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親是花蓮的鐘錶匠,他二十九歲創辦全球最大的主機板公司;他小時夢想開書店,後來是誠品最大的個人股東;他贊助無數藝文活動,出資研究兩蔣史料、拍攝本土作家的生涯紀錄片。
他是和碩董事長童子賢,手機、平板電腦及公事包裡,永遠藏著一冊書;他自認不斷汲取前人的心血智慧,而書店、史料、紀錄片,就是回贈台灣的禮物。
台北工專畢業、年紀輕輕與友人合創華碩電腦,貌似冷硬的科技人,童子賢如何與文學、歷史扯上關係?故事必須回溯自他的童年。
被書本「黏住」的童年
「我在花蓮瑞穗長大,那年代沒有臉書、沒有網路,在鄉下,光是生存就是一門艱困學問,」童子賢回憶。小時候,花東縱谷裡收不到電視訊號,台灣少棒打進威廉波特的時代,他們半夜帶著鞭炮開車上山,找一戶收得到訊號的農家,「院子裡一台十三吋電視,往往幾百人圍觀,旁邊還有人煮麵給大家當宵夜。」
童子賢說,在物質匱乏的年代裡,只要一丁點足以振奮人心的事物,就讓人萬分珍惜。開鐘錶店的父親,會遠自日本訂閱書報。他永遠記得,颱風夜裡,父親在燭光中,講述武田信玄的故事,也種下他親近書本的習慣。
「無論是教科書、漫畫書或歷史演義,只要一拿到書本,我的屁股就黏住了,」小時候課餘賣冰、過年擺攤賣鞭炮,五角一元攢下來,自己到郵局劃撥,訂購東方出版社的少年文庫,或是躲在操場樹蔭下,享受看漫畫的單純快樂。
國中時,楊牧的一篇散文〈瑞穗與水尾〉,談及他熟悉的家鄉,讓他就此認識楊牧、愛上讀詩。同時,他開始接觸文史思潮,發現「世上不只有小叮噹與諸葛四郎,」胡適是他的思想啟蒙。考上台北工專,「第一天到台北,我就搭公車到南港胡適墓園,後來常翹課去那裡讀書。」
工專時期,童子賢饑渴地閱讀一些「大人知道會生氣」的史料。同時主編校刊,議論時事,曾因一篇談鄉土文學論戰的文章惹禍,印妥的兩萬本校刊,他的文章被全部撕掉重印。
畢業後,童子賢差點到《中央社》當記者,結果生涯選擇轉了彎,進入宏碁、創辦華碩。但文學與歷史的基因,卻已深烙在他的生命裡。
不求回收 只求永續
二十幾年前,他投資協助創設誠品書店,心念很簡單,「我們的社會,不要只剩下我擅長的主機板,或筆電,或手機;就像我的小孩,我不希望他們只讀教科書,卻不打球、不看漫畫。」
「前人付出很多心力,留下很好的書籍、文化,讓我們覺得很愉悅;既然如此,我們應該將這種心情感染更多人,」他永遠記得,年少讀過胡適的一封信,當時胡適退回陳之藩歸還的借款,信中強調自己不求回收,因為「永遠會有紅利在人間。」
出資拍攝《他們在島嶼寫作》系列紀錄片,留下余光中、鄭愁予、王文興、周夢蝶等文學家的影像故事,也出自同一信念。
幾年前,童子賢就到處鼓吹「拍攝台灣文學家的影像紀錄」。有次,林懷民與他閒聊,提及自己已逾六十,童子賢則強調,余光中已年過八十,留下歷史紀錄的急迫感益發強烈。
「這個島嶼曾發生的美好文學經驗,應該用一種非文字的方式,記錄下來。因為對於年輕一代,影音傳播的影響力更大、更快。」後來,他與曾任職誠品的廖美立、導演陳傳興夫婦合作,決定先拍攝六位文學家的紀錄片,一方面累積影音資料庫,一方面培養編導人才。
用文化資產凝聚社會信心
無論是出資保存國民黨及兩蔣史料,或是拍攝文學紀錄片,童子賢都強調,社會集體記憶的重要性。「美好的文化經驗、大時代的變遷反省、我們的集體自覺,都值得留下來。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不能只記得後面一半,前五十年卻選擇失憶,這是很扭曲的人格。」
身為科技人,他認為傳遞、分享社會人文的感動,是每個人的共同責任。「台灣有許多產業,在經濟活動上是巨人,在文化活動上卻是侏儒。台灣不能到處都是侏儒,需要在地的、本土的、血脈相連的巨人,讓我們有文化上的自信心。」
童子賢的觀念裡,這些文化資產是凝聚社會信心的重要途徑。「立足於海峽的這一邊,台灣要有自信,不必比較數字大小、不必比較樓層高低、不必比較人口多少,而是享受我們的文化氛圍。搭手扶梯自動靠右、搭公車願意排隊、塞車時不會猛按喇叭,台灣從物質匱乏直到現在,人人可以抬頭說出自己的主張,是一種值得珍惜的變遷。」
未來,童子賢會與陳傳興、廖美立繼續拍攝《他們在島嶼寫作》,繼續創造如此文化氛圍,且將擴及海外的華文作家。
為子孫留住美好家園
不只分享有形的文史紀錄,童子賢也不吝表達他對公共議題的關切。
他曾與黃春明、林懷民聯名反對蘇花高,每次回花蓮老家,從餐桌上的家人到計程車運將,他忙著說服在地鄉親;他支持開徵證所稅,認為站在社會公平角度,資本利得者本來就該課稅;他更積極反對過度開發東海岸、厭惡吃魚翅及濫捕黑鮪魚。
談到這些議題,他不再只是科技公司老闆,彷彿回到主編校刊的感性與熱情。
「冬天天氣好時,花蓮機場能看到奇萊山頂的積雪,巍峨的山脈像是守護東部、守護台灣的神靈,回頭再讀楊牧的詩,那種感情的連結,並非憑空而來,」童子賢說,「我們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工作,享受她帶給我們的盛宴,希望盛宴過後,不會一片狼籍,甚至三、五十年後仍無法恢復,讓子孫來指責我們。」
身為企業經營者,他不擔心自己被貼標籤。因為,這些想法絕非陳義過高,而是非常理性的選擇,「就像我們買了一個四十坪的房子,絕對不會把垃圾倒在客廳裡。」放大來看,台灣的自然環境、台灣的社會文化,就是我們共同的屋宇。
直到現在,童子賢都在車上放著一本聖經,「當作格林童話來讀,」從字句中求取智慧、激發靈感。除了手機或iPad裡的電子書,他身上也常有紙本書籍,「我喜歡的書,會一次買兩本,其中一本拆開來,每次帶個五十頁,放在公事包裡隨時讀。」
這樣的習慣,讓他不忘本心,回花蓮大多搭火車、出國坐經濟艙,與年少創業的朋友,每隔幾年就相互詰問,「自己還是不是那個,十七、 八歲時的自己?」
那個少年童子賢,曾在主編的畢業紀念冊上,寫下「莫笑揮袖人故做瀟灑,今朝離去,此行闖蕩江湖二十年。」即便江湖老去,少年風塵,童子賢不曾忘記滋養他的土壤,也不曾忘記回饋與分享。
「我們曾接受社會無數的禮物,或許我們也能留些禮物給下一代。或許這些禮物不會讓他們尖叫驚喜,而是讓他們緩慢地拆開包裝,安靜地躲在某個角落,一整個下午沉浸在台灣的美麗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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