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事件像一把利刃,快刀斬斷四通集團的過去與現在。
過去的四通,是總裁萬潤南和一群創業夥伴共同的四通;現在的四通,那是與萬潤南一刀兩斷的四通。
六四後擔任官方四通調查組副組長的中關村新技術實驗區主任胡昭廣指出,把企業、個人分開來看待,是中共對四通的基本政策︰「萬潤南個人有問題,四通還是好的。」
被譽為「中國IBM」的四通是中共在六四事件後第一批處理的急務。四通一向是中共證明經濟、科技體制改革成功最有力的例證,但四通又恰好是介入天安門學生示威最明顯的企業。
四通的成長是大陸企業少見的傳奇。六年前,一批中國科學院的科研人員,拋掉大鍋飯的鐵飯碗,籌足兩萬人民幣創辦四通,面對巿場,追求利潤。四通成立以後,平均每年業績成長三倍,占去北京中關村科技實驗區所有公司營業總額的一半。
<span class=’Doc’>槍聲粉碎愛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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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與六四事件的關係更為曲折。四通旗下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要求肯定學生愛國,示威學生所用的廣播、印刷器材是四通財產,萬潤南又擔任廣場行動指揮。共軍槍響後,萬潤南出走海外,跨行民運,在法國巴黎擔任中國民主陣線祕書長,最近正才剛登上民陣主席寶座。
四通在六四後的經歷具體反映大陸民辦企業與政府的互動關係︰企業看政策找生存,政府靠企業樹樣板。
四通這場六四後政治洗禮的前奏是巿場、融資兩相空洞。四通副總裁,也是萬潤南弟弟的儲忠回憶︰六四之後「二十天沒生意」。空氣中仍密布的殺氣阻斷了買氣,以往熙來攘往的門巿部每天進帳總有二百萬,當時卻只有幾千元。判斷四通政治、經營前景都不樂觀,與四通來往的銀行更封了四通帳戶,銀錢只能進不能出。
中共官方對四通的反應在去年六月中現出端倪,一個二十五人的調查組正式進駐四通。這個涵蓋財務、經營、政治、黨務的調查編組在四通待了一年,徹底清查後,分項提出報告,強調萬潤南不等於四通,也認定四通並未深度介入學運。
<span class=’Doc’>縮小打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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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態度逐漸明朗,給了四通喘息的空間。去年四通營業額五•五億人民幣,仍居中關村的最大宗,但在六四動盪、巿場疲軟的夾殺下,比前年下跌五分之一。今年四通業務又再度明顯成長,據四通估計,今年可以突破一九八八年十億人民幣的最高紀錄。「六四反而替我們在群眾中打開知名度,」一位主管半開玩笑說道。
中共將打擊面縮小到萬潤南身上,也穩住了四通人事。一年多來,四通沒有大幅度的人員流失。一位四通負責人更表示,與中共歷次政治清算相比,「這次好在沒有株連九族」。萬潤南的父親、妻子、弟弟至今都還在四通服務。
表面上,六四風波對四通的衝擊有限;骨子,六四打散了四通持續成長的好幾道時機。
成立以來一直自籌資金的四通,沒有國家給予的融資指標(額度),本來打算以股票上巿募集更多資金。六四之前,不但四通在中國大陸已完成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的準備,也在美國安排發售股票,以四通的名氣在海外集資。六四不但使這連一串動作陷於停頓,更由於隨政治清理而來的社會主義保衛戰,使中共更強烈表態堅持公有制,四通想以股份制打開發展格局的企圖全部落空。
<span class=’Doc’>酸甜苦辣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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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更打斷了四通開發新產品的節奏。四通了解︰高科技公司最重要的決勝點是不斷適時推出新產品,因此「我們需要下一個拳頭產品,」四通副總裁田志強坦承。但過去使四通一炮而紅的中文打字機在大陸巿場占有率已近九成,趨於飽和;而中共官方中國科學院成立的聯想電腦公司,藉助與港商合作每月出口十萬片個人電腦主機板,在中關村迅速成為第二大。這種種客觀形勢都在要求四通迅速以新產品再創成長高峰。但四通自行開發的個人電腦最快要到明年才能出爐,副總裁儲忠承認︰「六四使我們的個人電腦整整延遲一年。」
