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有個紅樓夢,」前台大教授,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巫和懋,帶著《天下雜誌》記者參觀古意盎然的辦公室時說。
林毅夫出身台灣宜蘭,是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十五年前,他創辦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磚一瓦,修復了偏僻一角的殘破紅樓——朗潤園。上個世紀初,這座頤和園邊上的庭園,曾經是慈禧偏安時的軍機處,是中國走出封建的歷史現場。如今,朗潤園要再成為中國變遷的大腦。十月二十五日,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升格成為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為第一座國務院直接補助,卻不隸屬的學術智庫。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發展研究中心兩個官方經濟智庫區隔。
夢已不是夢。
在國務院支持下,北大國發院將有一塊新的地;人員再擴編一倍,新增三十個研究員;大陸的社科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相當於台灣的國科會)、教育部與國務院下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三個資金來源,都將編列預算,支援這個學術智庫進行長期政策研究,範圍涵蓋人口、環境、土地、財稅、金融制度、勞動力、健保。
「國務院很重視,」巫和懋說。
國發院成立後的第一個研討會,國務院就派出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出席。這個小組是大陸財經決策的最核心單位,小組組長就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從大環境來看,北大國發院的升格,是大陸開始看重智庫功能的一個顯影。去年,中共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明示將鼓勵思想庫發揮影響力。林毅夫趁機提出轉型計畫。
「美國一流大學的經濟系,旁邊都有個智庫,」巫和懋指出,像哈佛、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與NBER(美國國家經濟研究院)互通;史丹佛也有著名的經濟研究中心。在美國,學者在學術與智庫之間互跨,學術智庫在公共政策領域往往扮演關鍵的角色,國發院也如此定位自己。「這是我們堅持留在北大的原因,」巫和懋說,純做政策研究,容易與最新思潮脫節,政策研究要建立聲譽,必須立足於學術。此外,留在北大,還有財務獨立的好處。不像台灣的智庫,九成以上財源必須依賴政府標案,巫和懋坦白地說,國發院靠著教學收入,就可以維持研究院的開銷。國發院目前只有三十個教授,跟台大經濟系差不多,但一年有一千個畢業生,六百人是大學部拿雙學位,二百個企管碩士,一百個EMBA,正統碩士生四十五人。畢業生數量是台大經濟系的四倍以上。
「大陸的制度是超級有彈性,」巫和懋說。
然而,彈性的另外一面,也造成北大國發院教學的扎實度有待商榷。每兩年會拜訪一次北大國發院的中研院經濟所所長彭信坤就指出,國發院的研究的確比過去進步,但學生普遍反應,那個環境不容易做理論研究。北大也希望中研院能支援指導他們的碩、博士生。
「學者太年輕就投入政策研究,不見得是好事,」彭信坤也質疑。在國外,年輕學者的精力多半用在扎根,把理論研究做好。等到基本功練得差不多了,再去做政策研究,想法較成熟。但國發院年輕學者太早就忙著上電視,談政策,長期下來不見得是好事,「研究還是需要花時間做。」
而且,在大陸的政經環境下,智庫的貞操帶──獨立性,能不能存在,許多人也態度保留。彭信坤透露,大陸學者還是難脫為政策背書的宿命。大陸中央許多政策,會要求學者上中央電視台評論,但評論內容如果跟官方方向不符,廣告空檔,領導電話一來,下一節,學者就必須趕快修正。
針對獨立性的質疑,巫和懋反駁,國發院寧願留在北大,就是希望可以維持獨立性。他舉例,最近送給國務院的農改政策報告,就是市場決定與政府介入,兩案並陳。
智庫消長,牽動兩岸局勢
總體來說,彭信坤還是不得不承認,北大國發院持續在進步。智庫最大的資產是人,國發院財源穩定,人就能匯聚。而智庫的力量在於影響政策,如果政府重視,智庫就容易跟企業募款,變成正循環。
「智庫應該做中長期的研究,我在台灣做不到的事情,在這裡做到了,」當過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兩年多前被林毅夫挖角到北大的巫和懋感慨地說。
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而知識分子匯聚的智庫,也是國力消長的重要變數。尤其,促成北大國發院轉型成功的林毅夫,和國發院副院長巫和懋,都出身台灣,更顯現台灣長期政策研究人才出走的深層危機,是兩岸局勢的一大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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