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水的問題，有三大前提要注意。首先，消費成長不會造成立即的水資源短缺，更不會導致戰爭。其次，過去採取的「硬式」策略──預測用水需求，然後建築集中、昂貴的大水壩──已不可行。第三，雖然水是特殊物資，但水的供應與使用，應遵循市場經濟原則，也就是採取「軟式」策略──管理用水需求，盡可能就地供應以降低成本。
環保人士經常談及需求管理，但多是用來抨擊富有國家用水浪費，卻避談需求管理與水價的關係。要管理需求，不管是家庭用水或工業用水，都要測量用水量，並依據用量計費。價格應盡可能將所有成本計入，包括環境成本。
大多數開發中國家最大宗的用水項目，則是灌溉用水，佔總用水量的四分之三以上。在某些國家，供水所需的水庫、灌溉水渠、水道及水管，造價高昂，耗用巨額公共建設經費，但仍免費供應灌溉用水。有些國家雖然收費，價格卻低得離譜。這些政府應改變農民的觀念，讓他們了解用水是要付費的。
合理的價格，可使水資源的運用，更有效率。例如，可用效率高達九五％的「滴水灌溉法」（drip irrigation），來取代效率只有六○％的「大水漫灌法」（flood irrigation）。目前全世界的農地，使用滴水灌溉法的不到一％，但農民不可能一夜之間就改用新方法，政治考量也使得政府不敢提高水價反映成本。灌溉水價幾乎沒有彈性──農民不能不用水，如果價格反映成本，將使農民破產。
最好的解決方法，是水權交易。就灌溉用水而言，重點不在價格是否充分反映成本，而是用水必須有效率。套句經濟學的術語，水的機會成本，通常大過它的實際成本。要進行水權交易，必須先確立兩項前提：第一，是清楚界定水權。水是公共物資，是政府的責任；第二，任何人分配到的用水權，都是暫時而且可以交易的。在這兩個前提之下，農人可以互相交易水權，也可偶而和都市或工業用水者交易。水權交易最好的例子，在澳洲莫瑞大林盆地。加州也成立了水的交易市場。這兩個例子都顯示，水權交易的立即成效，是用水轉向附加價值較高的作物上。而後，缺水的城市可能有機會向農人購買政府補貼的水。
合理的價格、水權交易，遠比民營化和建水壩重要。民營化，不應只是將供水的權利賣給私人企業，而應是建立政府與民間的合作關係：民營企業與政府簽約，提供水的輸送、廢水處理、排水系統、硬體建設等服務。政府必須嚴格規範民間企業的訂價、品質及輸送服務。只有在嚴格監督下，才能讓私人企業參與水資源事業，尤其在政府無法供應自來水的地區，這樣的模式最為可行。
至於水壩，基本上屬於硬式策略，二十世紀時，富有國家爭相蓋一個大過一個的水壩。現在，印度和中國也走同樣的路線。某些地方有足夠的理由建水壩，例如非洲（但應用更便宜、能為社會及環保接受的方式來建造）。但最好還是先以價格及水權交易來管理需求，並分配足夠的水源給環保需求。建水壩，應是最後才採用的方法。
水資源政策要成功，需要有效治理。要讓民間參與水利事業，必須有強而有效的規範。同樣地，價格機制及水權交易要發揮效用，需要健全的法律架構來界定水權，及可靠的系統來確實收費。水資源管理必須地方化，在鄉村，村民要比中央政府更能找到解決之道；在都市，市政府要比中央政府強。
約翰尼斯堡決議展現了強烈的企圖心。目前討論的焦點在如何增加投資，特別是尋求更多外國的金援。但錢只能解決一部份的問題，經濟和體制的改革，特別是強化價格及市場所扮演的角色，才是最關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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