億美元經費。其中，二○％用在獎助各學研單位有關乳癌的檢測和治療，四○％用在公共衛生教育，提供大眾可以救命的乳癌知識和該有的警覺。

我曾經投資一家用超音波檢驗乳癌的新創公司U-Systems。美國檢驗乳癌的標準程序是使用Ｘ光乳房攝影，但是Ｘ光對於高密度乳房中較微小的早期癌細胞無法偵測，極可能造成誤診，這時候必須用超音波。

U-Systems在二○○九年曾與蘇珊．寇門基金會合作，進行臨床研究，發現了幾個Ｘ光錯過、卻被U-Systems的超音波儀器檢查出的癌症病例。部份歸功於這樣的臨床合作，結果U-Systems在二○一二年為奇異（GE）所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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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例子，在美國真是不勝枚舉。像是一位七歲小男孩隨著家人在義大利度假，被搶匪誤殺。孩子的父親對義大利人不存恨意，捐出兒子的器官，五位義大利人因他的器官而獲重生，另外兩人得到他的眼角膜。更重要的是，因為這樣無私的大愛，原本捐贈器官比例極低的義大利，風氣為之全然扭轉。

恨無法帶來好的改變

觀察這些及其他許多實例，可以感受到所謂的社會風氣，自有它的厚度和深度。任何一位社會成員在生命特殊關鍵時刻的反應，集結起來，便為社會風氣的澆薄淳厚定了基調。

由這些例子來看美國的社會風氣，不難發現幾個特性。

一、不耽溺於過去，將目光投向未來。失落的都是過去，不可再回，還能期望改變的，只有未來。前面提到的瑪麗．提爾曼，在公眾目光下，二○一一年決定再婚，但仍然掛著前夫的姓氏，還進一步接任派特．提爾曼基金會的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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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新書中透露，鼓勵她再婚的主要原因，來自派特死後她拆開他遺留的一封信，信封上寫著「just in case」（萬一有事）。信中有著一句話：「多年來，我總是有求於妳，現在再加一件妳大約也不會意外。我懇求妳活下去。」

目光投向未來，move on（繼續前行），才有機會創造新的意義。

二、不為個人的得失所困，而為群體的公益付出。或出於體制或世道炎涼或個人命運多舛，社會裡總是存在著許多不幸。尋求個人正義的伸張，力量總有用盡的一刻，但如果追求群體的公益，力量就有可能連綿不窮。

女兒被酒駕撞死的媽媽、丈夫被友軍誤殺的遺孀（政府初期還隱匿實情）、幼子慘遭槍殺的父親，他們或許心裡有恨，都希望對方得到應有的懲罰，但都能不為之所困，而從一己之私，昇華到追求群體之公益。

三、出自於情感，終於行動。情感可以幫助啟動，卻無法成事。只有採取具體行動，透過組織力量，社會才會發生我們所希望見到的改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自然現象，上述的幾個團體能成長為全國性組織，不是自然而然的現象。情感過剩，有時候反而壞事，優秀的執行力才是終於燎原的真正原因。

四、從個別事件出發，解決結構性問題。個別事件變數太多，即使個人正義得到伸張，並不保證不會發生相同不幸。要長期解決問題，必須從結構下手，才能防患於未然。

例如前述的ＭＡＤＤ組織，早期多在遊說立法，之後轉向教育宣導。或者是蘇珊．寇門基金會獎助治癌的研發和防癌教育，這都得從個別事件中揚起頭來，觀察結構上的瓶頸所在，然後予以全力一擊。

以行動代替運動

以美國對照台灣，不免讓人覺得台灣似乎經常迷失在過去的話語中，卻缺少對前景的描繪；所謂個人正義和社會公益之間的衝突，缺乏具有公信力的調和機制；暴衝式的情感有如午後雷雨，卻不知如何適當引導成為水滴石穿的行動力量；對個別事件的過度關切，結果經常扭曲了對結構性缺陷應該給予的關注。

回首看台灣，當然也有一些令人充滿希望的實例。像柯媽媽，因為愛子被砂石車撞死，七年奮鬥不懈，終於推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成功。更有彭婉如當年在高雄不幸遇害，十八年來懸案未了，為記念她成立的「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卻已經成為家事管理、居家陪伴等服務最令人信任的品牌。

台灣未來走向更為成熟的公民化社會，道路不會是一條直線，沿途也不見得有路標指路。

但參考美國的發展，如果我們有更多的柯媽媽，更多的彭婉如基金會，以行動代替運動，化短線為長線，多用手腳，少用口號，迷路的機率可能較低。（作者為聯訊創投公司共同創辦人及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