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學來了！

第二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

在中國大陸，江澤民以來，每一任國家主席慣例掌權十年，前兩年蕭規曹隨，之後的五年計劃才是重點。

二○一六年起的第十三次五年計劃，公認是習近平經濟學的關鍵。但過去兩年，習近平早已不斷出招，除了具體指標尚待今年秋季公布，習近平與李克強的藍圖框架早已顯現。

楊開煌指出，習近平的中長期藍圖就是去年中共黨代表大會後，自己參與起草的「四個全面」。

楊開煌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習近平的治國總目標，方法有兩個：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一是「全面依法治國」，前者就是經濟改革，後者就是政治改革；最後是「全面從嚴治黨」，這是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共產黨一黨專政不會變。

「這是一個不提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他要把黨員的權力關進籠子裡，這可是要革中國五千年官僚文化的命啊！」他說明其難度，「但他如果成功，就有可能成為繼鄧小平後，第二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的藍圖絕對影響中國未來三十年。但一旦失敗，就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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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政治同時改革，是習李政權與過往二十年江澤民與朱鎔基、胡錦濤與溫家寶政權最大的不同。儘管已經過了兩年，北京政壇的氣氛依舊如能見度不高、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灰色穹頂。

被問到未來五年？受訪者常常一陣靜默。「很難說……」總是他們的答案。「反撲還在牆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形容。

內政是中國未來五年最大的不確定因素，相較起來，習近平經濟學的改革路反而相對明朗。

進入中國採訪前，《天下》記者原先預期見到一個經濟減速、愁眉苦臉的中國。記者兵分三路，一路深入經濟減速重災區的老東北；一路從離台灣最近的福建福州出發、到杭州、上海，兩路人馬最後在北京會合。結果卻發現，我們可能正在目睹鄧小平南巡以來，中國經濟的最大博弈。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抵達深圳，用特區做槓桿，摸著石頭過河，開啟了中國大陸「不問主義，不管黑貓、白貓，只管抓老鼠」的三十多年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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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習近平與李克強定錨自由貿易示範區、萬眾創業，民間資本、製造業升級等三支最新的改革槓桿，將要「倒逼」（強迫）改革，衝撞利益階層。

改革槓桿1：上海、天津、福建、廣東現場

自貿區，把官員權力關進籠子裡

四月二十三日一早，《天下》記者走進上海浦東新區政府的辦公大樓，採訪上海自貿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朱民。他三天前才剛剛到北京商務部受完一天的訓，那一天商務部公布了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區的總體方案。上海擴大了四倍，是最大的自貿區。（見八十四頁）

「這是對我們過去一年半的一種肯定，」長得很像韓劇《未生》裡熱血科長的朱民朝氣蓬勃地說。

一年半前，李克強宣布成立上海自貿區，實驗投資負面表列等簡政放權的措施。朱民形容，一年半來，一百多人的自貿區管委會忙得不可開交，不斷公布新做法，自己也要學，還得招待來自海內外各地的參訪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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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政府以為示範區可以從中央拿到什麼優惠項目，參訪完後發現不是，都說這事他們做不來，你們上海做就好，」朱民形容。不給優惠，只擴大開放。從上海開始，自貿區是習李政權向大陸官員，示範「簡政放權」、「行政改革」的槓桿。

例如設立公司，過去登記公司需要審批，在自貿區只有列在負面清單的一二二個產業需要批准。其餘只要上網填一張表報備就行。因太方便，自貿區裡廠商開開關關很頻繁，「拿到公司名冊也沒用，因為每天都在變，」國泰世華上海自貿區支行行長黃秋藤說。紮營在前線，黃秋藤是台灣最懂自貿區的銀行家。

「其實不只有官員不習慣，很多廠商也不習慣，一直問真的不用批嗎？」以外商為主要客戶的君倫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丁德應，迄今仍常接到客戶電話詢問。

範圍擴大到浦東精華區：陸家嘴、張江、金橋後，權力被削弱的官老爺更多，行政改革的實驗幅度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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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說，過去，自貿區管委會一百多人相對獨立。但現在管委會搬進有幾千人的浦東新區政府辦公樓合署辦公。管委會只留三十人負責研究與協調，其餘全數打散到各局處。過去四個月，浦東新區處級以上幹部分三批，已有五百人接受培訓。「這完全改變了一級政府的運作，」朱民直言。

激烈的反貪，讓官員恐懼；簡政放權、依法行政，建立新官箴。楊開煌指出，這個新改革的後遺症就是官員怠工與離職潮，沒了過去靠潛規則運作的方式，行政效率退化。這波官員離職潮也是自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後，最盛的時候。

