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

公平與人權才是教育的核心價值

一九七二年,當時才三十五歲的阿侯銜命擔任芬蘭國家教委會主委,帶領芬蘭進行教育改革,這個位置,他一坐就是二十個年頭。已經七十歲、滿頭白髮、說話風趣的阿侯,因為接受《天下雜誌》專訪,重回十五年前離開的舊地。回首芬蘭的教育改革路,他坦言這是一個激進的變革,卻也為芬蘭打出今天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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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後,芬蘭面對產業結構改變,在加入EFTA(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歐洲自由貿易協會)、開始面向西方後,我們深深感受到,必須改變教育體制,才能迎接市場開放後國際嚴酷競爭的挑戰。我們需要更好的教育體系,訓練有能力的勞工,才能迎合現代科技與工業的需求。

同時,芬蘭也在進行民主化,左派政府在國會勢力更大,非常重視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這是芬蘭社會政策的核心,教育公平更是其中的關鍵。可以說,一方面是經濟需要升級,一方面是社會公平的價值,促使芬蘭進行教育制度改革。

第一步是改革基礎教育,將原來的分流制度,改為九年義務的綜合學校。我們的策略是在改革基礎教育的同時,也進行中學教育改革。但是,我們知道,如果師資不跟著改變,改革絕對不會成功,於是決定所有基礎教育的教師都必須具備碩士學歷,深化師資的訓練。對於沒有碩士學歷的資深教師,也給予在職訓練。

在規劃改革時,最重要的是說服老師接受改革,我們一方面保證,新制度不會影響老師的地位與權益,並且協助他們提升自我能力。此外,在決策過程中也納入老師的想法。例如,我們在規劃方案,並設立課程綱要委員會、教師在職訓練委員會等各種決策委員會時,都必定有教師代表出席,他們可以清楚看到政府要做什麼、在做什麼,老師也覺得自己參與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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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很幸運,我們是信任的社會。芬蘭教育改革是建立在信任專業上,我們信任老師、信任政治人物,家長非常支持改革,沒有積極介入其中,這並不表示家長對教改沒有貢獻。例如,每所中小學校都有董事會,由家長、教師和職員、以及社會賢達組成,董事會決定學校方向、課程規劃和人事,家長就是透過這種方式參與。

接受好的教育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

公平是芬蘭教育的核心目標,我們決定放棄所有形式的能力分班,因為我們相信,分班結果和家長經濟能力、教育程度有正相關,這是不公平的。不做能力分班雖然對老師教學是一大挑戰,但是我們已經做了價值選擇,要讓每個學生公平地受到好的教育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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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為什麼重要?對人口大國來說,放棄一、兩百萬人或許不會有什麼損失;但是,只有五百萬人口的芬蘭,必須好好照顧每一個小孩,一個都不能放棄。我們一開始就認定,接受好的教育品質是每個人的基本人權,即使是身心障礙的小孩,都有權利進入主流教育。這是我們芬蘭很強的社會意志,政治人物也有這樣的認知,如果我們根據小孩的能力做教學區隔,那就是違反人權,也違背我們的核心信仰。

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養學生成為一個文化人,不只是在數學、科學方面有能力,在人格、文化、生命等各個面向也要均衡。我們不以考試來衡量學生,沒有考試是為了老師能夠更專注在學生學習的過程,而不是考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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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學生在PISA的傑出表現,使得芬蘭教育受到舉世矚目。芬蘭之所以成功,有兩個最重要關鍵:一、政治共識,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政府,都相信教育公平是不能改變的核心價值。二、教育決策是永續的,不能變來變去。我們總是在持續演進(evolution),而不是瞬間變革(revolution)。我們的政策會一直延續,不會因為換政府而改變。
 教育體系的所有相關者,永遠知道我們要往哪裡去;相對的,我們信任老師與政府,能夠冒險、創新,走向對芬蘭最有利的道路。教育對芬蘭太重要了,如果我們沒有高素質和創新、積極的老師,就沒辦法面對新挑戰。

我相信我們在七○年代的決策是對的,雖然那是一次激進的改變,但是芬蘭教育體制運作得非常好,可以面對未來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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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芬蘭教育目前也面對一些壓力,例如,缺少教師,當老師都有碩士學位後,以老師平約兩千~兩千五百歐元的月薪,很難跟其他行業競爭。另外,有愈來愈多移民加入,芬蘭從同質性社會變成多元社會,移民要如何融入芬蘭的社會與教育體系?這是政治問題,也是教育問題。

更重要的是,目前芬蘭經濟固然很強,但是全球競爭愈來愈艱困,如何讓教育保持高品質、高等教育更有競爭力,這都會影響到科技業是否能留在芬蘭,以及我們能否繼續留住諾基亞,教育只會愈來愈重要,我們一點也不能自滿、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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