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政府的年金改革波及大約一千萬人的權益。而所謂波及,指的是改革將減少那些人現有或將有的權益,並非增加他們的權益;一項改革所影響的範圍如此之大,已是史上罕見,再加上改革代價又是千萬人權益受損,更可說是馬政府的一場政治豪賭。
之所以稱之為政治豪賭,乃是因為年金改革截然不同於馬政府之前推動的油電雙漲與證所稅開徵。油電價格雖波及面廣,但權益受損不大;證所稅則波及面小,而且權益受損須視所得而定。
但年金改革波及面卻近千萬人,而且權益受損也大;例如,現任中小學教師若按改革前舊制,月退可領七萬多元,但改革後只能領五萬兩千多元,每個月硬碰硬少了一萬七千多元。
現任大專教師按新制,也比舊制每月少領一萬八千多元;五職等公務員每月亦將少領七千多元;數目之大絕非油電漲價所能比擬。可以想見,如果油電雙漲與開徵證所稅都引發那麼大民怨,年金改革的殺傷力更不容小覷。
但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年金制度若不改革,大至國家如希臘瀕臨破產,小至地方政府如加州亦然。
加州的年金支出從一九九九到二○○九年,上漲幅度為百分之兩千,州政府依法應付的退休年金負債額也高達年度預算赤字的三十倍。也由於年金支出龐大,加州政府不得不關閉許多圖書館,減少教育與消防安全等支出,甚至不得不裁員減薪。
年金炸彈 沒人敢引爆
股神巴菲特曾把公部門退休年金支出比喻成「定時炸彈」,知名專欄作家札卡瑞亞(Fareed Zakaria)也形容年金是「對美國財政健康最大的單一威脅。」
對台灣財政而言,年金當然也是一顆定時炸彈。但全世界政客皆然:沒有人願意去拆除這顆炸彈的引信,台灣也不例外;而且每個政客也都心存僥倖:只要炸彈不在我任內引爆就好。
由於政客這兩種心態使然,以至於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年金,不但拖累當前預算,也拖垮未來財政,更可能因財務破產,而讓人民應得的合法權益受損,甚至蕩然無存。
從這個角度來看,馬英九敢於拆除年金炸彈引信,或者說不惜在他任內引爆年金炸彈,確實值得肯定。
但肯定他的改革勇氣,卻不代表肯定他的改革方法。況且,年金改革的精算不同於年度預算的編制,在與相關利益團體或在野黨溝通時,馬政府必須拿出精算的數據來進行說服。
同樣的,在野黨與利益團體也不能像審查年度預算時一樣漫天喊價,更不能挾民粹以自重。否則,討價還價、七折八扣再除以二的結果,只是延緩了炸彈引爆的時間而已。
但要在野黨不杯葛馬政府的年金改革方案,卻是天方夜譚。馬政府雖然宣稱花了三個多月時間,辦了一百二十多場座談會,聽了一萬多人的意見後,才研擬出改革方案。但他們聽的多半是想法而非辦法,或是意見而非主張,對方案的擬定並無幫助。
更美中不足的是,在這麼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中,唯獨少了反對黨的意見。既沒有反對黨的事前參與,反對黨在事後杯葛,例如,在立法院審查修改年金改革相關法令時杯葛,乃是理所當然,也是權所必然。
回頭想想,如果馬英九當初肯採納蔡英文的意見召開國是會議,朝野共商年金改革方案,並且共同承擔改革後果,如今又何至於會擔心在野黨可能杯葛?
政策的驅動力是政治,而召開類似國是會議的朝野會談就是政治,它的目標不僅是協商政策,更有讓朝野關係從極端化走向正常化的作用。否則,再好的政策也會受制於政治,讓政治變成政策的阻礙。
尤其像年金改革這類重大政策,影響既廣又深且久,絕非在極端化的政治文化氛圍下所能理性處理,馬英九當初未見及此,證明他的政治判斷力顯然不足。
但年金改革既已走出第一步,馬政府在接下來每一步的過程中,都要盡量讓反對黨參與,即使不具國是會議之名,馬英九也應要求黨政所屬與反對黨進行實質朝野協商。
詹森當年推動「醫療保險」(Medicare)與「醫療補助」(Medicaid),歐巴馬第一任時推動全民健保,都曾主動邀請反對黨參與決策過程,馬英九的年金改革當然也應如此。
年金改革是定時炸彈,也是朝野關係正常化的觸媒,馬英九千萬不能再一黨獨斷。(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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