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政策」沒有政策？

但是，《經濟學人》話鋒一轉：「這樣的結果非常奇怪。並非對保守黨的批評不正確……而是人民對工黨的假設很奇怪。大獲全勝意味著某種歷史性的轉變、某種分水嶺的出現。但是英國目前看不到任何此類的轉變或分水嶺……在某些最重要的政策領域，布萊爾完全沒有說他要怎麼做，甚至連一點暗示也沒有……。」

將這段話中的「保守黨」改成國民黨，「布萊爾」改成陳水扁，是不是也同樣適用？

這番評論顯示，在老牌民主國家，輿論重視政見，更甚於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政黨輪替也不是換人做做看就可以，而是在整體的政策路線上，都要有「另一種選擇」。

然而，阿扁的「新中間路線」從選前以來，就一直被批評為看不出具體的政策內涵，等到新政府人事底定，雖然個別人選大都具有新意，甚至頗受好評，但是在未來的整體政策走向上，仍然給人紛亂無章的感覺。

拼裝車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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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新政府一方面要增加福利支出，討好人民；另一方面又不願增稅，以免得罪財團。財政部長許嘉棟釋放風向球，提出「新政府有加稅的空間」，立刻遭到陳水扁總統否認。

又譬如在核四爭議中，「反核四」是民進黨黨綱的主張，黨主席林義雄說，倘若閣員硬要建核四，將促總統撤換閣員；陳水扁總統卻說：「核四問題，國家利益高於黨派利益，不受民進黨黨綱影響。」彷彿原先的反核四政見只是一黨之私。

中興銀、台開連續發生擠兌，許嘉棟說：「該倒的就讓它倒。」陳水扁總統說：「能不倒的就不讓它倒。」

央行副總裁陳師孟主張開徵國家安全捐，陳水扁總統說：「個人意見別當真。」

政策的提出總是閣員的個人想法、或試探輿論的風向球，而非辯論之後的團隊意見。當外界反應不佳時，又變成部長與總統之間的各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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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企管系教授司徒達賢就認為，最近發生的許多爭議，在民進黨上台前就應該有清楚的想法，不是等到執政以後，才對舊政府的措施枝枝節節地提出挑戰，或發現政見根本難以落實。

就像英國的「影子內閣」，在野黨組成自己的教育、內政、國防……部長，針對每一項政策主題，都提出與執政黨相對的政策配套主張，所以當在野黨選贏了，每個人都知道誰要做教育部長，他的政策是什麼。「不是選完了以後，才滿街找人，」司徒達賢認為，民進黨成立十幾年，有充分時間做這樣的事。

其實民進黨黨內人士透露：「從沒想到這麼快會贏，一點也沒執政的準備。」他形容新內閣的組成好像「拼裝車上路一樣。」

就像企業經營必須先確立基本價值，才能發展各個階段的策略一樣，政府的政策也是彼此環環相扣。先有了大策略，才知道環保、教育、經濟各部分該怎麼做。

政策一環扣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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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政策就是最恰當的例子。在西方，對勞工的不同態度構成政黨的最根本差異：左派還是右派。在台灣卻沒有這樣的區別。

「新政府的基本態度是什麼？」勞委會勞資關係處工會科科長吳水郎好奇地問：「因為接下來一系列的政策走向，都會不同。」

如果是右派政黨，會優先考慮經濟發展、生產秩序的安定，勝於工人權力。這時，國家的基本大策略是立法介入勞、資雙方的爭議，由國家分配資源（當然，較偏袒資方）。過去勞基法之下規定的基本工時、工資、勞保、退休金等工人權益，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

但如果是左派政黨，就優先考慮公平、正義的問題，甚於經濟發展。這時，國家的大策略是扶植工會的力量，放任勞、資雙方談判。「重要的是工人的三種權力：團結組工會的權力、團體協約的權力，以及勞資爭議時的罷工權力，」吳水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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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德國完全沒有勞基法，「工人的力量太強了，哪需要國家來制定基本工時、工資？完全是由工會與資方集體談判決定的，」中正大學勞研所教授黃瑞明解釋。

新政府要走哪一條路？它過去與社運團體一起反對國民黨，政權得力於社運團體之處頗多，目前看來它頗善意回應社運團體的要求，未來仍是如此嗎？這是選票壓力的結果，還是政策面的深思熟慮？