改革槓桿 2：瀋陽、長春、北京現場

逼出轉型，留住製造業創富

鏡頭轉向東北，四月二十日，中國首富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永隆銀行董事長馬蔚華等上百位商界大老，以及千位商業人士齊聚瀋陽的中國企業家俱樂部綠公司年會，年會主題之一就是「中國製造二○二五」。

選在瀋陽開會，有另一層意義，因為東北除了是中國歷史悠久的重工業基地，現在還是中國機器人產業的新重鎮。中國國家級八六三計劃扶植的機器人公司，就是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公司，新松總裁曲道奎被稱為中國機器人教父。

由軍警開道，一路交通管制，《天下》記者跟著中國商界大老，一同深入瀋陽新松。在馬雲面前，曲道奎親自解說，「中國製造二○二五，就是要透過市場力量倒逼傳統製造生產模式變革，淘汰高勞力、高耗能、低技術的產業，實現中國說了很多年，卻做不到的產業轉型 升級。」（見九十頁）

曲道奎直言，要中國製造業自己革自己的命非常困難，但現在社會環境，霧霾等問題，逼著中國製造業非變不可；機器人生產技術成熟了，再加上，中國物聯網技術領先全球，可以透過市場力量逼製造業改變。

讓馬雲與曲道奎在東北相見，因為真正的製造二○二五，不光是生產線裝上幾個機器人而已，而是從市場銷售改變生產。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劉戒驕解釋，這個計劃的全貌是要製造業能運用訊息技術、大數據，鼓勵全面自動化、機器化。

劉戒驕透露，二○二五年中國製造的目標是產值達到美國兩倍。用技術與市場力量倒逼世界工廠改革，目標是未來十年內製造品質追上日本、德國，工業總產值達美國兩倍，從製造大國變成製造強國。

製造強國，是習近平經濟學帶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政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國強分析，人力流向服務業會產生一個悖論（矛盾）。因為雇用大量人口的服務業如餐飲、零售的生產力，其實比製造部門低。如果放任這樣的產業發展與人力轉移，中國大陸的國民所得將無法提高。這是為什麼非得靠創新，把製造業留住的原因。

改革槓桿 3：杭州、瀋陽、北京現場

萬眾創業，狂熱有如另類紅衛兵

創新之外，創業是習近平挑戰舊模式的改革槓桿。

許多創業者告訴《天下》記者，拜網路公司在美國上市市值屢創新高，去年下半開始，創業在中國變成熱門議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三月工作會報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策，有如在汽油桶中丟入一支火柴。（見一○二頁）

隆國強認為，中國大陸正在經歷發展觀的改變，這一屆領導人更強調機會的均等，要讓草根的人有更多創業的機會。政府不知道誰最後會成功，但每一個人起碼有平等發展的機運。「這個政策主要是為了大學生。七百萬畢業生人人都是懷抱著夢想，他們不可能全進政府機關，那就讓他們自己選做什麼，」他解釋。

毛澤東將年輕人的熱情導向主義狂熱，鄧小平將年輕人的熱情導向改善生活，習近平經濟學則將中國歷史上最大量的高素質人力，導向創新創業。

年輕無懼，他們加速網路改寫中國傳統商業模式的速度，倒逼傳統行業。

加上，大陸的中小國有企業再啟民營化，讓民間資本進入管制行業，快速扭轉國進民退的趨勢。

彰化基督教醫院行政副院長陳秀珠，臉兒圓圓，說起話來有著令人溫暖的台式口音。

與大陸背景、香港上市公司遠東宏信合作的彰基，二○一三年一月在上海成立醫管顧問公司，如今已受委託經營大陸六家醫院，分別位在內蒙古、河南、福建等地，也正在規劃北京、黑龍江、哈爾濱的醫院。陳秀珠每個月只有四天在彰化，儘管每個週末都回家充電，但在中國到處飛的她，仍常常醒來不知自己身在何地。

「未來五年，民企在中國醫療絕對有機會，」她篤定地說，在中國國務院發布二○二○的「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明確寫上「社會辦醫」。未來民營醫院總床數要佔整體的三成。

古希臘哲學家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一根槓桿，我就可以舉起一個地球。循著鄧小平的特區思路，習近平想用近二十年來最集權的政治力量，用三支改革槓桿舉起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扛起近十四億人的生活。

習近平能不能成為第二個鄧小平？甚至超越鄧小平？反撲仍在牆後，這是個大改革的時代，也注定是個高風險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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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別把過熱當常態

曾任中國人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樊綱，是中國公認最好、最特立獨行的經濟學者之一。待過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與哈佛，他是文革後，極早期受過較完整西方經濟學基礎的學者。1990年，他與另一位經濟學家張曙光以現代經濟學分析中國轉型，奠定了他的地位。