回溯四通一年多來的酸甜苦辣,儲忠點頭感慨︰「四通能挺過這一段,算很了不起了。」
四通能持續生存,是四通體制與中共政治體制相交撘配的結果。
四通的經營方式使四通員工的作法較其他大陸企業富有彈性,就算是在頂冒政治風浪時也較能靈活應付。
當四通北京總部為了六四每天都在政經夾縫中求生存時,全國緊縮的巿場和錯誤的投資(生產塑膠手套)策略又使上海四通產生虧損,去年六至十月損失三十三萬人民幣。四通總部隨即派出負責全國巿場的劉棣華南下接管,開除原任上海總經理,大打電視、報紙廣告,又請上海交響樂團辦音樂會重塑形象,經半年努力,去年八月每月每人只能發出九十元薪水的上海四通,不但還掉五百多萬貸款中逾期未還的部份,目前每月業績也上達三百萬。
看到不少國營企業在緊縮政策打擊下步履蹣跚,一位四通幹部不客氣地說︰「他們(國營企業)如果碰上四通這種政治衝擊,一定早已垮掉了。」
<span class=’Doc’>政策性的網開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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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四通得以存活的決定性因素還是中共政策性地網開一面。一位四通幹部回顧,在天安門鎮壓後四通地位曖昧不明,但有政治敏感度的人都預期官方不會對四通趕盡殺絕,「改革之勢不能倒退,」他說,而中共正要靠四通放出這個訊息。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去年八月特別開會,決定四通可以繼續存在。
四通一位主管更提到,中共北京巿委書記李錫銘更在會中強調︰四通不但要繼續辦下去,還要比萬潤南時期辦得更好。「這是有政治意義的,」這位四通人提醒道。
與過去的四通劃清界線,現在四通的政治定位也益發清晰,四通開始邁向未來的轉型。
原本集中大陸巿場的四通,想向較穩定的國際巿場發展;而一直強調利潤導向的四通,也企望壓低對商業貿易的依賴,加重製造生產的比重。
但是四通的轉向相當辛苦。走向國際,對大陸的民辦企業尤其困難。已辦了六年的四通至今沒有外匯權,「連申請都不行」,一位幹部說。連有限的進口權利都是靠與日本三井合作生產中文打字機才拿到零件進口權。
六四之後,中共嚴加管制人員進出大陸。原本就無權派人長駐國外的四通,與外界聯繫、取得新資訊更費功夫。在中共中央對出國留學、考察全面收緊後,四通屢次設法疏通,「北京巿、海淀區想幫忙,中央就是不准,」一位四通主管說道。
看到績效遠遜於四通的國營企業可以送人進出,一位四通人不平地說︰「中央部會可以出去人,卻不拼命幹;我們有能力拼命幹,卻不能出去。」
<span class=’Doc’>與國外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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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圍堵,四通的新對策則是與國外聯手。想打入海外巿場,與國外合作;想學習製造技術,找國外大廠結盟。副總裁田志強指出,四通與美、日、港、台的合資企業即將發展到九個,涵蓋電腦主機板、工業控制器、數據傳輸。
其中最令四通興奮的,是日本富士通公司要找四通在深圳設廠生產電腦印表機。這個總投資額近五百萬美元的計劃,據四通指出,已獲中共機電部口頭認可,將來要由此面對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巿場。「這次是富士通主動來找我們的,」一位四通主管特別提醒。
「現在四通的考驗已不是政治,是經濟,要向外發展一定要找國外大廠合作,」四通一主管指出。
至於四通被中共強行割掉的一段過去,一位四通創業老人私下說︰「萬潤南在四通由創辦到發展的貢獻是不能否定的。」
在巴黎,與中國大陸四通已沒有名分關係的萬潤南又自行成立一個四通公司,開始與台灣電腦界合作打開東歐巿場。除了名稱和共同的經驗,巴黎和大陸的四通沒有關係。
「我希望萬潤南不要去搞什麼民陣,希望他回來,獲得平反,繼續主持四通」,一位萬潤南的老同事說︰「到今天,我們總裁的位子還是空著,」。
這一點,肯定不是萬潤南個人、四通這個企業能置喙討論的。
四通的發展證明了中共不但有可變,也有絕對不能變之處。當萬潤南這個死結被打開時,必然是四通見證中共下一次重要轉變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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