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過二十一世紀的首場金融風暴，二○一○年成為「後危機時代」的第一年，充斥著強勁的變動、不確定與紛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美之間的人民幣匯率之爭，以及隱藏在後的貿易保護情緒高漲。
在二○一○年一開始，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曼就預測今年是「中國的新年」：今年人民幣匯率將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但對中國大陸而言，並非一個好兆頭。克魯曼宣稱，由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美國喪失了一四○萬個工作機會。
面對國際各方壓力，總理溫家寶在中國大陸兩會期間重申人民幣匯率沒有被低估。但同時，美國一百三十位國會議員聯名要求美國財政部，在四月十五日的報告中將中國大陸列為匯率操縱國，雙方衝突迅速浮上檯面。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隨後宣布，將延緩提出原訂在四月十五日向國會提出的匯率政策報告，暫時避開是否指控中國大陸為匯率操縱國的棘手問題。
從○五年七月到○八年年中，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上升約有二○％；但是對美的貿易順差卻是有增無減。雙方決策者都了解到，人民幣匯率可能是造成大陸對美貿易順差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是最重要或唯一的原因。中國大陸的外部失衡應歸緒於一整組原因，包含消費不足和要素價格扭曲等長期因素，要想消除貿易失衡狀態並非一蹴可就。
但在面對國內政治氣氛的壓力下，雙方在人民幣匯率的議題上已進入了政策賽局的一個困境。如果中國大陸在美國壓力下讓步，這將使美國得分而中國大陸喪失顏面。如果雙方均不讓步，美國財政部被迫指責中國大陸操縱人民幣匯率，隨後而來的貿易保護措施必將使雙方均蒙其害。這樣的局面，類似賽局理論中常見的「飆車族」（game of chicken）困境，有可能產生兩敗俱傷的結局。
其實，中國大陸在二○○五年七月以後就宣布實施「匯率機制改革」，遇到全球金融風暴才在○八年停止人民幣浮動。到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還是強調人民幣採取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如果沒有外在的壓力，依國內維持宏觀穩定的需要，是有可能恢復人民幣的浮動匯率制度。
中國大陸去年經濟成長率達到八．七％，但貨幣成長率也高達二七％左右，已存蓄相當大的通貨膨脹動能。繼續採取盯住美元的政策，又必須再多發行基礎貨幣來購買美元，無異於火上加油。
中國大陸未來可能在暫時較趨和緩的國際壓力前，選擇跳出過去的被動反應模式，主動重啟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不但有助於緩和國際間的貿易保護情緒，也能舒解今年蓄勢待發的通貨膨脹壓力。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暨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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