現任十三五專家委員的他，分析中國經濟的現況與未來：

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基本上共識是有的，最大的共識是「中國仍是落後國家，得發展」；第二，作為落後國家的發展潛力還在；第三，中國經濟潛力要發展出來，就得積極做事情，結構要能調整。

要談中國經濟，得認清區分景氣循環與結構問題。我不認同經濟成長率7%是新常態，因為中國長期以來潛在GDP就是6.5%到9%，別把過熱當常態。過去30年，中國也沒幾年成長超過10%，幾個過熱的年份把平均拉高了。

中國現在在軟著陸，只是問題可能嚴重一點，因為這次是2004到2007、2009到2010年兩次過熱後的跌價。第二個過熱的主因不是「四萬億」（四兆），問題出在地方融資平台發債了六萬億。中國政府一發現過熱，早在2010年4月就開始不再強刺激，開始因應。但中國一向就是軟著陸，不像美國說破就破，因此會拖比較久。

上次軟著陸花了8年，這次才走了4年，現在雖然應該已在底部，但調整期可能還沒結束。十三五的頭兩年，還得面對過剩產能、地方債務問題。

所以不要把過熱當常態，調整期也不是常態。

按照現價，中國人均GDP仍只有美國13%。台灣1979年就是美國13%，現在是60幾。台灣在79年之後，還有20年的高成長，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高成長的潛力還是很大。

中國勞動力的問題不是總量用完，而是轉移到工業部門的速度放慢了。中國農民量還是很大，問題在農民工到城市工作10年後，因為他在城裡沒有社保、沒有戶口、沒有住房，小孩還不能上學，在城市裡待不下來，平均10年就得回鄉。

他一回鄉，中國那麼一點地，人力就回到低生產力，收入拉不起來，貧富差距會一直固化。政府必須改革社會保險體系，從現在地方自辦變成全國式、可攜式的，最重要城鄉要有工作機會。像富士康到內陸就找到很多有打工經驗的人，可以把勞動力利用起來。（陳一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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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依法治國有「光譜」　政治改革，哪些是真的?

政治與經濟雙翼改革，是習李政權與重心在經濟改革的江澤民、胡錦濤政權，最大的不同。

「依法治國」是政改的主旋律，也將影響中國大陸的投資環境，與「天子」腳下人民的生活。依法治國，玩真的？玩假的？

「假到真時真亦假，大陸的事，真假很難說，」中國著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北大法學院教授賀衛方回應。

從大局來看，前北京政法大學校長江平認為，中國共產黨把依法治國寫入決議，是中國五千年來第一次法治的表達，在人治了幾千年來的中國是一大進步。但「它仍有些不足，它沒有處理黨與法治的關係，」他開門見山。「真正的法治，不可能有一種權力一直在法律之上，」賀衛方說。

他觀察，去年底召開的中共黨代表大會有個特色：空前強調依法治國、憲法權威、黨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但另一面，卻又空前強調中共對憲法、立法的修改權，黨要更嚴厲控制法律教育、律師執業，「它的法治顯然不是一般理解下的法治，而是把共產黨的意志轉化為法律，來控制國家、控制國民。」

綜合多位法律專家、會計師的觀察，大陸的依法治國有個光譜。在非涉及共產黨領政、輿論與高層黨員權力的事務上，的確正在簡政放權，用法律明定權益義務。反之尺度則收縮得更緊，更集權人治。

中國正在修訂攸關產權、市場遊戲規則的根本大法──民法，希望降低商人跨區經營業務的不確定性。跟外資相關的三個法規，將統一為「外商投資法」。「市場經濟相關的配套法治與司法標準統一，這部份會有努力，」賀衛方指出。

在司法獨立上，中國基層法院屬縣級、中級法院屬區級、最高法院是省級的。過去，由於三級法院與行政區管轄重疊，各級書記都可以主導法院審案。

去年底，大陸開始設立跨行政區的法庭，中級法院以下未來可跨區受理訴訟，減少行政權對法院的干預。「但最高法院還是沒有跨區，顯示省級以上的書記還是不願意放手，」賀衛方觀察。

「未來在中國，當小商人、中商人的經商環境會變好，但企業一旦變大，就得與權貴資本結盟，這個遊戲規則不會變，」《產經新聞社》中國總局特派員矢板明夫總結。

面對新的法制環境，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外資必須認清「超國民待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以後中國經商的關鍵是「市場開放不開放，而非優惠不優惠。」

「外商自己決定要不要中國市場，」他強調，「但別忘了，中國企業的遊說能力也比過去強了，中國的競爭局面已經改了。」（陳一姍）