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只能劫貧濟富？

蒐集資訊勝過分析資訊

　媒體如此處理貧窮問題，與大眾媒體的商業本質息息相關。早在一九二六年，電視發明之前，美國的杜威（John Dewey）就對這種蒐集資訊勝過分析及組織資訊的作風，憂心不已。他在文章寫道：「電報、電話、收音機、便宜又快速送達的信件、以及出版業，這些能夠用低成本及快速複製資料的發明，已有了顯著的發展。但當我們審視是哪些資料被紀錄、被如何編排，以及用何種睿智的方式呈現，那評價可就大打折扣。」杜威指出，「新聞」的價值將消逝，「除非新聞與已經發生的事情產生關連，以及被整合成重大事件的一部份。」

　未能將新聞整合到更大的社會及歷史情境下，正是媒體最大的缺點。杜威說：「我們有的，只是對瑣事及聳動事件的詳加報導。」由於缺乏深度，媒體便準備了成千上萬的資訊，然後以大眾應接不暇的速度傳送，且彰顯其中的震撼效果，這從頭到尾就是煽情主義的表現。隨著衛星電視及網路的降臨，資訊氾濫的大眾媒體所浮現的智識貧乏，更是日益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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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娛樂化當道

　面臨這種矛盾處境，大眾媒體只有退縮到娛樂領域好尋求庇護。所以今天媒體是在以娛樂為主的前提下進行營運，至於教育及告知的功能不過只是點綴。在這種自我定義下，一種墮落的見解油然而生，那就是，有效傳達資訊的唯一方法是將資訊娛樂化。這種邏輯最近又在一個新混合詞「資訊娛樂」（infotainment）中獲得進一步的包裝。很多優良的電視節目，因為無法達到以娛樂指標為準的高收視率，被迫停播。其他許多益智類及教育類的節目，只好抽掉原本高雅的內容，改以娛樂型態播出。

　總之，在以「娛樂」馬首是瞻的驅使下，媒體呈現的情節，都是驚世駭俗、光怪陸離、非比尋常、觸目驚心、異國尋奇，而這些強化了大眾那些未經檢驗卻根深蒂固的看法。與此同時，許多電視也播出兩極對立的輿論或辯論節目，宛若體育競賽。這類節目志在形成衝突和緊張，而非建立共識及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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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新聞意義

　當然，這不是說媒體從沒譴責政客、腐敗及無能的官員。其實，媒體也有做這些事。只不過仍舊是譴責多於分析、澄清，以及提出長程的解決方案。

　杜威深信在民主時代，大眾媒體的正確角色就是賦予新聞事件的意義。但今日我們很難找到電視節目製作人或是報紙編輯會投注心力，尋求意義。今天的大眾媒體已揮棄這項機能。他們已無空間容納像傅柯（Michel Foucault）下述的見解：「我畢生職志就是要有效地指陳問題所在，並將問題推向最嚴厲的檢證，和歷經最複雜及最高難度的洗禮，以期使問題的解決方案，不會因為某些改革者或是政黨的即興想法，而匆促出籠。我要談的問題……都不是能夠輕易解決的。必須經年累月，而且靠基層大眾的直接參與，才能迎刃而解；此外，言論自由及政治想像力必須還諸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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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由於我們社會的財富及權力差距如此懸殊，以致很難想像窮人如何培養足夠的能力，理解問題的複雜性，以及找出解決之道。這也是為何即使最好的政治運動者，有時只選擇獻身鼓吹，而不直接從事勞苦的草根活動。但他們也深知如果目標是讓窮人從既有困境中掙脫，光靠鼓吹是不夠的。傅柯提醒我們，不應該老想當窮人的鬥士和代言人，或是替窮人借箸代籌的守護人。我們應該幫助窮人重拾語言的威力以及自發行動的能力。傅柯此語，似乎是說，窮人想要翻身就得靠自身努力。

　而大眾媒體能夠促進這種過程。也就是，大眾媒體可以幫助破除歷來對窮人的刻板印象。這種刻板印象長久以來，阻礙窮人試圖超越個人環境及文化情境加諸其身的限制。下面將詳細說明這種刻板印象是如何形成。

誤導窮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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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體而言，大眾媒體對窮人的報導，總是負面多過正面。窮人常被描繪成一事無成、懶惰成性、目無法紀、呆若木雞、沒有理性，以及暴力兇殘。一般總以為窮人動不動就毆打老婆、凌虐小孩，而且無意改善生活。窮人都打零工，不知儲蓄，不會安排人生。總之，窮人就是路易斯（Oscar Lewis）所稱「貧窮文化」（culture of poverty）下的俘虜。「貧窮文化」是個巧妙的概念，但嚴重誤導大眾對窮人的印象。因為「貧窮文化」意指某些人的貧窮是源自世代相傳，所以這些人的價值及規範早已牢牢定型，以致無法把握良機而翻身。「貧窮文化」下的受難者老被指責不斷製造貧窮，而大家總以為對此事是束手無策，除非透過教育才能打破這個邪惡的循環。總之，「貧窮文化」不把窮人的生活方式視為是對困苦環境的連串適應，而直接認定窮人就是貧窮的來源。

　換句話說，窮人被視為是與你我不同類的人。

　我們視窮人如同我們對少數民族那樣，打從心裡就排斥他們，認定他們無知、可怕、沒有理性。這種矗立在我們與窮人之間的心理及文化藩籬，正是窮人尋求解放的最持久障礙。沒有任何社會學理論、哲學道理，或是政策分析足以瓦解這些藩籬。

　但或許文學、民族誌，以及新聞學能做到此事。

媒體應有的角色

　就像美國哲學家羅悌（Richard Rorty）所言：「痛苦與語言無關。痛苦是有語言的人類與沒有語言的野獸所共通的。所以受虐的被害者，也就是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彼此之間，從形成同一語言的進程而言，並無太多交集。這也就是為何世上沒有『被壓迫者的聲音』，或是『受害者的語言』。」

　「受害者曾經使用的語彙已不再奏效，加上他們受害太深以致無法聚集新詞。所以把他們的苦難用言語表達出來的重責大任就落在其他人的肩上。自由派的小說家、詩人，或是記者可以勝任此事。但是自由派的理論家通常幫不了什麼忙。」

　那媒體在增進窮人福祉中能扮演什麼角色？就像羅悌所言，媒體可以喚起大眾注意那些因貧窮而喪失語言震撼力的人的苦痛。媒體可以藉著增進大眾用同理心體驗窮人的受苦，來幫助窮人恢復本性。媒體可以捕捉那些在最艱難環境下仍力爭正當為人的感人瞬間鏡頭，以使大眾與窮人站在同一陣線。

　窮人不需媒體成為他們的保護人。但大眾需要媒體不斷提醒大家，在同一社群裡，居然有成員每天過著沒有希望的日子，這是多麼令人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