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週年刊

地下電台街頭游擊

經由收聽地下電台而參與街頭運動,會不會成為新的群眾動員方式?這些群眾將為街頭運動投下何種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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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四預算審查中、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拆除過程中、在街頭運動的動員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一群計程車司機和群眾,他們來自何方無人知悉、唯一能確定的是他們由地下電台動員而來。

 地下電台不僅在台北有數家,連中南部也有。在群眾動員上,他們成為最佳的傳播利器,無論報紙、電視、公開的電台如何封鎖,這些電台可以在剎那間呼籲群眾、動員群眾,最後形成力量。至此,我們已不能不問,到底這些電台、群眾和社會之間,是什麼關係?這樣的社會力,如何去定位?它會不會形成新的群眾動員模式?

 傳統上的群眾動員,不外乎經由社會組織(如黨部、地方團體、廟宇等)去進行群眾動員,其形態是人員互相認識、場面可控制、組織力量可以發揮。此次環保聯盟動員群眾反核,即是循此模式。

 但是由地下電台動員而來的群眾就不同了。他們是社會中工作時間較有彈性的人口,才能夠在這樣的上班時間被動員,例如計程車司機就是最好的動員群眾。由於他們之間互相認識不多,無法由組織將他們整合,加上半就業人口本身即存有對社會的不滿,於是群眾的可控制性就必然消失,只要有人以煽動性語言、動作去引導,這些群眾的力量甚至會變成原有組織的對抗者。此次核四預算審查最後關頭,由於激烈組織如台建等人員的加入,環保聯盟和林義雄的靜坐所顯示的和平抗爭意義,遂被激烈的對抗取代,和平示威者甚至必須對抗激烈群眾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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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的洩憤

 悲哀的是,由於和平理念和激烈對抗者之間的差異,環保人士最後竟變成激烈群眾的抗議對象,反核的意義消失在激烈與溫和兩派的對抗。

 平實的說,如果要把激烈反核的人士說成是「激進」,恐怕不是很正確,因為「激進」者有其對應的理論和行動,現場的激烈或溫和都有一定的步驟,端視其總體的激進策略而進行。但在反核現場,激烈者的行為不是一個有步驟、有策略的行動,而只是「洩憤」。因此,當他們受阻在立法院的溫和環保人士時,便轉往其他地方展開其「都市游擊戰」的抗議行動了。

 我想說明的是:由電台發動而來的群眾本身即隱含著不確定性,他們是都市的半就業或無業人口,不存在組織關係,也缺乏紀律性,但多的是對社會的不滿、對政策的不滿和憤怒。當群眾運動來臨時,隱身在群體當中的安全感,會使群眾的集體無力感和不滿,延伸為集體行動,以克服無力感,那就是集體的洩憤,也就是都市游擊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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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觀點來看,電台的動員群眾本身即隱含危險性,它是將公眾議題交由一群非組織的群眾,去採取行動,但行動的後果則根本無法估計。換言之,這是一場沒有策略、沒有步驟、沒有行動綱領的群眾動員,危險性正隱藏在這。

 做為可立即動員群眾的電台本身,因此必須體認這是一種新的動員模式,而更具有相對的社會責任,它必須用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去教育群眾,用理性的說服,取代集體的動員。即使如何動員、如何採取一定的紀律、如何在和平理性的範圍,進行有步驟、有策略的抗爭,也必須被列入群眾動員的考量。而不應該僅滿足於用破壞或洩憤的行動,來發洩情緒了。(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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