「與其給工人多少福利，不如讓社會自主的力量壯大起來，讓他們自己去爭取，」黃瑞明如此認為。

然而，台灣尚有九七％公司沒有組織工會；許多工運人士都注意到，張榮發身為國策顧問團成員之一，他領導的長榮集團多年來不允許工會存在。「對這樣的企業主，陳總統的態度是什麼？」前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質問，新政府會將「不當勞動行為」（指雇主以不正當手段干預工會的行為）從極輕的罰鍰，改成刑法公訴罪嗎？

勞工政策也與經濟政策環環相扣。譬如，面對跨國競爭，工會力量要大到什麼程度？台灣即將加入WTO，面臨加速惡化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有沒有想好一套社會安全體系？所謂「改善投資環境」，究竟是跟別人比土地、勞力、租稅成本低，還是比研發、人力資源、生活品質高？所謂「產業升級」的內容是什麼？

最後，所有政策都與環保政策相關。「生態保育聯盟」召集人林聖崇舉例：「財政政策也可以談環保，如提高碳稅（因為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為國際管制的項目），」他也估計，如果阿扁要在路竹蓋第三個科學園區，「濱南、七輕、八輕都不能興建，否則水資源立刻出問題。」

「只有通盤都考量清楚了，才能定出政府的績效指標，」司徒達賢分析，否則首長表現好壞全看媒體的「風評」，做事不如作秀，「政府的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宣與公關的層次。」

英國工黨的前任代理黨魁哈特司萊(R.Hattersley)曾經批評布萊爾，他既要經濟發展，又要社會正義，還要環境保護，不承認其中有任何扞格之處，是「拒絕做困難的政治抉擇，把原則問題化為便宜行事。」

號稱「全民」的政府，未來能免除這樣的批評嗎？

事實上，已經有人對新政府做出悲觀的「定性」。「新政府會支持多數人認同、支持的議題，」一位長期參與工運的民進黨黨員預測。這意味著「不同的力量在國會裡較勁，誰的力量大，新政府就支持誰。」

「每次環保與經濟對立的時候，環保都一定輸，」林聖崇直截了當地說。

「陳唐體制與蕭內閣在政策大方向上，有哪一點不同？」司徒達賢反問。

決策模式改變

不過，仍有人從樂觀面來看，覺得有很大的差異。

立法委員李應元就認為，新、舊政府最大的不同，是新政府沒有利益掛勾的負擔。所以，同樣是重大爭議交付人民決定，過去因為資訊不充分，或政府刻意扭曲資訊，導致人民做出錯誤的決定。新政府會將資訊完全公開。

「這是一個經過辯論而達成共識的過程，不是誰的力量大就支持誰，」李應元強調。

經建會主委陳博志也以核四爭議為例指出，新政府最大的突破是「決策模式的改變」，讓蓋與不蓋的聲音有真正充分對話、交談的機會。

勞工陣線的執行秘書曾文生也認為，新政府至少有較大的理性對話空間。談起他長期與國民黨周旋的經驗：「過去不論你怎麼講道理，它（國民黨政府）就是不理你，只有集體抗爭的方式才聽得進去。」

大陸工程公司董事長、也是國政顧問團成員之一的殷琪，則從陳水扁個人特質的角度提出獨特而有趣的觀察。她認為，陳水扁是律師出身，特色是「顧客導向」，不會鑽牛角尖。如果某條政策路線阻力很大，不會堅持一定要走下去，他會尋找替代方案，「但最終還是會走到他要去的地方。」

這個分析與美國《新聞週刊》去年對柯林頓在位功過的檢討，極為類似。柯林頓也是一位被媒體批評為「每天清晨起床，拿著前一天民意調查來決定當天政策」的政治人物。但《新聞週刊》在他卸任前夕發現，他畢竟以鍥而不捨、迂迴曲折的方式，完成了多項主要政見。

如果這是一位國會未過半數的弱勢總統，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如果他最終仍能「走到他要去的地方」，人們將會體諒並感念他。如果這是因為政治人物心中缺乏原則，投機取巧，人們也終究會看清他。新政府能夠擺脫多少舊包袱，創造多少新氣象，需要人民持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